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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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集中的回答只有一点：人们普遍有较重的资讯饥渴症。过去许多年，中国的现实境况使大多数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文革”十年造成的一个资讯断层，虽然在20多年后有所改变，但完整的消息来源仍然有限。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决定某种生意的成败。国人普遍的忧国忧民心态依然存在，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越多，功利色彩的忧虑也就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支持。
凤凰卫视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这个“断层”，《时事开讲》则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选择。评论员因此而感受到作为一个评论员的幸福。当然，有时候还有种道德的满足，大学生们正在认定他们的学者身份与传道者的象征，这个象征至少在早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阶段就开始了。其后，像是一个定式，一旦有大事发生，大学生们就自发地去附近的宾馆包房观看凤凰卫视的直播和评论员们的评论。而这些在“9·11”事件爆发后，更成为一个高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讲，据他所知，至少有400多人到附近的宾馆包房收看过凤凰卫视。评论员们的评论也会毁誉参半地在大学生中间流传。学生们可以模仿董嘉耀特殊的语调，也会操着阮次山先生的腔调来调侃周围的某些事件。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4）
《时事开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造就了评论员们的神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评论员们的评论。2001年间，清华大学决定邀请评论员们来学校演讲。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于《时事开讲》来说，更像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从这次事务由主管公关事务的王多多小姐出面，就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本质。董嘉耀与曹先生商量，将这次活动现场录制成节目，在《时事开讲》中播放。评论员们也希望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并真正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2001年5月27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吸引了近千名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学生们以各种各样的话题向曹先生、阮先生、董嘉耀提问。中美问题以及更现实的台湾问题仍是事实上的热点。曹先生惊讶于学生们的尖锐以及关注问题的广博。这次演讲被凤凰卫视方面做成了一次《时事开讲》节目的“路演”。
之前一天，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已先期举办了一场演讲，与那场显得较为专业化的现场《时事开讲》节目相同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时事开讲》500期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次对话更像是一次发布会。曹先生在被问到关于对资讯的理解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得了资讯饥渴症的人。有人对阮次山的长相和名字像日本人产生疑问，阮次山幽默地解释说：“我的名字取自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号，我比元好问多一个‘耳朵’，至于长相，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当有同学问道：“如果凤凰卫视面对的不是中国的观众，你们还会那样爱国吗？”阮次山则坚决地称：“哪怕面对的是美国观众，我依然爱国！”
董嘉耀则保持了他的冷静，作为这个节目事实上的制作者，他把这次对话制作成了一个现场版的《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这种形式的好处，就是台下观众可以在听完评论员的讲述后，马上站出来或通过递字条的方式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对于一切尖锐的问题，我们都不回避！”这个形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至少这个节目成为他们开展大学之旅的一个开端。
很快，许多大学邀请评论员们进行演讲。阮次山承认，通过这些在大学的演讲，他发现了中国大学生与外国大学生的不同之处。中国大学生似乎都充满激情，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又能以务实的心态去脚踏实地。当然，让他吃惊的却是这个关注时事新闻阶层的性别。
2002年3月间，他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进行中美关系的主题演讲，到会的学生近三分之二是女生，向阮先生提问的也几乎都是女生。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似乎更关心国家政治和国际形势。至少阮次山对这次参加讲座的学生有这种印象，女生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政治”？人大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级硕士生韩晓文告诉阮先生：“大部分同学都对中美关系感兴趣，我每周都要从报纸上了解国际新闻。学生最终要融入社会，应对国际动态、国家前途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一位社会学家认为，现在的女生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关注自我与社会的联系。
大学生们对于资讯的渴求至少鼓舞了评论员们。学生们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评论使他们本人更像是某个方面的学者。其后，他们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开讲，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曹景行、何亮亮被这两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阮次山先生则被上海一所高校聘为教授。学生们甚至在对话中，从国际局势、国内动向，询问到他们的隐私、薪酬，甚至这个节目的运作都成为一个话题。
当然，曹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大学演讲后，得出了一个对他的听众们的基本印象。在回答上海媒体的提问时，他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学生称：“上海的大学生提问比较含蓄，北京的大学生更具挑战性。”他承认，“清华学生的提问极有针对性和挑战性，语气往往不饶人；上海学生相对安静，静静地聆听，相比来说，则含蓄多了。”据统计，目前他们已去过北京师大、成都师大等20多所大学，而越来越多的大学邀请仍在排队等候。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5）
他们的观众还在增加。围绕着这个节目产生的一个阶层正在扩展到海外。凤凰卫视试图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目标，至少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观众群中找到部分依据。评论员们从收到的来信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多集中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泛亚太地区华人群体中。这部分人正在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国内以及华人群体中时事的一个消息管道。他们甚至也会收到来自韩国或者更远些地域的来信。
