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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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曹聚仁的命运开始走入时局所设的迷局与他自身命运的特殊转机中。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共产党全面胜利之际，曹聚仁却别妻抛子，羁旅异乡，到香港独居了近20年。他以一个自由记者的身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于新中国的见闻。曹的身份在他在世时，即被坊间流传为“两岸密使”。在后世颇多的研究文章中，韩三州认为：“因为国共两党都有他的师磉，如邵力子是他的恩师，吴稚晖为他心折，蒋经国是知遇之交，陈独秀也颇有交往，毛泽东两次接见，周恩来多次晤谈。”
第四章：向前进……（2）
近年披露的史料，已将他当年身负的使命解密。北京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就有多处记载。
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只是世事如棋，也如梦，他始终没有看到希望变成现实。
1958年“8·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接见了曹聚仁。曹随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西的名字，发表了炮战的消息。一天后，炮战开始，更令曹氏声名大震。
曹聚仁晚年孤身只影，经济拮据，身处政治漩涡中，给后世留下不同侧面。他留下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传世著作近七十多种，积四千万言。但也因为1950年后期的作品受到质询，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有文章称：“直到今天，曹聚仁这个人的政治角色依旧是云山雾罩，这种谜样的面纱尚未完全廓清。”
曹聚仁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位夫人邓珂云，高中时即与曹聚仁相识，遂成为曹的红颜知己，1971年74岁时在上海去世。曹聚仁与邓氏生育子女三人：长女曹雷，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导演和演员；长子曹景仲，“文革”中毕业于清华大学，1970年因公死于河北坝上的沽源县；次子曹景行。
政治动荡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当曹聚仁在香港的时候，他的三个子女都很难看到他，更别谈可以受到他的直接指点了。曹聚仁离开上海的时候，曹雷10岁。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过《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等电影。其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过相当多的译制片的执行导演与配音。著名的《大明宫词》武则天的声音，就是由她所配。
曹景行曾回忆说：“我依稀记得四岁那年夏天的事情：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的北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岂料，这一去就是20多年……自那年爸爸来到香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四五次回大陆，但和我们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当时我在赴澳门的路上，我的感受与其说是丧父之痛，不如说是去迎接某种冥冥中的必然。”
曹景行的一生注定与父亲相关。有朋友说他“继承父业”，但他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看到的。”
曹景行认为，尽管这种子承父业，并非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但父亲留下的四千多万字的作品使他受益匪浅。但他更相信，人生的偶然，决定了他的一生。
知青时代的数年经历，曹先生称他“患上了资讯饥渴症”
◎ 个性中的冒险成分使他选择离开上海，在42岁的时候来到香港重新创业
很难清晰地说清曹景行的以前。
在他从事电视行业之前，他的身份混杂，经历曲折。你不能单纯地认定他是某个领域的爱好者或者创造者，更不能向人证明他的耐心与雄心。客观上讲，他的经历带着相当多的变数与不确定。
而这样的人生基本上一言难尽，如同他这个人，他的家族背景，他的数次变易的生存处境，处世心态。他的人生只能分段去看，而无法完整地放在一起。
曹先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因国家的变化而发生的传奇。他的步子里充满相当多的时代背景。
只是他不能确认，是神秘的偶然性改变了他，还是无法选择的命运决定了他。
1947年8月30日，农历则是中国人传说中的鬼月鬼日，曹景行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可以想象的不过是他的聪慧。“父亲书架上的书，不管有多厚，我都喜欢读。刚刚认识字，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水浒传》，二年级就看完了《三国演义》。”似乎有一种特质值得向人追诉，就是他的有点类似于癖好的阅读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神奇的事例是他在初中三年读完了据说存有上万册图书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馆藏书籍。这样的代价是他早早地戴上了眼镜。
第四章：向前进……（3）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变化相关。196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曹景行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两年之后，毛泽东巨手一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走向陌生的农村。曹景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被他认为“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我的性格、爱恨与价值观”。
1968年8月20日，清晨。21岁的曹景行带了一口旧箱子。箱子里有一些旧衣服，是母亲用
了一星期为他一件件补好的。因为父亲在香港，有“海外关系”，他们遭到抄家以及冻结存款的“国民非典型待遇”。姐姐向上影厂的造反派申请了200元钱。“我走了之后，母亲就病倒了。那时候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来，根本就没打算说还可以回来。”
曹景行插队的地方在皖南山区的黄山茶林场。艰苦在回忆的时候往往具有甜蜜的味道。著名的心理学家达·芬奇说：人们往往对于快乐的事情无法记住，但却对受过的苦难刻骨铭心。在那里，他们自己种田，盖草房，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来自上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一场革命。曹景行的身体开始结实起来。那时候他每个月可以吃掉近百斤大米。
一个人成长中的经历，往往会留下终身的印记。当年他们没有书报可读，找到什么就看什么，结果使得曹景行患上了“资讯饥渴症”，至今仍然对文字的东西十分“贪婪”。当时极度缺乏文化生活，使曹景行变成了“电影迷”。现在他没时间上影院就不断收集影碟，以至于成为凤凰卫视主持人们的“片库”。他看完就给董嘉耀，再传给其他凤凰同事流转。
当时在农场能够看一场电影则成为极奢侈的活动。他来到农场的第二年的一个初夏的夜晚，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曹景行所在农场的知青们忍饥受饿，苦苦等候电影队，从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点，几百名观众没有一人离去。毕竟，这是两年来，他们中多数人看到的第一部电影，黑白片《智取威虎山》。
曹景行用颤栗形容当时的兴奋，“片头交响乐的主题旋律刚奏出，立即让我激动起来——离上次听到交响乐，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简直有一种上帝降临的感觉。”
在农场期间，他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两次变故。他的哥哥曹景仲在张家口遇意外身故。哥哥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哥哥自小就是他的偶像。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自觉慎言评价他人的曹景行，谈及哥哥，忧伤而激动：“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活着，他至少会是个大厂厂长吧？”
