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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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传媒特区（1）
“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
◎ 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法国人布尔迪厄在他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中所谈及的“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
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
似乎为印证这个判断，《时事开讲》由于所讲话题事涉敏感的政治，甚至一度被媒体作为凤凰卫视的社论来加以说明。当然，这样的高调定位，使《时事开讲》的立场成为大众关注的要点。他们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重要的消息与立场的来源。在多年来习惯了一种旧有的解读方式后，这个节目所持的个性化分析与源源不绝的海外媒体的观点，正在被许多观众从心理上给予相当多的期待。
一部分比较偏激的观众正在以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方式，要求这个节目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代言人。披露更多的事实，满足弱势群体批评政府以及内地缺陷的某种“质疑与不满”，把部分人期待的不满发泄出来。这种收视期待使他们的收看带着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只要你倾向政府，就会成为被他们“批评的理由”。
凤凰网的一个专门为《时事开讲》开设的信箱里的来信，主要分三类：赞扬这个节目并就某一事件、话题发表意见；再有就是提出问题或提供评论线索；但质询甚至批评评论员的观点占了多数。一位观众来信批责阮次山先生的评论有三个特点：美国事B、台湾SB、大陆NB的三段式主义。一部分来信则批评曹先生紧跟大陆舆论，不能真实地披露事实。至于何亮亮先生被指责最多的就是“太爱国，左的主义”等等。这样的指责正在越来越多。他们似乎需要痛快淋漓的批评而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内地观众对于评论的需求独特，但更具杀伤性。他们似乎认为一味地否定、批评政府就代表着一家媒体的公正。《时事开讲》正在这样的思维里接受评判。
《时事开讲》因此显得处境微妙。
海外媒体认为凤凰卫视传言中的背景注定了这个节目的政治取向与立场。内地的来信则批评评论员们太正统。来自台湾方面的批评则认为他们代表大陆的立场来解读两岸问题，在国际新闻的评价上，华人的立场更是显得分外瞩目。
评论员们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华东师大等学校进行的演讲中，屡被问及《时事开讲》是否什么都敢讲、什么都可以讲以及新闻自由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在回答武汉同学的提问时，解释：“高层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题，自己安排内容，形式也很自由，一开始我们只有个提纲：第一，要讲什么；第二，观众需要什么，这个话题对观众有什么重要性。节目制作很简单，就是嘉宾、主持人的镜头切来换去。节目录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后期修改，半小时后就播出，算是准直播，但是我们很注重播出后各方面的反馈。”
至于新闻自由，评论员们则认为他们倾向“最符合实际的、自己想说的话，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某件事，不误导观众。但是新闻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要考虑各地的游戏规则。但最基本的是不能讲谎话，不能扭曲事实”。
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社会公器所持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时事开讲》的原因。这个节目甚至会被擅长联想的观众当成某些政治动向的风球，也会被他们看做某种政治以及国际间事务的“参考消息”。《时事开讲》不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价值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发表意见时，没有立场与坐标。何况在备受传言纷扰的凤凰卫视，这个节目更是被当成一种重要的评价指标。因为“任何评论都有其立场”，而凤凰卫视解读时事新闻的立场则一次次被“曲解”，更多的是对于其身份认识的不同。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发出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则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香港电视台。它的组建与上市、甚至包括信息高度自由化的香港传媒环境，决定了它的出身。
第十章：传媒特区（2）
细心的观众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凤凰的言论节目的片尾看到“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的标注。很多内地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事实上这却符合香港传媒的法规。这些嘉宾的谈论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些一家之言注定与这家媒体相关。
作为商业机构的凤凰卫视既不是“一党所有的宣传机器，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社会公器”，但其定位如何，自然决定了这家媒体的政治
取向、利益诉求和价值观。
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机构，是老板刘长乐的雄心与理想决定了这家电视台的走向。他起初的理想似乎试图“与英语世界对抗”，在强势的英语媒体中，寻找到华语媒体的位置，发出华人的声音。经过五年的进化，现在的目标成为了“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事实上，这家电视台希图代表的不过是发出华人的声音。这是凤凰卫视基本的价值观。他们的梦想是全球华人利益与价值观的寻求与表达者。
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前总理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点名吴小莉后，老板刘长乐冷静地要求将这个新闻只作为一个新任大国总理更加开明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示了他们并不将此作为一个炒作热点进行宣传的处理方式。至少，在其后多次甚至包括著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被胡锦涛慰问与关切的镜头的处理，刘都表现出“慎用公器”的胸怀与气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至少已赢得人们的尊重。
《时事开讲》其实不过是这样一个声音中的真实载体。在这样的立场下，他们的任何处理方式都是“主流意见而不是偏见”。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曹景行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时事开讲》方式的权利。其实收看与监督的权利就在每个手握遥控器的观众手里。你觉得我讲的你不爱听，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评论，你可以转台，因为这是你的自由。如何讲，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价值观与判断标准。这么多年下来，一部分观众离开了，另外一部分观众又加入了进来。这证明《时事开讲》的立场与价值观是经得住考验的。就以这个午夜的时间段来说，看这个节目至少是一种很累的事情，但仍然不断有观众加入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这位也在平时主持另一档更平民化的《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认为，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这个“吓人之语”的底线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凤凰卫视的生存。