2002年，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潮州八邑会馆联办，请评论员们现场“开讲”。
《联合早报》的消息称，主持人事务经理沈蓓蓓说这个节目将在其后的《时事开讲》和另一个介绍东南亚见闻的节目《凤凰东南飞》中播出。
非常多的人进入现场观看了这个节目，当然他们都是在交了30元新币门票后进入现场的。董嘉耀曾担心观众会否坐满。事实上，最后他发现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曹景行与阮次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时事开讲》正在东南亚成为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在会场里提问的人群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华人。
这部分人关注这个节目的动机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中国的关注。2003年间，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曹景行、何亮亮、董嘉耀三人到现场报道评论。著名的《南洋商报》联合拉曼大学在吉隆坡、新山、槟城等三地举办现场《时事开讲》演讲。他们在三地就伊拉克战争与“非典”冲击后的世界格局、一国两制与台湾“大选”等题目进行回答与演讲，成为三地盛事。评论员们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
主持人董嘉耀则在这次华商大会上出尽风头。四年的“发球”经历，磨炼了董，他对在现场的直播提问也更加娴熟老练。在三地的现场演讲完毕后，曹、何、董三位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吉隆坡举行的开幕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当天的重头戏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发言和回答现场两千多名华商的提问。时间宝贵，但不少华商却借提问的机会，趁机推销自己的产品，现场经常嘘声一片。董嘉耀赶在直播讯号结束前，抢先问了马哈蒂尔几个问题，包括中草药经济的发展对华商是机会，但马来西亚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势，在马哈蒂尔退休之后，马中关系如何发展等。现场一片掌声回应。马哈蒂尔的回答，后来也被众多国际媒体引用。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会后当面赞赏董的问题提得最到位。而出席同一会议的老板刘长乐也说：“嘉耀的提问是整个直播的亮点，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评论员的影响力正在使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某种权威。当然，这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要受到质疑与讨论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权力。
新闻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还有解释权；公众除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了解为什么。
《时事开讲》的竞争对手是BBC、美国之音对于国际和中国事务的“第一解释权”
一个人的思考有时候会成为大多数人依赖的信条。
布尔迪厄在他的谈论电视的那本书中认为，电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时事新闻，这类新闻可以吸引公众，娱乐公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电视成为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有些人“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常识，也就是说其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先生的批评其实正在指向一种媒体权利。
越来越多的观众来信以及其他信息反馈表明，《时事开讲》的观点以及评论员们的声音正在成为大多数个体声音的代表。作为新闻明星制的副产品，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化意见会被作为“社论”甚至某一方面权利的代言。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公众人物，尤其是电视英雄正在成为他们思想的替代品，有时候介于明星与事实传递者的争论越来越多。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6）
中国人对于电视有着天然的信赖。很难想象，内地电视台新闻中表达的会是某个个体的观念和倾向。内地电视媒体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弱化新闻播报者的个人色彩，他们使用轮换播报、甚至用较深的景别拉开播音员与观众的距离等等办法，不过是想让观众强烈地感觉到，新闻播音员仅仅起到传声的作用。
“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一直以商业路线为主的凤凰卫视却行不通。”凤凰卫视正在
借助着“新闻明星与节目浑然一体的品牌，吸引观众”。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的电视方面的学者苗棣先生以及更多的人所说的不过只有一点，“新闻是一种巨大的公共权利，可通过明星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演化成某几个人的个人权利，隐约中总有些不妥。”
陈鲁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特别小心你的话语权。做新闻工作，你会发现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它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别人赋予你的，要小心使用，特别的重要。包括要对受众负责。还要对你写的事情与人负责。有时一句话可能会断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生。”
面对指责与讨论，曹景行却主张，评论员的权利就是自己的观点。只有个性化的观点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时事开讲》试图提供的“是一种你应当知道的权利”。也许主播应当具有公信力，剔除个人的色彩，但要把这样的要求放置到评论员的身上，起码是误解了评论员的作用。
曹先生认为，这个节目在当前国外的传媒进入中国的格局中，其实只是在努力争取一个“解释权”的问题。
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解释了《时事开讲》之类评论节目的最主要的功能。“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时事开讲》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不回避重要的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竞争对手的话，不是内地电视台的什么栏目，我们只是在与’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解释权的海外媒体竞争，争夺对于一个事件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解读权利。”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询问曹景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时事开讲》这样一个深夜的枯燥节目。曹先生笑笑说，他们想听听我们的解释。
曹景行认为，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曹先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与更多的媒体的解释权之争中胜出。他所认为的竞争包括与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海外媒体以及流言与传言的竞争。曹先生在那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被提问到说有许多海外媒体认为，《时事开讲》更多的是以表扬与赞美大陆为主时，曹先生认为，为什么在遭到这样的质疑时，这个节目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关注，因为如果失去了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