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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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康有为（1858…1827）的《大同书》和五四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明中国式革命观的凸现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分析康有为《大同书》的逻辑，可以证明康有为的终极关怀是拟佛学，并用拟佛学为新道德来建构理想社会15。照理说从价值取向上讲康有为很容易接受中国式革命观，但事实上康有为本人却一辈子反对革命。为什么会这样？从思想史内部分析，这正是出于康有为接受进化论。他认为大同理想虽好，但社会进步依靠点滴改良而不是实行突然而彻底的变革，故在康有为思想中「革命」并无正当性。一旦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宇宙规律，在新的天道中，不仅新道德可从宇宙规律推出，彻底而根本之变革和拟佛学式的新道德亦互相整合，这样接受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知识分子就远远超出无政府主义的范围。因为建立在拟佛学道德之上的新社会理想可以从唯物辩证法推出，共产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就有了本质不同，前者是科学的而后者只是乌托邦。《大同书》在五四时期及五四后并没有多少人阅读，而共产主义却具有不可抗拒的征服人心的力量。新知识分子只要承认辩证唯物论是宇宙规律，即使暂时还不把破除一切差别的拟佛学当作新道德，从辩证唯物论到唯物史观到接受共产主义、进一步认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一条没有阻碍的坦途。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时，号召干部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这说明五四后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和拟佛学类似的道德价值，不同的只是共产主义通过辩证唯物论合理化了。辩证唯物论固然来自于西方，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唯物辩证法却和王船山的气论存在着某种联系（金观涛、刘青峰，2000：288），因此佛学推崇的新道德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中国近代传统的现代化。如图四所示，革命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是1919年后，而其主要意义又是共产革命，因此第三阶段革命观念变化的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确立。作者信息
作者：金观涛
简介：金观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讲座教授 学术中华 版权所有 Copyright（c）1999…2008 xschina All Rights Re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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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05年9月B 》》 时代专题 点击量：2605 发布时间：2005…09…23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二） 六、暴力的正当化和斗争哲学
从关键词统计和意义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革命观逐渐形成的历史图画。1898年前，士大夫虽已用「革命」来指涉法国大革命，但「革命」一词仍代表中国传统的革命观；而谭嗣同《仁学》最早表达了一种以积极有为精神冲破网罗的新道德，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萌芽。1900年至1911年间，西方革命观念传入，以冲破网罗取消一切差别为新道德的革命观，主要是那些主张暗杀、将彻底推翻一切不平等制度付之于当下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成长。由于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主流思想，与其相应的宇宙规律是个体点滴进化，而不是作为革命的彻底改变；故当时的革命观念中道德和宇宙规律不能整合成一整体结构。这一时期西方revolution诸含义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共存，构成革命观念多元局面。新文化运动后期，唯物论和辩证法取代替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时冲破网罗取消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可包含在新天道中，彻底激烈地变革和宇宙规律也没有矛盾了，这使得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有了科学根据。其后果是中国式革命观念的合理化和凸现。从此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可以从新的天道—辩证唯物论中推出，并溶入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将破除伦常等级、取消一切差别及冲破束缚人的网罗作为新道德新伦理，形成一种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革命人生观。这时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又变成如图一所示的整体结构，不同的只是它拋弃了易姓这一层意义，并使天道有了新的内涵。这种新结构既是用中国传统革命观对西方revolution重构，亦是儒家道德价值的逆反作为新天道的结果，它是中国大传统在西方冲击下对道德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重建。在上述过程中，传统革命观的深层结构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保存下来了。
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建立意味着革命成为至高无尚的新道义。它带来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实行彻底变革的正当化。必须指出，由于「革命」这个词直接和彻底根本改变相联系，一旦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新的天道，革命的流行不仅意味着对整体彻底变化的推崇，也意味着视暴力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斗争哲学的成熟。众所周知，辩证唯物论中的辩证发展观来自于黑格尔Hegel； Georg Wilhelm F。 （1770…1831）哲学。黑格尔辩证法将任何规定性和其对立面（该规定的否定）的共存，视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将西方革命观念中的进步和求新价值纳入黑格尔的发展哲学，任何一种本质规定性的自我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将成为进步的原因，质变以及事物的矛盾性或内部激烈斗争即变成和进步等价之革命的主要内容，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之内涵就同革命另一重意义——激烈而彻底改变等同，点滴之改良因不是质变也就和革命对立起来。
马列主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提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含义不仅和激烈改变及斗争等含义合而为一，而且它同革命观念中用暴力夺取政权之意义相联，从而导致暴力革命化和合法化。列宁Vladimir I Lenin （1870…1927）曾将革命定义为：「被压迫阶级运用革命的暴力」16。这里革命被等同于暴力，暴力史无前例地用革命的名义正当化了。十分有趣的是，列宁在暴力前面加了一个限定：革命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循环定义，即用革命来定义革命。然而详细分析列宁的定义，可以发现列宁用于限定暴力的「革命」实际上是革命观念另外几重意义。它们就是革命观念中原先包含的进步观念即整个唯物辩证法哲学。列宁对革命的定义实为暴力正当化最好的例子。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是蕴含在马列主义之中的。列宁主义将阶级斗争和暴力推翻旧社会正当化，当然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暴力的合法化。从词原汇统计上讲，「改良」和「反动」从此以后具有负面含义，就是最明显的证据。「改良」这个词本身包含事物经改变成为良好之意，本来是很难赋予否定性价值的。但是自1919年后「改良」对于新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不要革命，或等价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必须批判的对象。「反动」这个词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在中文语境中出现，一开始是科学术语，用于指涉反作用和反动力。反作用与反动力是否正当，取决于推动力的正当性。五四以前随着推动力指涉对象不同，「反动」有时具有负面价值，有时正面运用，很多场合是中性词汇。
