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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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华说：“国内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现在已经富裕的人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很多文章暗含的前提就是这些人不该有，要是有了肯定和共产党是对立的。去年就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去年的5月1日前后，按照大陆的传统要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很多地方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面有私营企业主，这件事在大陆内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到底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当劳动模范？其实这个争论暗含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要求到底应该容纳在哪里，或者怎么去容纳他们。”　　　　　
　　在提及到“三个代表”如何与现实结合时，评论员们的意见则集中在要改善人民的根本利益。朱文晖提出在未来还有一个东西是要尝试的，就是党内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怎么体现。他说：“把民营的资本放进来之后，把一些中产阶级白领放进来之后，未来党内怎么样容纳这些人的声音，怎么样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架构，这些都是未来要尝试的。”　　　　　
　　最后的话题集中在“中共如何成为新世纪成熟、现代化的执政党”的问题上，曹景行说：“中共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的话，我想通过前20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来看，中共应当实现党内的民主监督，使自己受到制约。这是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曹景行分析了中共近年来开始自身变革的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使然，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的失败，至少提供了许多相应的教训，作为执政党自然会考虑如何适应与发展的问题”。　　　　　
　　在节目最后，邱立本说，我相信整个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往法制这方面来切入，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全球化，外企抱怨在中国官司难打赢，就是司法的保护主义，使你的司法没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公权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节目于2001年8月26日连续两天播出后，在海外引发相当的反响。法国国际电台则专题采访了他们，转述了评论员们的观点。内地对这个节目的反响更出乎他们的意料。有关方面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你们的意见很有分量。而更多的是雪片般的来信。这个单纯的谈话节目，在观众要求下，又在半个月后安排重播了一次。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评介此事是“对于谣言与这次‘三个代表’理论学习的一次非官方解释，但他们的说法很有趣。来自北京的陆先生在信中谈到应当怎样对待‘三个代表’理论的看法时说，没有必要激化这种争论，否则不利于整个社会思想健康和多元并存的格局的再现。而不同的公众人群对某种思想表述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说是社会健康的一种表现”。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4）　　　　　
　　曹锦清做客“开讲”：提出“三农”问题其实是中西部的农民问题　　　　　
　　◎　秦晖教授重新解读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定律”问题批示后的“费改税”症结　　　　　
　　《时事开讲》似乎对一位叫曹锦清的学者情有独钟。这位曾以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名世的教授，对中国乡村社会尖锐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以独立的田野调查的方式　　　　　　
披露当下农村生活的状态，对基层官员和农民社会心理的真实展示，让读者面对一个为主流话语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现实图景，在学界激起重浪。　　　　　
　　曹景行最初关注这位喜欢“蹲在田野里，与农民聊天中发现问题，从炕头上而不是从新闻中接近农民的教授”，却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那时候曹锦清的农村调查已在上海学界引发争议。传统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深入农村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说的可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真正的问题。　　　　　
　　第一次专访是在1999年；曹景行仍在主持《财经论坛》，他就“三农”问题找到了曹锦清。当时《黄河边的中国》还没有出版，曹锦清刚从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农村回来。在20多分钟时间里他谈了农民问题如何与专家的研究接轨的问题，谈了中原文化中农民如何在体制中生存的问题，农民个人的收入以及许多问题的由来。　　　　　
　　2000年底，《黄河边的中国》面市，曹景行在赴上海采访市长徐匡迪时，买了一本带回香港。之后在《时事开讲》里，曹景行在讲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多次提到这本书，以至于观众以为他和曹锦清有什么关系。2001年11月，曹锦清到香港讲学，曹景行决定再次把他请来做节目，但是如果再用当初20分钟的时间，肯定讲不清楚。所以就有了后来连续两集的由曹锦清主讲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与农民。　　　　　
　　曹锦清似乎对学术界非议自己的研究方法深为不满。这位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教授，相信自己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因为对“不少国内学者十分推崇的西方学派的不满。但关键的是中国的现状用那些东西根本解释不了，那些书我也看，但真理不可能就在那些书里。社会的变化使得书中的东西不能再规范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深远巨大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究竟如何表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开放，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这些表述都来源于西方，它们必须在中国的语境里重新解释，要弄清楚它们在中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要着力提出：真理是在变动的社会现实当中”。当然他也不回避这本书的调查方式使他真正了解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乡村现状。　　　　　
　　中国农村的现实，使这位曾在皖南农村待过近十年的评论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转型中的中国所要处理的问题绝对是农村问题。2002年的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到“三农”这个问题上时，《时事开讲》同样把“三农”问题作为他们关切的一个目标。曹锦清不像一个在上海待过多年的教授，他谈话尖锐并有张力，喜欢举例，并用观点来证实他的说法。　　　　　
