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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罴虻ァ＜虻ィ恰妒笔驴病返奶氐悖蚁嘈牛泄挥惺裁幢鸬牡缡咏谀浚词故荂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
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了，邀请嘉宾或外出采访或许能宽松一些。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2）
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的老板刘长乐从来不干预你们讲什么吗？”如果说他或其他管理层完全不管我们节目，那也不符合事实。偶尔，他们会提议讲一下某件新闻，也会告诉我们某次开讲引来怎样的反应。但那大多是在办公楼里不期而遇或者饭桌边聊天时讲到，而且那样的机会本来就较少。我知道刘老板一直盯着《时事开讲》，有时也会紧张，有时甚至承受压力，好在他并不把压力转移到我们头上，不改对节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四年多来，难免有时我们只顾自己讲得痛快，忘了可能带来的麻烦，但却从来没
有为这种事情“写检讨”，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承担责任。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凤凰和老板刘长乐。
最后再重复书中提到的一个看法。对于《时事开讲》应该探讨的是，华人世界的媒体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新闻解释权”，特别是“第一时间解释权”。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1）
1999年8月中旬，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到台湾去挽救一家有50多年历史但濒临停刊危机的英文日报。这年年底，这家被我救活的报纸有了身价，转售给一个具台独色彩的食品商，我乃决意掷笔罢编，但是，为了实地观察台湾的“大选”，我决定留下一段日子。2000年3月下旬，陈水扁当选，国民党败北，我立即拂袖离开这家报纸，到香港，应一位朋友之邀，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
到了香港不到一个月，曹景行先生邀我到《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客串“，有时候一周之内达三次，平均一周两次，就这样我和凤凰卫视就结了缘。
到了2000年底，《凤凰卫视》筹设资讯台，应刘长乐先生邀请，我在2001年1月1日开始担任资讯台的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主持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但是，我在报界已经当过20多年的总编辑，已经不愿意再负责行政工作。因此，经刘老板的同意，我其实是个全职的时事评论员，总编辑只属兼职，是一顶帽子，功能属顾问性质，有“问”则顾，平常既不顾也不问。不过，从2001年开始，我还负责中文台的政要访谈节目，起初，和陈鲁豫一起负责“VIP会客室”，后来这个节目改为《时事大参考》，主要是贴近时事访谈中外政要。从2003年起，这个节目改为《风云对话》，升级为专访世界风云人物，由董嘉耀主持，我则担任采访各国风云人物的任务。
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播，到现在已经“谈”了1000多期，回顾往昔感触良多，相信刘老板、王“院长”和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吕宁思、郑浩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资讯台开播时，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情况不理想，我们在落地地点上的“蚕食”速度极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新闻今日谈》每天等于是对墙壁谈，没有什么观众，我之所以有这样感叹的心情是因为在这段对着墙壁谈的日子里，我只有拼命每天上阵自己谈，很难邀请到嘉宾，因为别人知道当时的《新闻今日谈》实际上是“对着墙壁谈”，都不愿上这个节目“自言自语”。现在，许多人往往主动要求上《新闻今日谈》；人间冷暖，由此探知。
早期的《新闻今日谈》虽然是“新闻面壁谈”，但是从第一集开始，我一直告诉我的搭档吕宁思，我们必须认真选题，认真准备，卖力“演出”，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位偶来一集的过客，这种努力“卖艺”的心情和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一直叮咛我现在的搭档谢亚芳：我们做的每一集《新闻今日谈》都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对得起凤凰卫视的期待。因此，每天就会忙于准备工作，午餐都以盒饭或三文治解决，充饥而已，因为我无法去吃一顿午餐，奢侈地浪费个把小时。
就这样，我和资讯台以及《新闻今日谈》一块儿成长，如今的“资讯台”落地开花的情况虽然还在铺设阶段，但是，《新闻今日谈》至少已不必面对墙壁谈，相反的，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我们想影响的观众，这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对我们的回馈成了我们在回首往事时，能够灿烂一笑的理由。
回顾我和凤凰卫视这一段缘分，我必须感怀刘长乐先生的知遇之恩。在未到“凤凰”工作前，我虽然因为长年为许多中文报刊撰写时事专栏而小有名气，但是，对于电视工作，我毕竟不是本行，而且，我在外形上秃头无发，口齿不太伶俐，照说，并不适合当个“电视人”。可刘老板居然独排众议，不但要我理去头顶上原本还有的一小撮头发，干脆秃个痛快，还不让我用读稿机，叫我显露本来的结巴；这还不算，我报到第二周，适逢布什要宣誓就职，刘老板也独排众议，让我去华府采访，并且就布什的就职演讲做现场第一时间的评论。
