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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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也有人怕,方励之那些人怕,因此做尽损害自己国家的事,但这种人不多。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绝大多数的人会清醒过来,学生思想也会清醒过来。
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前一段消费过热,我们给人民打了招呼,要过几年紧日子。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七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就是要加深合作和交往,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政治上,我们共同为世界的和平、首先是亚洲的和平而努力。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一九七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一段时间,我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我离开军委领导岗位的时候,也应该跟大家讲点话。我的话很短。
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再一点就是,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谢谢大家。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