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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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事开讲》几乎成为一个“老男人”的天下。主持人董嘉耀与其他几位上年纪的评论员似乎很相衬。事实上，董嘉耀的真实年龄并不大，这个出生在广州的“北广毕业生”，对自己的老相倒也不避讳：“上有父母兄长，但我长得比哥哥还显老。”这位长相老成的主持人，到现在才刚满30岁。做过上海知青的复旦生曹景行是满头华发，原籍海南长于台湾的阮次山更是不打自招，凋谢得差不多了的头发严格限定了他的“小老头儿”身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年纪一点都不担心，“主持人也许越年轻漂亮越好，但我们是新闻评论员，在国外几乎就没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是干这个的，因为观众都希望看到一个有权威的人为自己分析、解读新闻。”
当然，他们成为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年老的时事评论员，这在一向以靓女美男占主流的中国电视界，已成为异数。更大的异数是，凤凰卫视在用人上的胆量与不拘一格。
克朗凯特几乎已成为全球媒体界的英雄人物，但人们都很希望看到一个黄面孔的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很快也在凤凰卫视的屏幕上出现了。他不但是个黄面孔，更是个纯正的中国人。他出身海南，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话，边沉吟边说出许多惊天结语。这个人就是阮次山。阮先生正在实现他采访各国政要的一个宏大的设想，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行为”，正在寻找着自己的版图。至于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身穿唐装，大声拍桌子，指称“陈水扁想干什么”的“草莽人物”杨锦麟，个人印记鲜明到人们过目难忘的地步。人们不必指称他们是中国的华莱士，中国的克朗凯特，他们分别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重要的是他们一说话，大家都会静静地倾听。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1）
谈及西方的新闻操作，在美国办过中文报纸的阮次山说：“其实在美国他们的新闻都是严重受到影响的。普通老百姓又缺乏判断力，所以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左右。香港的新闻也是这样。由于香港媒体很少派驻境外，我们的国际新闻大部分来自西方三大通讯社，而他们的关注热点、价值观和我们都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香港国际方面的消息很容易受西方的影响。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一点，尽量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也经常采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事实上，这几位老人本身的阅历与对于时事的解读，也成为凤凰卫视本身制作新闻时事的一个指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当红主持、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甚至因此写文章，称评论员们为“家有三宝”。
这位凤凰卫视的招牌主持人谦虚地认为：“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说，家有三老，幸福得不得了。而这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老师’。”被其称为三老的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
她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去理解这些老人似乎更有权威性与亲切感。和曹先生结缘较早的她，一直尊称曹先生为曹老师。“很多难解的话题，他常是我第一个会打电话讨教的人。”
她与曹先生的合作始自1999年，凤凰卫视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推出“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曹是被直接推到前台救急的评论员。那次合作后，吴小莉曾一度和曹先生一起主持初期的《时事开讲》。“曹景行也从早期的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
凤凰卫视另一位金牌主持人窦文涛认为，“曹先生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七八份报纸。”
在吴小莉的记忆中，曹先生虽然没有住过台湾，但对台湾问题，却能一针见血。她观察到的一个法门就是曹先生每到一地，总是与人广泛聊天，广交各路朋友。“曹老师的好学和不耻下问，构筑了《时事开讲》源源不绝的泉源。而我总是在每次有重要访问前，如采访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前，会询问他对采访有什么建议？”
阮次山先生戏称自己进了凤凰后，形象设计师把他塑造成了列宁造型，衬衫上还配个小bow tie（小蝴蝶结）。吴小莉认为感觉上他是个“蛮帅气的列宁。阮先生博学健谈，由于他在香港、台湾与美国都待过，累积了许多人脉和消息来源，听他描述历史大事的内幕，仿佛他就在当事人身旁，目睹一切经过。他在加盟凤凰前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曾经让人惊叹，内幕性可见一斑。从中环到红的班船，是我俩常常一起赶上班的交通工具，20分钟船程，阮先生可从中美关系讲到法国拉法叶舰采购案到台湾黑道围标工程带枪谈判的过程，好奇如我，追问不断。我们的话题，就更是时空交错，人事相叠，一路走到办公室，欲罢不能，只好相约再聊。如果上班碰巧和阮先生同行，那会是我的lucky day（幸运日），因为那一天的开始，就像翻阅一本好书”。
何亮亮是“三老”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电视语言能力有超常的表现。至少在几位评论员中，他的语速、节奏有新闻感。加上“长相讨喜，颇有人缘。我主持的凤凰资讯台的《环球播报》已在台湾直播，何亮亮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有次我回台北探望母亲，她突然说：‘你们那个亮亮，是公司的同事吗？’我会心一笑。笑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在公司没大没小，亮亮因为较年轻，加上双名好叫，每次请他上节目评论，我都省略何先生的客套，在正式介绍完全名和职称后，对话过程中只亲切地喊他亮亮，就如同每次请曹先生上节目，总会习惯称他曹老师一样，虽然曾考虑应采取电视的正规称呼，喊某某先生，但想这样可以拉近距离，有亲切感。其二，是亮亮的观众缘，显然已深入70岁妇人阶层。由于亮亮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俄罗斯等问题，我在几次主持如‘两会’等报道时，都会深夜和亮亮通电话，先内部分析‘十五计划纲要’，找出重点和方向，才决定邀请适合的嘉宾。”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2）
吴小莉的观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拥有思考与观察世界独特方式的这些“老人们”来说，他们的重要之处，表明他们具有接近事实真相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他们接近世界的武器。同被称为凤凰卫视早期LOGO的吴小莉一样，在凤凰卫视的新闻明星体制中，这些老人正在成为事实上的新闻人物与明星。人们信赖他们的叙事方式与态度，除了倾听他们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论调与一家之言，还在大量地引述。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被指认为某一方面的权威，而像一个明星一样，在各地巡演。与其他明星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舞台不是签名会与少男少女们追赶的热闹场所，而是亚洲与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评论员们也会像其他的明星一样，就自己的薪水进行狡猾的躲闪，或者就一个不重要的个人问题，含糊其辞。但他们绝对不回避那些尖锐的国际问题，或者学生们关注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十分在意制作成本控制的凤凰台，每次现场开讲之后，董嘉耀都会把现场录像剪辑后播出。董说：“观众在现场关于时事与节目制作的提问，很有代表性，平时的观众来信不能一一回复，这个节目可以回应许多观众的疑问。”