两年后，他的父亲在遥远的澳门病故。与此同时，他的私人生活发生变化。他与同样来自上海的知青女友结婚，在农场安了家，很快他做了父亲。这时候，一个重返上海回归城市的机会出现在面前。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工作，恢复大学招生，给老知青们两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他们夫妇赶“末班车”考回了上海。曹景行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妻子考入了化学系，他们成为了全中国许多对共同上大学的夫妻之一。他们两岁的女儿的户籍也迁回到了上海，他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此时曹景行已经31岁。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皖南山区的茶林场。他带回到上海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与已告别青春的人生，包括他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十年给予我的就是极好的承受力。到后来再多的苦看起来都没有当初艰难。这是我坚持下来的一个极好的理由”。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在此际得到充分的爆发。“四年的历史系本科生活，他把历史好好地端详了一番，从类人猿直到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在大学里，他是个狂热的学习者。他似乎要夺回失去的时间。除了历史，他还大量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新闻课程，但最能激发他兴趣的则是世界经济。美国及欧洲经济、科技、文化实力雄厚，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经济兴起，让他深有感触。在乡下待过10年的他知道，中国太穷了。他花了大量时间自修英文，这是接触真正的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他希望能看懂英语世界里真实的原貌，而不是经过翻译过滤后的残渣。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像是一个热情的小学生。这种学习热情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山区十年的资讯饥渴。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在补课。他在复旦，学校要求120分的学分，他拿了180分。曹景行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本科的东西，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向更多和更广的范围做一些了解。”
第四章：向前进……（4）
1982年，曹景行大学毕业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在这里，他又待了五年。这五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接近世界的窗口。社科院有一个中外报刊资料室，那里有许多外人无法看到的其他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主要报刊。这是一次更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室几乎成为他的磨刀石。
这种学习，其实带着一种相当的下意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吸收进体内的水分，什
么时候会被挤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出口？在那里的五年时间，可以讲述的似乎只有一本他闲暇时与老同学合作翻译出版的一本《谈判的艺术》以及上百篇关于遥远的美国、欧洲政经变化的研究文章。这些就是他的成果。
面对这样的生活，曹景行开始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果是每年写两份也许从来没有人关注的研究文章，将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人很多，空间却不大。研究的课题被限制，每年要把许多精力放在评职称、加工资、分配房子等琐事上。”
命运的启承转合自有它不可人知的神秘妙道。曹景行的妻子与女儿当时已移民到了香港。曹景行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前一周，42岁的曹景行移民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曹景行自觉自己从农村到上海，再到香港，起码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遍地拾金的香港正在出现变局，不安的香港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八年后的回归。他一脚跨进了另一种制度和世界。生活让他开始体验资本体制下的新式人生。
两进两出《亚洲周刊》
◎ 他接受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数易其职
香港与上海是对奇异的城市。
时局与世事变化改变着这两个城市的关系。香港在早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殖民者云居之地。1930年之际的国际化中心在上海，香港不过是陪衬，更多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向往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但很快，两次战争改变了这个城市。日本攻陷上海，香港似乎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上海人开始搬到香港。张爱玲以及更多的电影明星们开始来到这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那些象征着上海的名人们，随着老上海的旗袍，半遮半掩地搬到了这个曾被他们忽略的殖民地。这次文化转移只是一个开始。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一半以上的资本与行业巨富们，“拿着他们的财富与脑袋到了香港”。
1950年的《时代》描述这次迁移“改变了那里语言的成分。越来越强势的吴越软语正在分割着这里的势力。那些做派洋化的女士与先生们成为这里新的移民贵族。银行巨头与老板们拿着财富在这个城市里重新打算未来。电影界的明星与导演开始重新拍戏。甚至青红帮的头子也在这里忍气吞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明星与学者占据报刊阵地。据称，仅这一年，就有近20万上海人拥入香港。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拥有这个城市”。
对于具有多年国际化洗礼经验的上海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与自己背景相近的城市，寻找到新的命运。香港人的势利可以显示出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的尊严。香港人统一叫大陆人为北佬，20世纪80年代修改的称呼叫阿灿。这个阿灿是香港一部电视剧里的喜剧化的人物，其蔑视心态与瞧不起的感觉较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香港人对上海人则另眼相看。
香港百年历史表明，这里只不过是个舞台，演戏的全是外来的人。经济、文化亦如此，这里出头的本土人很少，即使权力也掌在英国人手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没有香港人的概念。曹聚仁来到这个城市时，在周围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北佬外江人。此时，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香港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状态下的外地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上海人则成为了这股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