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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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次山先生这种个人化的准确讲述，使他的评论有着强烈的可信度。你不能不相信一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所表现出的中国情怀，以及字里行间的爱国情绪。这些话通过结结巴巴的方式说出来，并没有影响到大家收看的效果，反而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偶然出现的老头儿。
当然，他们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官员。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甚至邀请到一些台商来做这个节目。其中较为有趣的一个人是温世仁。他是台湾某品牌电脑公司的副总，在来香港倾听托夫勒演讲时，被曹先生临时发现，请到了现场，请他讲解台商与两岸间的问题。本身就是台商的温先生，提的问题针对性十足。温先生还是个理想主义式的人，他在西部的甘肃有一个项目，希望从农村培养出软件设计师。当然，他上了几次节目后，发现在内地办事很方便，内地许多机构、台办官员都知道他是那个上过节目的台商。为了这个缘故，温先生很喜欢上这个节目。每次路经香港，都会要求讲点新东西。
当然，他们的节目也请一些真正的专家，如台湾《商业周刊》的主笔石齐平先生。石先生原是海基会副秘书长，是台湾批评李登辉较多的人，传说李登辉非常恨他。石先生在陈当选后，被请来做特别节目的嘉宾。
最近，他们又多了一个国际问题专家邱震海做嘉宾，这位德国之声电台驻香港特派员，在中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有极深见地。
第六章：模型……（5）
当然，《时事开讲》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嘉宾文字表达能力很强，但做出的节目可视性很差，有时候根本就不可以用。多数嘉宾就在这种交流中区分了出来。有的嘉宾在节目中做了几次，反响不错，就会列入他们的经常性的嘉宾名单中，还有一部分嘉宾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一次性合作。当然，董与曹每次请来新嘉宾做节目，都会根据公司管理层、同事和观众的反应对嘉宾做出评估。
嘉宾们与董嘉耀的交流开拓了他的视界。这种交流使董早已超越单纯的主持人，他要面对的除了曹先生外，还有更多的嘉宾。这些人不同的学识，使董的主持风格也更成熟，并且成为这个栏目技术上的主导者。
保利集团将在香港收购圆明园国宝事件的独家报道权给了董嘉耀
◎ 购买者易先生由独家新闻成为董嘉耀的好朋友
2000年4月30日晚间，董嘉耀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独家新闻。
他在节目中，告知了一个大家都在猜测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布权成为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的一条非常重大的独家新闻。这样一个只解读事件发布评论的栏目，竟然拥有秘密的公布与观点立场解读的权利。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几周前就引起各方的巨大关注。
圆明园一个多世纪前被掠走的四件文物将在4月30日于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拍卖。这个消息触痛了中国人的感情。香港与内地的报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文物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这种一国被占领期间遭掠夺的文物不论过多长时间都属于文物的原属国，都应该归还原属国，不存在什么100年的时间限制。在文物归还之前，原属国始终保持索取该文物的权利”，坚决反对在自己的国土上拍卖这四件文物。爱国的香港人开始上街游行，抗议拍卖行的基本道德与在情感上的对于中国人的挑衅。
但两家拍卖行利用了香港法律上的空间，仍以不友好的姿态准备拍卖。当天上午更有十多名香港市民来到苏富比拍卖行位于中环的总部抗议。但在下午，当佳士得公司的春季拍卖会如期拍卖两件中国文物时，香港十多名抗议者因不满佳士得公司的这种做法来到中环万豪酒店会场抗议。现场有人企图冲入会场，酒店需要关门，示威者和在场的警员和警卫发生了肢体冲突。
一直关注此事的凤凰卫视例行地派出当天当值的董嘉耀“出街采访”。董嘉耀目击了整个过程。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想知道这两件国宝会流向何方？
拍卖的是两件上个世纪被英法联军掳去的圆明园文物：一个御制青铜猴头像和一个牛头青铜像。青铜猴首拍卖师由200万元开始叫价，价格瞬间推高至500多万元，其后剩下一位电话竞投者与一位现场神秘的竞投者争持不下。现场这位着唐装的北方汉子似乎打定主意拿下这两件文物，频频举手应价。当现场竞投者叫价至740万元时，电话竞投者宣告放弃。青铜猴首最后以818。5万元（含佣金）成交。青铜牛首则在叫价21次后，再由这位神秘男子以700万元投得，最后以774。5万元（含佣金）成交。