事实上他们应当感谢电视。正是这个他们在出生四十、甚至五十多年后才正式接触到的电子媒介，正在客观上改变他们的人生。曹景行说：“我们正在努力使用电视来帮助华人认识世界与观察世界。”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1）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背景
◎ 曹景行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节目形态的诞生
请回忆1999年5月9日。
如果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天的话，至少你会发现，这一天在多年后重新回顾，也仍然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隔开了这样一些东西：对于美国的重新定义，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与悲情后的理智；电视介入生活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的奇迹……
这一天在中国人不同的心灵中打着深深的烙印，并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与命运。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创造开发了凤凰资讯类节目的一个分支——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成型与诞生。
50多岁的曹景行则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经历过这个日子发生的事件的凤凰卫视的员工，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当天的气息。
这天是星期六。一切如常。尽管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自1999年3月25日发动的空袭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但炸弹的声音仍然显得遥远而又渺茫。在中国，没有人会把死亡、流血与这个闲适的一天联系到一起。
1999年的凤凰卫视几乎就是新电视潮流的标志与推动者，在国内发挥着独特影响。伴随着这一战略的是，他们与国内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周末，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带队来到长沙。这是凤凰卫视首次与地方电视台在节目方面的合作，凤凰的明星们基本上都到了现场，包括在人大会上受朱基关照提问而“一问成名”的吴小莉，因做《凤凰早班车》创出说新闻概念的陈鲁豫，在《锵锵三人行》中刚刚把“段子过成人生”的窦文涛以及许戈辉等。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欢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9点30分的档期发排直播。由于是通过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亮相，凤凰的明星们显得格外重视这一机会。
吴小莉回忆说，她与同仁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城市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上万公里外的南斯拉夫传来的轰炸声给惊扰。
欧洲时间周五晚，北京时间周六的清晨5时45分，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摸黑于6点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国内。9时25分，网上开始发布吕在南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但这一消息传播的速度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信息的阻隔。消息传播到长沙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惊呆，直觉这是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在这样的时节再去直播原定的晚会已不适合。而在现场，这台节目录制的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刘长乐与王纪言先生找到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斌商议，决定停止这台晚会的播出。当晚6时，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而因这次事件的突发性，凤凰卫视成为最早更动电视节目的第一家电视台。
这样因突发事件而更换节目的事，凤凰至少遇到过两次。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最后都成为了他们转型的契机。最早一次是在邓小平去世时，凤凰卫视还是个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在这种氛围中，再放综艺节目，已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加大资讯的报道。而这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走向时政资讯台的重要开始。而这次临时更换节目，由于事发突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长乐决定当晚飞回香港总部，但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只能等待第二天。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停止播出这台晚会而空出的两个小时时段如何填补。敏感而又举重若轻的刘长乐与热情的王纪言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组合，他们的创意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成就为一个新的形态。尽管事先谁也没有看清过他们所设计的那件产品的样子，但结果总是显出他们超人的预见性与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2）
那个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显得有些草率和准备不足。
老板刘长乐现场召集凤凰的创作人员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长沙的湖南电视台成为凤凰卫视临时的指挥部。这种扁平式的操作几乎就是凤凰卫视创作节目的传统。老板刘长乐敏锐地决定，利用这个时段做关于北约轰炸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特别节目。谙熟中国政治与对局势的洞悉，使他认为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将在随后几天中显露出来，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这
种判断在随后几天内得到了验证，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则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消息只是刚得到确认，中国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的看法尚处在短暂的沉默中，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给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取个什么名字，显得分外重要。因为这个题目将会决定这档节目随后的走向与内涵，还要显出其超前性与覆盖性。
一旁苦思的王酉年，提议叫“中国人可以说不”。
这是1996年一本热门的政论书的名字。老板沉思片刻，把手一挥：“我看要改两个字，就叫做‘中国人今天说不’吧。”这个名字也成为凤凰卫视随后长达一周的报道此事件的一个基调。基调定下后，王纪言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精锐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开设在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总监的办公室，大家就聚在这里，现场指挥改动并完成了一个节目的直播。
这个难题一分钟后从长沙就转到了香港本部。
当时在台里留守的现任资讯台副台长潘红星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7点。这位时任新闻主编的先生听完王纪言的安排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够做一档专题直播节目，何况这档节目要长达两个小时。最让他为难的是，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