　　他提出一个特独的发现：“‘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198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承包经营，这一承包制推行的过程是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工业化过程同步的。由于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工商业基础，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地方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或者说是完成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地方财政从农业转移，农户的收入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这样地方财政和农业的矛盾就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可以只供农民吃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两级农不养政，农不养工，反过来还以工补农，以农养农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但这种进展留给中西部的空间比较小，在1996年以后国内工业品市场比较饱和的情况下这种空间就更小了。在有限的国内市场中，东部占据了大部分，在国外市场中同样如此。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5）　　　　　
　　“但中西部要工业化就需要更广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这就很困难了，这就决定了地方财政无法转移。中西部农民自给力目前大为降低，被迫为买进而卖出，如果收支不能相抵，就只能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民工潮。”　　　　　
　　曹教授认为：“国家如何来调节，使得下层民众能够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好处，我觉得这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抉择。应该要求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因为关　　　　　　
注民众就是关注他自己。”曹锦清因此笑称：“我已经被一些年轻人认为是站在体制内的改良派，我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带贬义的称号。《黄河边的中国》创作的重点就是给沿海的精英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一大块是他们抛弃不了的，因此不能被忘却。你不能把城市和沿海看成一个‘现代飞地’。”　　　　　
　　当然，他的观点的新意之处仍在于，他提出了两个有趣的建议，一是保证这批低收入的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再就是把这个底线扩及到可以保障完成这个底线的制度。　　　　　
　　敏感的国外媒体驻京记者听到了这个声音。BBC断章取义地将这理解为“对中国现行的‘三农’问题一次集中火力的攻击。至少曹先生提及的让富裕起来的东部救助仍在贫困中的西部这样的建议，令人有种新鲜感。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头疼的事……”　　　　　
　　曹景行在后来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解释说：“之所以请曹锦清先生做了多次专题，是因为关于农民问题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谈，但是很少有人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反映实际情况。凤凰卫视看中的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调查，这种调查是他通过个人的朋友关系网络打开缺口，得到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不是谁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数据。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言论。这其实更说明了这些调查确实是站得住脚的。”　　　　　
　　“三农”问题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据统计，至少有将近30个话题与中国“三农”问题相关。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述而为总理所知。温总理认为，本届政府将努力克服之。　　　　　
　　9月中，《时事开讲》请来秦晖教授，就他发现的这条定律以及正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访谈。对于中国农村正在实行的并税制有个人研究的秦先生，发现了这个早为明代思想家发现的“积累莫返之害”，有着在这次并税式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他早在2001年就撰写了一篇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秦晖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他认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6）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秦晖认为要克服上述之弊，首要的是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其次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三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的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税负率才会下降。　　　　　
　　对于内地事务的宏观评述并不影响他们从局部寻找观察内地政务民生的角度。2003年开年之初，中国接连爆发数起起于局部、影响全局的大事。非典传染、美国攻打伊拉克、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变局、刘涌改判案引发司法讨论等。《时事开讲》总是第一时间拨雾清尘，试图探究真相。非典爆发之初，胡锦涛出访前，曹景行、何亮亮数次讲到非典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老板刘长乐认为，讲得很有分量。　　　　　
　　孙志刚案的数次评述，在国内引发思考。人民网“强国论坛”将他们的谈话要点转贴后，至少有上千人留言。《华盛顿时报》评述这次事件时，专门引述他们的评论，认为“孙的去世正在成为一个新政策的诞生。他被记住的原因是因为他改变了政府的看法。当然，媒体正在体现真正的作用”。　　　　　
　　内地的“天才热”和“人才与资源”的浪费　　　　　
　　◎　曹先生提议能否不把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　　　　　
　　这场奇怪的争论始自一本名字有点怪异的书《我平庸　我快乐》。这本书与那些正在流行的倡导天才的书《哈佛女孩》以及《我在剑桥读大学》等一起，跻身于书店的排行榜，并被好奇的媒体与市井间争相交谈。　　　　　
　　这本书炒作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提倡“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充满反潮流的东西，反对逼孩子成才的传统，矛头直指当下的应试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庸并快乐。　　　　　
　　2002年初夏，曹景行在从德国返回香港的飞机上，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专门介绍这本书与作者的文章。台湾的报纸也选载了部分内容。曹景行感到海外正以此书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教育背后的问题。　　　　　
　　那本书的作者据说用的是笔名，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如果用真名字写作的话，我女儿在学校里可能会有点压力，甚至麻烦。”他的许多言论与中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