这位神秘男子在拍卖完毕后，就马上离场而去。董早已盯紧了他，拿着话筒追上去：“我是凤凰卫视的，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这件国宝是谁买的？”
那位男子似乎认出了董嘉耀，很客气地说：“我从北京来，这些东西属于中国人民。”他把董的名片收好，就从贵宾道走了。
董嘉耀觉得此事充满神秘气氛。所有的传媒与他一样，只知道这两件文物被一神秘男子拍走，但此人是谁，背景为何，却谁也不知道。现场的一位客人，告知此人叫易苏昊。这位神秘客，由于最初没有对外公布身份，引得各方议论纷纷。甚至有香港媒体把他说成陈毅元帅的公子陈昊苏。外传纷扰。
当晚，董嘉耀把这条新闻在《时事直通车》播发之后，还挺遗憾。但心里总觉得那位先生有可能会再与自己联系。一个多小时后，他正准备与曹先生录制当晚的《时事开讲》节目时，接到了这位先生的电话。“你是董嘉耀吗？我们愿意提供给你们一个独家消息，我们就是买国宝的人。”
第六章：模型……（6）
董嘉耀觉得这是《时事开讲》的一个机会。当晚，他们是惟一可以发布新闻的节目。董与曹先生马上打车去酒店与这位先生见了面。
这位神秘的客人果然叫易苏昊。他早在《时事开讲》开播时就是这个节目热情的观看者。他那天一眼就认出了董嘉耀。但当时“很多记者挤在我住的酒店里不散开，有一次我上电梯，记者冲进来把电梯弄停了一下，我说出来出来，这样会有危险。我成了大家追踪的对象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找一家媒体说清楚，要不然这件事情很敏感，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猜测太多。凤凰台是我常看的电视台。《时事开讲》是我每晚必看的一个节目。我想这个事情通过你们来讲述，可能会客观与真实一些”。这些成为易先生考量给董嘉耀打电话的一个原因。
曹先生、董嘉耀赶到酒店时，这位着唐装的北京人，毫不避讳自己的所有立场与观点，他的真实身份是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曾是故宫博物院青铜器方面的顶尖专家。他透露了这件事决策前后的惊险内幕。
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保利集团公司属下的博物馆，1998年12月经国家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是国内首家由国有企业兴办的艺术博物馆。这家公司主要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为主旨。三年多来，保利艺术博物馆已先后从海外抢救保护了一大批中国国宝，仅青铜珍品就达百余件，甚至不乏西周神面卣、王作左守鼎、戎生编钟等一批海内外绝无仅有的精品与孤品。对于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的春拍，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中国国宝为己任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自然不会错过。
4月28日，易苏昊等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代表飞抵香港，准备参加两家公司的拍卖会。起初目标并不是四件圆明园国宝，而是早年从清宫流出的几件书画名作。他们没有锁定这几件国宝的原因，是认为国家文物局的声明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会让两家拍卖公司最终撤拍国宝，同时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石刻、书画等方面，故而事先并未做过多的准备。
但到了30日下午，当易苏昊等人惊悉国宝依然被拍卖，并目睹了香港市民的抗议场景，为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震动。易先生立即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进行工作访问的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裁贺平先生。贺先生当即与有关专家进行研究，认为国宝已处于失控状况，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将会再次蒙受140年前流失的厄运。后来事件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个危险的可能。最后与保利竞拍猴首铜像的，据说就是一位美国大收藏家。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在港拍卖圆明园国宝，是对国家、对民族利益的一次重大损害。在向有关部门请示后，保利集团高层当即指示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港代表到现场尽力抢救国宝。保利做出抢救国宝这一决策用了半个小时，也就是香港市民抗议所争取到的半个小时！