曹景行在解读这个说法的时候说：“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相反，却从来不是政府。”但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观众收视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个真实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像科学，也不是某个可以看清楚的规则，它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凤凰卫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东西不可以讲。底线成为每个人心中掌握所讲话题的一个基本尺度。他们在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与技巧是如何在保证生存的底线以上寻找最大的空间。董嘉耀在接受凤凰网站访问时，披露：“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只有生存才有发展。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敏感问题是不回避的，我们最近频繁地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及整个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问题。台湾“大选”的时候，可能内地出于立场与各方面的考量，会要求内地媒体保持一个声音，但我们是全程报道的，甚至会把台湾民进党的人请到节目里开讲。”
政治空间其实是开拓与实验出来的。许多不可能在别的节目里呈现的东西，最后通过《时事开讲》都变成了至少内地可以接受的一个形式，并且习惯了他们的表达。董嘉耀把这归结为评论员们所掌握的“技巧”。
他在接受某媒体的访问时，坦承：“有政治方面的空间与操作方面的技巧。这个技巧主要是靠你不停地在操作当中自己慢慢地总结出来的。像凤凰卫视新闻做了六年、《时事开讲》的新闻评论操作了四年，我们不断地尝试与突破。这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和艺术，成为每个凤凰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是评论员们自己的基本功。
第十章：传媒特区（3）
“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精确的评价标准，说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这都不是白纸黑字可以表达的，是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掌握的一个度。我们清楚在‘自我设限’与当地法规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清楚这个最大的限度可以发挥到多大程度，让内地的观众觉得凤凰仍然是一个独立客观、同时可以发表民间声音的一个独立电视台。”
当然，老板刘长乐也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的专访时，谈及处理大陆新闻的难度，认
为：“受制于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而能否突破困境，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新闻尺度的判断，要靠经验累积。”
当然，除了敏感的两岸问题外，如何评论大陆问题，也成了考验这把尺子的一个重要衡器。其后内地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他们习惯的解读方式。他们的海外方式至少使大陆观众大开眼界。出彩与让大家难忘的几次重要的人大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现场采访时的解读，代表了海外对于国内事件的独立角度。他们使用海外媒体从中共发表的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寻找新闻的方式，告诉内地观众新的理解。著名的“富人入党”等问题的提出，就是曹景行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注意到的。他提醒当晚担任《时事直通车》主播的董嘉耀，把有关内容作为当晚新闻的要点播出，第二天，他们又在《时事开讲》中，专门讲述这件事的深层含义。
何亮亮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手。对大陆背景的了解以及对于内地事件的深入研究，使他们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更能指出其内在的不同。有关内地的话题，敏感甚至引起反响的包括：孙志刚案与司法监督，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何严重，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三农问题”的严峻等。
对于时事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被观众诟病的某一部分解读立场，正在组成《时事开讲》独特的风格。它的商业化考量以及对于生存最大限度的关注，使这个节目正在成为某种商业化利益下的最有力的一个案例。至少他们在努力进行着一个用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实验。
《时事开讲》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审稿
◎ 凤凰卫视是其落地区域法律严格监控的重点目标
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方式固然是《时事开讲》必须要恪守的一个重要砝码，那些关于政治方面问题的声音仍然遮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时事开讲》并没有想象的宽松，他们仍然受到相当多的“管控”，严格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陆电子媒体的行规。
《时事开讲》作为凤凰卫视的组成部分，“享受”着监管环境对于凤凰卫视的一切管控与监督。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传媒，它的观众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覆盖着几乎所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它的大多数观众集中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和北美地区。事实上资讯台的成立，更把市场推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与内地电视台只接受中国政府法规的管控不同，凤凰卫视的国际化形态使它必须面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要求和游戏规则。凤凰卫视的商业化原则决定了它必须无条件接受落地区域的严格监管，而且要以不触犯当地的法规作为原则。这是他们能够进入当地的基本条件。
曹景行在接受上海华东师大同学的现场提问时说：“大陆有大陆的情况，香港有香港的规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香港本地的法规，也就是说，我们开讲时的度，首先不能越过香港电检方面的管控范围。香港有些新闻限制比大陆还要严格。比如大陆某些杂志上照片的暴露程度，在香港是不可以的，是要罚钱的，所以，《时事开讲》首要恪守的是《香港本地新闻守则》，一切以这本守则中所讲的标准进行分析与讲话。”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回忆他最早加盟凤凰卫视时，当时的分工就是进行节目主审。他的依据就是香港的广播电视条例与这本《香港本地新闻守则》。相当多的香港职工与内地去香港工作的人员，都处于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中。他们双方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传达两地不同的法规。潘红星讲述了当时内地员工面对许多过于严苛的标准束手无策。除了政治方面的规范外，更多的涉及一些比如不能将青少年的脸部暴露出来，不能挑起宗教冲突，不能在电视节目中标注商家具体的名字，不能通过不正当竞争来打击别人等。
第十章：传媒特区（4）
当然，关于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他们反而好处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面对大陆的收视习惯。据称广电总局有专人审看获准进入中国的海外电视媒体。
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在凤凰卫视开始涉足时事新闻之后。《时事直通车》的开通，关于新闻方面的政治敏感度的东西正在凸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