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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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在凤凰卫视开始涉足时事新闻之后。《时事直通车》的开通，关于新闻方面的政治敏感度的东西正在凸现出来，因为没有标准，如何面对两岸的称谓，朝鲜与韩国，意识形态完全抵触的东西如何处理，每次都让潘红星非常头疼。尤其是香港本地的记者　　　　　　
，对于大陆与两岸间的问题处理方式单一。香港常提到“中港台”，一开口就说“国内”，似乎自己身处“国外”。许多新闻要素又不能不从头讲起，解释起来相当麻烦，往往解释完了，大家仍然不清楚，反而更糊涂。有时候港人又表现得相当“左倾”，把新闻改得索然无味。　　　　　
　　董嘉耀加盟后，潘红星就把两岸新闻部分交给董嘉耀把握与制作。也是在这个时期，董学习到新的处理方式，因为他懂得“平衡”。例如台湾方面表态一件事后，他们会同时顾及国台办的意见。北京国台办常常只有书面声明，没有画面，他们就用电视字幕等电视化手段补充。观众反映不好看，但至少在政治的处理方式上显得更加成熟。　　　　　
　　港式新闻训练给了董极好的历练，《时事开讲》开播后最初的一些称谓以及方式，都使这个节目显得更容易为各方接受。在香港，STAR　TV专门有人审看节目。曹景行庆幸地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段“占了便宜，因为播出时间在半夜，负责审片的已下班了”。曹先生开玩笑地说：“文涛的节目他看得很严，有时要剪裁。因为他那会儿会说一些段子、放一些少儿不宜的片子。”凤凰卫视的节目至少要经得起落地区域内法规的考验。曹先生在向一家媒体解释时说：“凤凰卫视凡落地的地方的法规，我们都得遵守，决不能违规。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日本、包括大陆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落地，我们这个节目至少要接受所有落地区域内的法规的监管。因为这牵涉到凤凰卫视能否在当地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基本标准。”　　　　　
　　《时事开讲》的一些基本的禁区与这些国家较敏感的方面相关。在有数百万观众的马来西亚，宗教与种族问题比较敏感，在“9·11”之后，更是如此。在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时，他们会小心求证，以免因某些方面的不准确，被马来西亚方面投诉为你在煽动种族或宗教不和。至于新加坡则不希望外人对其　内政指手画脚，这成为他们恪守的一个要则。当然，曹先生认为，《时事开讲》必须遵守香港和各地所有市场的规则，把对这些问题的限制都考虑进去。“新闻自由只是一个原则，要落实到现实的运作中去。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时事开讲》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时事开讲》节目的准直播状态，使主持人董嘉耀显得分外重要。许多时候，这个节目仍然会出现“不合时宜的说法”。特别是请一些特邀嘉宾来做时。董嘉耀认为自己做主持人的心得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正”。他时常会面对嘉宾们情绪激动时所爆发出的过激言论。这些言论有时候董觉得无关紧要，也就放过去了，但遇到某些过分言论时，他会想办法中和或者把这句话的杀伤力稀释。这些就是董嘉耀所说的“技巧”，也是为了凤凰卫视的生存。　　　　　
　　赵启正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个准直播节目　　　　　
　　◎　这个简单的节目开创了中国言论可以达到的自由空间与底限　　　　　
　　《时事开讲》的时间段以及它本身的力量，使这个节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诸人对于时事的“度数”的精确把握，使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这种空间显然来自于评论员的经验与凤凰卫视高层的“放任”，他们几乎成为凤凰卫视的“免检产品”。这个“免检”的过程显得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除了那些存在于纸上的法规约束，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实际操作。评论员们在这个节目里享受到“极大的权力”。　　　　　
　　　　　
第十章：传媒特区（5）　　　　　
　　主管这个节目多年的节目总监钟大年承认，凤凰卫视高层其实从一开始就“基本上不管”。《时事开讲》的话题都是在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下自己运作。　　　　　
　　最初开始研讨这个节目的基本走向时，高层顾虑在涉及国内的话题时要慎重，因为许多东西没有成例可引，“简单说不讨好，说多了不好说”。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保持节目的客观中性的立场。对事件的说法，要尽可能地援引某某人的说法或者其他报刊的观点。这就是为　　　　　　
什么曹先生在节目中常说某某报如何说，某某人如何表态的由来。　　　　　
