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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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星几乎来不及叫苦，放下电话，就开始找人。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主播曾静漪，加上几个编译，不到五个人。
王纪言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告诉潘红星节目制作的想法。最初的确定是，曾静漪做主持人。但主持人不能光对着空镜头去说话呀，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思维快捷的王纪言对潘红星说，就让曹景行上，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考虑到曹景行一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会否单调，王纪言说，可以多找几个人来一起聊。
王纪言让曹景行上这个节目，有他的考量。早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几天，凤凰台几乎每天都做电视直播，为填补现场画面，也是请曹景行与主持人一起，用随时插评论的形式，做了下来，效果不错。王纪言坚信，曹景行的随机应变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一个随机的决定，决定了一个新形式的产生。
但这些仍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概念。潘红星有些着急，但凤凰卫视的良好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说，“这也成为了凤凰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大事发生，大家都会自动赶回台里。当时任副台长的关伟和后因空难殉职的赵群力等人，都快速赶了回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关伟负责搞特别节目的串联单，邱伟华则快速进行现场的技术准备和现场布置。”
潘红星打电话找到了曹景行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曹景行赶到总部时，已是晚8点左右。曹近两个月一直追踪着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那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不间断地收看BBC、CNN等电视新闻报道，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说法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早的观点来源，并且直刺中心。
9点30分，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没有人会预想到这个节目的形式与样子。老板刘长乐与王台长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看着这个节目。
曾静漪，这位来自台湾的主持人，一身素衣，坐在台前，她说：“……凤凰卫视高层对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制作了专题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对相关事宜进行评论。”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3）
节目在沉重的情绪中进行，悲壮与愤怒几乎成为当天的惟一主题。这样的情绪正与人们开始的愤怒相契合。人们已不会去关注节目中那些单调的画面与现场的简陋，观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关切的资讯。在这样的节目中，评论显得相当重要，甚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点燃作用。
最初的时候，三位嘉宾与主持人都有点局促。邱先生与陈婉莹女士略显呆板地僵直坐着
，但他们的论点却不僵硬。邱先生首先质询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
事后，邱先生说：“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除了愤慨之外，更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我在仓促间上阵，凭着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的观察，拨开一些偏见的迷雾，指出误炸之说非常可疑，并指出中国的应变之道，必须不卑不亢，并要注意国内的局势稳定。事实上后来美军内部地图局的证据浮现，揭穿了旧地图的谎言，也证实了当时的预测。”
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这已是战争行为，因为美国公然轰炸代表中国主权象征的大使馆，不但违犯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的谴责。曹先生的论调明显地成为了当天人们期望看到的说法。因为在压力下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愤怒。而此时，曹景行不经意间做了这样的代言人。
似乎为了把这个节目的容量放大到当天可以达到的高度，在新闻和评论的间隙，穿插了许多与情绪相关的片断。潘红星找出了原来给南斯拉夫事件所做的一个专题，这次也派上了用场。经过赵群力重新剪辑的片子，充分展示了他对于飞机的敏感与轰炸现场的把握。在长沙收看直播的王纪言看到那个片子时，拍掌说：“一看就是赵台剪的，你看那飞机航拍多长的镜头。”赵群力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他对于航拍镜头的把握在中国无出其右者。曹景行在这个片断后，认为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个是和谈，一个是回到联合国，需要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进行。北约以为轰炸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炸出的问题似乎更多了。
这种即时式的穿插评论，显示了曹先生的功底与现场掌控力。曹先生预测此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微妙，中国一方面要加入WTO，而美国也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处理，才能体现国家利益就显得相当重要。