易先生接到指示赶到会场时，马上就要拍卖猴首铜像了。他悄悄对几位国内买家讲，他要代表保利竞投两件国宝，请大家帮他照看一下。在座的所有人都呆住了，随即又激动地涨红了脸颊，一致帮他做现场呼应。
但最后，他们发现，香港这么多媒体都很关注此事，有必要把抢救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公众，以避免各种不实的新闻和猜测。经与远在欧洲的保利集团的高层联络，征求意见，最后选择了凤凰卫视。因为他们都是凤凰卫视的观众，一直关注凤凰的新闻与评论。
董嘉耀是当天最早获知这一过程的记者。这档节目当晚在《时事开讲》播出后，几乎轰动了整个新闻界。观众也通过他们的节目得知了整个事件过程。据称，嗅觉灵敏的香港报纸大部分在即将付印前，紧急换稿，后来他们统计的结果是，全球68家的华文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主要的材料来源于这个晚间节目。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此事时，也引用了他们的画面与资料。而全球多家通讯社在报道时，也引述了他们节目中的采访内容。
第六章：模型……（7）
这次采访后，易先生见识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快速反应与客观。这成为他们其后事实上合作的开始。
接下来，在之后的半个月里，董嘉耀一直追踪易先生在香港的活动。他客观地纪录了这之后5月2日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成功竞投虎首铜像的始末。董成为能与易先生朋友式沟通的惟一现场记者。他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易先生还以买家的身份，亲自到拍卖会举行前的
验货场验货，他们戴着白手套细细地审视这几件青铜器，易先生还讲解青铜器中一些划痕的历史与文物意义。这些都成为当晚开讲中董与曹向观众传达的信息。凤凰还动用在北京的记者报道了国宝回到北京的盛况。这些实时性的内容除了在《时事直通车》播出外，他们甚至在《时事开讲》这个节目中，进行了至少三次解读。
这个节目几乎就是他们当初设置《时事开讲》的一个初衷：在《时事直通车》后，再告诉大家一些愿意深入了解的事件的背景与评论。
当然，易先生甚至因为此事成为凤凰卫视的朋友，在凤凰卫视五周年的时候，易先生讲述了他为什么会把这个独家新闻交给凤凰卫视的原因，并称自己将会永远做凤凰卫视的朋友。直到今天，易先生与董嘉耀、保利与凤凰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01年，当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三人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还专门参观了保利博物馆。
一周年总结，老板刘长乐宴请嘉宾评论员
◎ 阮次山、何亮亮先生被邀请加盟凤凰卫视
一天，“院长”在走廊里叫住董嘉耀，“《时事开讲》快一年了吧。应当总结一下，你做个特别节目。”这样，一个工作任务就算交代完了，至于怎么做，那是你去思考的事了。据称，典型的凤凰卫视式的工作安排通常是在走廊里解决。一个创意或者一个重要的决定，很少在会议室里产生。老板、台长们简单的作风使许多看似复杂、需要更多人开会来解决的事，只是变成了一个几分钟的交流。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办公方式。
时间快得总是在某个关节点上让你叹息。这样一个节目竟然已做了将近一年。董嘉耀开始寻找与整理这个节目一年来的素材。回顾总会给人全新的认识。这样一个节目被人重视的证据是什么？是收入将近2000万元的广告赞助额还是一个节目本身的形态与品质？
董嘉耀希望能有一个数据给自己最清楚的交待。他觉得肯定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这些也许是一年来节目最佳的形态，也是这个节目构成的一些要点，他希望从中找到理由甚至“套路”。
在他的类似于会计分析师式的文章中，他总结出了这样一些数据：播出的252期节目中讨论了将近400个话题。在这当中，经过交叉综合计算发现：73％的话题指涉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这是这一年来的时事重点，这一年中间的台湾仍然被大多数人关注。28％谈到中国大陆的话题，33％关注国际社会，18％与美国相关，11％讲到香港，36％涉及到经济问题，19％和科技有关，还有8％谈到文化、道德与艺术等范畴。这些数字量化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紧贴时事”。
这就是他们指涉到的《时事开讲》的范围。这个节目的边界几乎拓展到了他们认为应当论及的所有范围。有媒体评价他们的节目：“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一是报道新闻，二是分析新闻，二者兼具的《时事开讲》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