　　高层似乎只为他们画了一个圈，其他的则一切均靠他们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开拓。高层对于“节目空间”的开放，给他们极大的压力。何亮亮自述自己首次上节目确定题目时，不过是他与嘉耀两人碰了下头，就确定了当天所讲的内容，甚至没有将要讲的题目通告一下言论部总监曹景行以及其他高层。这个节目录完后，何亮亮发现竟没有任何人去审查，就在当晚原汁原味地直播了。这种准直播状态令人过瘾而又刺激，但责任与风险共存，主持人和嘉宾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阮次山首次做嘉宾时，也很佩服高层的胆识，对这样的机制感到吃惊。主持《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先生，则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管这个节目。一切都要靠自我审查”。　　　　　
　　窦文涛对老板与“院长”的胸怀抱着尊崇。他认为这样两位曾在大陆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竟然可以对他的节目从来不审，并且出了事还会告诉你，责任与你无关。这样的胸怀可能注定了《锵锵三人行》的成功吧。　　　　　
　　凤凰高层对于《时事开讲》的监控则是事后“转告”。他们会在节目播出后，告诉你哪儿做得不错，哪儿有些过分，什么地方的处理不当等技术性问题。偶尔在走廊里遇到评论员时，会无意似的告诉你，听说那个节目在内地决策层得到了一些好评，某个话题讲得真好，某个话题的立意有些出界等。　　　　　
　　这种“事后评价”，像是一把尺子，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哪些地方你得注意一下，但并没有正式的说法，这些话也只是一种参考，一切还是要由你自己去体验。这种信任保证了评论员们心态的自由。当然，最吸引评论员的仍是凤凰所能给予的“空间与舞台”。　　　　　
　　很多人曾问及董嘉耀，凤凰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董认为，“它给你很大的空间。特别是我们做新闻、做节目的人，空间是相当重要的，凤凰是你要做这个节目，给你这个空间，你能想到的你就去做。你所有想要展示的好的创意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做《时事开讲》，每天讲什么题目，讲到什么底线，这中间要穿插什么片子，用什么电视画面运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只有我与大家进行沟通。沟通完后就以准直播状态进行录制，录完不做任何删节，包括请来的嘉宾，比如台湾地区的官员、民进党的议员等，他讲什么是他的事，我不做任何删节。这样一个巨大的当时无人管、无人审的空间。这个节目可以大量地让我进行创意，甚至进行突破。而我相信，许多禁区大都是人为设限，对于资讯的了解与渴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你如何解读。”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编辑专业主持人班的背景，使得一直担任编导、主播的董嘉耀的专业特长在这里得到了施展。他在与老板的某次聊天中得到一个感受，“许多大陆观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画面，有时候也是新闻。”董兼职主持《时事直通车》，每天可以看到大量的台湾以及海外新闻片断，这些片断大多成为他的资料库。许多资料他会剪下来，放到当晚的《时事开讲》中进行注解。　　　　　
　　2002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时，他与曹先生商量当晚主讲这个题目时，想到当晚看到的三个台湾政党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进行“大选”时的广告片。这些广告片拍得相当有趣味，同时隐喻出台湾政党选举的戏剧化与表演化倾向。选举的广告片对于大陆观众来说很新鲜，同时也是对台湾选举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有趣的补充。　　　　　
　　　　　
第十章：传媒特区（6）　　　　　
　　当晚，他们在节目里放了五个有关选举的广告片，许多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当然，增加这个有点单调的节目的丰富性，因于一封显得夸张的表扬信。一位观众来信告诉他：“很喜欢边睡边听。讲完了，我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睡觉了。”　　　　　
　　这封来信让董有些紧张，他认为这些观众正在使电视的意义消失。他们的选择有把这个　　　　　　
节目变成一个有图的广播电台节目的可能。董试图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评论员们的评论有机地重新整合“电视”功能。当然，这样会使自己本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成倍增加。每天确认题目后，拒绝助手的董每天都会翻录大量的片断，一个小时的素材有时只能剪一分多钟。　　　　　
　　在与何亮亮先生探讨韩国与朝鲜的黄海海战时，他想办法做了一张海域交战图，从这张图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交战的全过程。因为对于这片海域，一般的观众没有概念。董试图以这些简明的手段，重新恢复电视好看的功能。　　　　　
　　大多数时候，董嘉耀会选择大陆观众陌生的画面作为自己的“绝招”。2001年春，中美撞机事件的那段时间，美联社公布了一个由美国政府提供的他们的飞机拍摄的画面。当晚，董嘉耀就在与曹先生的节目里把这个片断完整地播出。观众来信认为，这个片断很重要，使华语观众多方面地了解了事件的始末。　　　　　