1898年戊戌变法由光绪皇帝（1871…1908）和少数维新知识分子推动，慈禧太后（1835…1908）搞政变是对改革的反动，故当时就有人批慈禧太后「反动」，「反动」一词具有负面含义。当推动力代表外国人入侵，「反动」又是正面的。如梁启超曾这样论述：「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梁启超，1996：46）当推动力价值中立时，「反动」亦无价值倾向。例如胡适曾这样说：「我说这段话，并不是说一切学理都不配作根据。我但说：大凡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百分之中，有几分是守着师承的旧说；有几分是对于前人的革命反动。」（胡适，1918：4…3）。这里「反动」并没有负面意义。从图四可见1919年前「反动」一词极少运用，正是随着1919年后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勃兴、暴力正当化，「反动」一词才获得确定的负面含义，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
就暴力正当化和斗争普遍化泛滥程度而言，中国式的革命观往往比列宁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是将破除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投射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形成。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把个人道德投向社会规定理想社会形态、甚至和整个宇宙秩序联成一体以形成天道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将宇宙规律、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整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结构。所谓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就是把拟佛学的革命道德注入这种天人合一结构，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的革命人生观。所谓以革命为终极关怀，就是以拟佛学的取消一切差别为理想道德境界。这种道德的宇宙论根据为直线性道德向前进化观，它是王船山理在气中、理随气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版；代表这种革命道德的社会制度是取消一切差别的大同社会（金观涛、刘青峰，2000：275–337）。道德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这种革命道德应付诸行动，可以用毛泽东（1893…1976）青年时代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概括。我们称其为革命人生观或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把革命加斗争作为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一方面意味着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另一方面斗争也是纯化无产阶级道德的修身方式。它蕴含着日后毛泽东据此发动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让广大党员在运动中纯化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从1940年代毛泽东思想诞生以来，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反右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贯穿着斗争哲学通过批判对立面的来修身的逻辑（金观涛、刘青峰：1997）。
剖析中国式革命观的整体结构，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的本土思想根源，另一方面是想强调中国式革命观和马列革命观的区别。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故中国曾发生苏联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狠批私字一闪念」的做无产阶级圣人运动。
七、革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现在我们可以站在高山之巅来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革命。只要尽可能擗开价值判断，很难否认革命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革命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传统革命观念转化为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正好代表了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其背后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转型机制。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角度考察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形成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归为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所谓选择性吸收，是指中国文化不改变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自身的意义来想象并接受外来观念。中国传统「革命」的意思是改朝换代。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没有被质疑，「革命」一词很少在政治文献中出现，士大夫使用这个词时大多用于描述动乱、易姓等传统含义。即使用它来译revolution，亦是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来想象法国大革命，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选择性吸收，它实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尝试。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必定被学习阶段所取代。
第二阶段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所谓学习，本质上是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它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经的阶段。1898年至1915年，「革命」一词摆脱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意义，获得西方revolution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种种现代含义。在西方冲击下革命观念所获得的诸种新含义中，某些意义是中国特有的。如来自谭嗣同冲决网罗、将破除一切差别视为新道德，成为和个人道德相关的革命道义。正如前所说，第二阶段是儒学部分退出公共领域，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观念层面的表现。
第三阶段是革命各种意义重新依据某种模式整合为一种整体，它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绅士公共空间导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即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方现代社會组织方式失败而引发，其后果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对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