曹先生当天的评论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大家对于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所说的事件，至少有着本能的信任。事后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联名写信：“大家都聚在一起，观看了你的评论。能在当天就得出这样理智而又中肯的评判，几乎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愿意听到真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也是我们的想法，相信也是更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几乎就是一次受难。潘红星说，直播时，我们只有20多分钟的资料与新闻素材。但这个时间段也使我们受益，欧美国家的资料与声音也刚好开始传送过来。许多即时发生的事件就同步直播。实在没有信息了，王纪言打电话说，能否把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用电话的形式来播报。这个创意简单实用，几乎成为所有电视台其后模仿与实际运用的形式。凤凰的大胆与果敢，在此次的连线中，显得比以往更为粗放，但也更为实用。连线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甚至在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操起电话到现场报告情况。当时董嘉耀正在广州休假，接到电话，马上就上街了。他跑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前，采访游行的人群。而香港总部临时找到的几个人，都充当了机动记者，采访了香港与澳门的人群，谈论对此事件的看法。这使全球华人的声音，在较短的时间内，都得到完整体现。王纪言在现场几乎不停地打电话进来进行指挥，同时也表明他对直播的担心。但节目直播到一半时，王纪言的电话就很少了。他说整个节目不错。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4）
一个不得已的创意与即时性的人员的配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到当晚11点结束时，这个节目的元素几乎决定了凤凰卫视后来直播节目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评论员在直播中进行即时性的穿插评论。
曹景行的电视经验以及他本人的评论，事实上使他成为一个灵魂人物。在三个嘉宾组成的话语中，曹成为串联与主讲的灵魂。这次果断的决定，也为凤凰带来巨大声誉。当时国内
的电子媒体几乎全面失语，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前，媒体的沉默似乎再次给凤凰卫视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之成为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的评论影响了当时事态
◎ 曹景行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
你打开了一扇门，问题是，你有能力再把门关上吗？这个话题可以如此解释，你如何使一把火按照你的设想燃烧、保持你想象的火苗，之后再安全地熄灭，而不使自己被灼伤？
如果说第一天的直播，只不过是把火苗拨开，让火焰显露出来，那么凤凰卫视随后七天的直播就是在创造着这样异想天开的举动。
首日的直播使凤凰的高层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们下定了继续关注的决心。第二天，刘长乐带着大队人马辗转回到香港时，已是下午。他们直接回到了位于红的海滨广场总部。这个当时只有半层办公楼的地盘，被作家余秋雨戏称为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雄心其实隐藏在坚忍的行动下面。为确保每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的顺利完成，王纪言立即部署，进行了分工。主编伍淑娴负责《时事直通车》的日常节目制作，钟大年和潘红星负责专门制作这个特别节目。而在主持人方面，则由曾静漪负责《时事直通车》，吴小莉接手与曹景行先生配搭特别节目。
在现场指挥的凤凰管理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认为，凤凰卫视以后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直播，至少要在整体上体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事实和突发的即时性的现场新闻，各地的反响与后续报道。再就是如何传达与控制情绪的传达。在当晚开播的片头上，加了一个香港籍导演制作的情景MTV。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王纪言提出了用《红》《白》《蓝》三部曲中的片头旋律。曹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发挥了作用。他在凤凰卫视属于出名的“碟王”，业余时几乎看尽了天下能找到的影碟。正好他那儿有这几部片子。那首曲子成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人们听到那首曲子时，内心就会被深深的沉郁击中。
第二天的直播显得有备而来。吴小莉与曹先生在直播前，就统一了一个基本要素，当天的直播以报道国内外的反应为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全面梳理。凤凰几乎是国内所有媒体报道游行队伍事件最为全面与彻底的。而那位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因每天与凤凰卫视连线报告民众的情况，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许多人主动提供信息给她，成为一个凤凰非专业队伍运用的极好标本。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发酵，内地的民众陷入到了愤怒中。学生们开始在使领馆前游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已开始放假。民间发出了“中国不可侮”的呼声。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第二天仍然作为嘉宾的邱立本尖锐地指出：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上街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曹先生则委婉地预见到，中国民间的强烈反应，对美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是南斯拉夫。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美英要承担责任。许多预见性的评论，为其后政治的走向与结果所印证。如他认为：“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学生是自发的，官方并没有去动员。但一定要运用得当。”同时他也警告，“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5）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