　　《时事开讲》的另外一个功能呈现了出来，许多独家的首次披露的画面甚至都成为开讲的观点。而这种利用“地区差”打出的擦边球，正在成为他们新的空间。许多空间与尺度就在这样一次次的越界中，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慎重”与《时事直通车》的界线。而他们超强的“纠错能力”，化解了许多规则上的限制。一些在凤凰新闻中不能谈及的问题，都会成为这个节目的重要题目。他们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将台湾领导人以及很多在凤凰卫视新闻节目中也绝少涉及的画面和题材，大量地在这个节目里播出。　　　　　
　　陈水扁曾数次挑战大陆，每次都在两岸引发激烈反应。观众来信说，你们时常批评这个人，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长得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何亮亮某次在与董嘉耀讨论的时候，决定把陈水扁的讲话原话放出来，然后进行评论。因为何先生坚信“如不把原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的评论就是无力的”。这个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问题发生。因为何先生的评论字字到位，放那个讲话似乎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　　　　　
　　这个节目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改变着相当多的规则，甚至吸引了相当多人的关注与参与。　　　　　
　　《时事开讲》的制作方式曾经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有些出乎意料。这位主掌大陆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高级官员，以开明、健谈著称。他在2002年6月的时候，来到香港公干。老板刘长乐请他到公司参观，同时邀请他到《时事开讲》做嘉宾。赵先生是这个节目的观众。那天他选择的题目是针对海外盛传的《中国崩溃论》的意见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在他的感觉里，以为这个节目至少会与他曾经接受采访的国内外的许多电视节目制作部门一样，阵容庞大。当董嘉耀告诉他现场只有一个拍摄人员，节目将会是准直播状态下的录制形式时，赵先生觉得极富挑战性。　　　　　
　　董嘉耀与他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个大致的交流，提醒他自己可能会就哪些问题向他提问及基本的注意事项后，就开始录制了。　　　　　
　　这次录制时间只用了20分钟就完毕了。赵先生录完节目后，对老板刘长乐连说想不到，这样重要的一个节目，竟然用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称为过于简朴的形式。董嘉耀告诉他，“你体验到的全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基本样式。”　　　　　
　　当晚赵先生就看到了自己的节目。第二天，海外的媒体已开始引用他的说法。他们的这种准直播状态的录制，得到了相当多内地官员的认可。　　　　　
　　在这个节目中露面的还有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他还是副部长，在港公干，被邀请到现场做嘉宾。这位部长同样在简短的不适后，就对这种准直播的方式产生了兴趣。秘书被挡在了录制现场的外面。徐部长坐在嘉宾椅上，神态自若。这是他首次脱稿讲述中国的科技政策。当然，当晚他看到的节目，没有经过任何剪辑，他“觉得讲得还不错”。　　　　　
　　　　　
第十章：传媒特区（7）　　　　　
　　窗口就在这种不断的拉开后，扩大了他们的声音。这个窗口看出去的世界可能更远。他们开始想尽办法，试图使更多的重量级人物成为他们的嘉宾。至少这些官员的存在，使他们这个节目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大。当然，题材方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宽广。　　　　　
　　2000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紧要时刻，他们找到了一直参与申办的何振梁先生。体育在那时候显得具有独特的政治意味。何先生通过这个节目首次披露了北京成功的　　　　　　
可能性。当然，何也夸赞对他进行采访的董嘉耀与曹先生，说时常看他们的节目，尤其是曹先生的一头花白头发，非常有风度。　　　　　
　　曹先生对这位奥运老人说：“其实我的岁数很小……”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计委主任任上时，也曾是他们的座上宾。这些高级官员在做过这个节目后，都对他们的录制方式感触颇深，并喜欢上了这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的简陋也使节目组把机会放在在香港“守株待宾”上。许多名重一时的官员，就在香港转机或者过境时，被他们请来做嘉宾。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就是这样被他们请到现场的。这位前外交部发言人一直对《时事开讲》很关注。他一次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