谈起在“凤凰”的经历，可以说一箩筐一箩筐，讲都讲不完，“凤凰”的高层都是性情中人，对于电视专业有着浪漫与执著的看法与做法，他们的行业作风，表溢于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中。譬如：老板刘长乐，他长于讲笑话，尤其在吃饭的场合，他讲起笑话，往往会令在座者喷饭，他自己却一本正经。王纪言“院长”刚好相反，每次讲笑话，只见他眉展逐颜，笑话一讲完自己先哈哈大笑。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2）
“凤凰”最叫我难忘的是刘海若遇意外时，那种上下一心的感情。记得她出事的消息传到公司后的那天早上，大伙儿难过得几乎人人都哭肿了眼睛，许多女主播都自动穿着素色衣服出镜，大家还在主持人休息室摆设为海若祈福的花坛，轮流在墙上贴黄丝带，这时，一向严肃的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突然走进来告诉几位穿了素色衣服的女主播：“赶紧去换上正常颜色的衣服，只要没有证实她已经死了，哪怕有一点机会，我们还是当她活着。”
就这么一种信念，海若不但活过来，而且日渐恢复正常。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头，是因为“凤凰”上下对海若的这份情，在其他地方，恐怕再难找到。尤其刘老板对海若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更使我深深觉得，身为“凤凰人”和“凤凰”结缘，是一宗值得惜福的经历。
我一生奉行“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学生们，我也一向据此以教，对“凤凰”，我是感恩的，我也珍惜与“凤凰”结缘的这些岁月，过去，今后都将如此。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的舞台
在阅读本书初稿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有时仿佛在审视另一个人，一个被称为“时事评论员”的人，一个常常在电视荧屏上出现因而有时被观众认出来的人。我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我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电视人，一个面对无数观众侃侃而谈的所谓评论员，结果却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份工作，幸运的是，这份工作契合我的兴趣和学习的专
业。香港是全世界中文地区最适合新闻媒体发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新闻人的城市，我从1988年初移居这个城市开始就在媒体工作，可以说一直是很幸运的。中国内地从1979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国际局势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的巨变，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掀起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变革，1997年香港的回归及回归以来六年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新趋势，我都作为新闻人直接见证。即使我不是在媒体工作，按照我的性格和气质，我也一样会全力追踪和了解时局的动向并且试图加以解读，我的工作使我直接面对观众，并且接受观众的评议。电视和网络为评论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呈现媒体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向和即时的特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中国古人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今天才真正成为可能，而出门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方便、更快捷；许多现代化工具和用品的问世和市场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便利。知识和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对于有心者，获得知识和信息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前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过：“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如此。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即使现在有这么多的记载（信息），也仍然有这么多的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获得了消息（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消息所蕴含的意义（为什么），评论员这一角色也就应运而生。但这可能是一个喜剧角色，也可能是一个悲剧角色，全看评论员自己如何扮演这一角色。
就我自己而言，一旦坐在摄像机前，在聚光灯下，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粉墨登场，因为这出戏的编、导、演都是自己，而观众则看不见，结果就变成自说自话，凤凰卫视就给我这样一个自说自话的舞台。自说自话很容易变成胡说八道（有些观众就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也很容易变成自大狂的独角戏，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就是被观众抛弃。要避免出现这幕剧情，就必须在官人的剪子和观众的票子之间平衡取舍。在家里怎么自说自话都可以，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是社会公器，评论员的自说自话既要有观点，否则谁听你胡说八道，但也有界限，要面向观众和市场，就必须遵守这样无形的界限，但是基本的尊重事实以及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