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至后台+第一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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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投资长江医院的詹氏，原来跟周末也有渊源。早在1999年，连清川、寿蓓蓓等老师就曾揭过莆田游医鼻足詹国团的老底。据说，稿件见报以后，前主编江艺平曾接到詹氏家族的电话，说要把南方周末的楼炸掉。江回应说：你们炸吧，我们的楼上了保险，你们炸了，我们正好可以拿到保险后盖一座新的。
我通过从网上查询发现，7年之后的詹国团，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福建省人大代表，另一个是新加坡一医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除了能认定詹万龙与詹国团同是莆田人外，我没有拿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不过，有意思的是，长江医院的企划部经理詹国强——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跟詹国团却是同一个村。而且，从名字可以看出，还是同一辈份。詹国强在我逼问下承认，董事长詹万龙其实也是莆田人。
詹国强在长江医院中的地位，跟我一起去采访的司机许师傅一看就看出不一般。“你没看见，院长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出门后许师傅跟我讲。中国的民营医院有一个怪象，院长通常不是法定代表人，他只是投资方雇来替他赚钱的，当然，如果出了事，也可以拿出来顶，但真正的投资人却一直躲在幕后。
稿子发了后，有周末前辈看了很激动，说看到周末还能发这样的稿子感到振奋。但他们也都提出，稿子做得很不过瘾，一些关键问题都是浅尝辄止，还多了一些院方和卫生局的无聊口水。我对此只有苦笑，事实上，为了让这篇稿见报，编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广告
我觉得有必要特别说说广告的事。长江医院能火起来，八成应该归功于广告，特别是电视台的广告。这家医院注册资金5000万，一年收入不到5000万，可广告方面能花3000多万。现在看来，长江医院能摆平诸多媒体，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的关系，而主要是广告因素，间接的或直接的。
其实也就是钱的因素。
长江医院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在他们刚刚夺得央视民营医院广告“标王”之后，央视却突然“搞”了他们一下。就在央视报道叶氏夫妇“不孕案”之前，长江并没有怎么把上海的媒体当回事，因为他们的市场是全国。上海人没人去长江看病，长江也不在乎他们。但是央视不同，这是一颗重磅炸弹，把长江医院一下炸得晕头转向。
搞笑的是，就在这期节目播出前后，同一频道仍播出了长江医院的广告。
在此之前，我早就领教了广告力量的强大。2003初进周末后，我写了“伤骨愈膜”的假膏药，结果事后那家公司马上在上海的文汇报上登了半版的声明，指称南方XX报的报道严重失实云云。另一起例子是去年6月，我又打了一个叫“静舒氧”的假玩意，结果这家公司在健康报和法制日报上登声明，指出我报道的十条“失实”。两个声明都说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他们的动静。后来，我知道，这其实也是他们对付媒体报道的一贯路数，这样的声明无疑全是花了钱的广告，主要目的是给经销商和医院壮胆。
尾巴
稿子发了之后，长江医院詹国强两次打来电话，邀我一起“坐坐”，而另一家与长江医院不相干的民营医院，也莫名其妙地托人找我“吃饭”。我都没去。有哥们说是“鸿门宴”，我想还不至于。
做这个稿子的一大成就感，是长江医院没有像以前做批评报道那样事后发来“律师函”，或者再在某报发一个“声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闲着。前一阵，我曾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自称是检察日报的，向我核实一下我稿子开头提的患者的姓名和身份（我用的化名），我检察日报有四个同学，当年毕业时我本来也要去的，结果三言两语下来，那人便挂了电话。现在判断，这人不知道和长江医院有什么关系。显然，他们是想找点稿子的把柄，组织“反击”。
类似的“反击”，做新兴医院的一家媒体就不幸遭遇到了。在新浪网的首页上，有一个“新兴妈妈回娘家”的链接，点开之后你便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原来大半内容是寒碜一个批评过新兴医院的媒体。最损的是一个“欧洲大奖游”的有奖竞猜：
去年某媒体刊登了对新兴医院严重失实的报道，给其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该媒体向新兴医院发了致歉函，请问该媒体的名字是：A．瞭望东方周刊；B。新京报。
所以无论怎么着，南方周末千万别给长江医院发致歉函。
（相关报道：《“送子神话”的背后》2006年3月2日）
成功（新闻板块，广州）
“你们终于来了。”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李主任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晚审讯快结束时，马加爵反复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你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说来凑巧，从2004年3月到2005年7月，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碰到了两个著名的杀人犯：马加爵和阿星。
打开被束之高阁的“采访资料”，我才发现马加爵和最近采访的阿星身上有太多的相似点：他们都生长广西的小山村，一个来自广西宾州，一个广西天等县；他们都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个是还未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年仅20岁的打工仔；他们都因为一句话而杀人，一个因为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一个因为工厂主管骂了一句难听的话；他们都压抑太久，一个长期得不到身边同学尊重，自己很自卑，一个每天12小时在血汗工厂拼命，还时常要面对主管训斥和失业的威胁；他们都残暴地杀人，一个用大铁锤先后砸向四个同学的脑袋，并且饶有耐心地将尸体装入储物柜，平静地离开校园，一个抡起4把大刀，轮番砍向主管的脖子，并从主管的口袋中掏走了300多块钱……最为巧合的是，在到达人生旅途的终点站之前，他们都想见《南方周末》，见见《南方周末》的记者。
天涯海角追上马加爵
去年3月15日晚11点多，我正在海口宾馆紧张写另一篇稿，副主编毛哲打来电话说，得到一个消息，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网。因为我离三亚最近，所以让我第二天早上一定赶到三亚，进行采访。
我立即着手赶往马加爵落网之地。海口离三亚200多公里，全程高速要两个多小时。因为手上的稿子当期要用，我加快进度，到凌晨2点半终于搞掂。接着，我打电话给宾馆大堂经理，询问现在还有没有去三亚的车。经理发出一阵的怪笑，说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车！
想着早上赶到三亚的死限，我便和大堂经理纠缠起来，一定要他安排车。逼得没办法，大堂经理只好叫上一位有私家车的亲戚，让他送我去三亚。收拾行李、退房、定车，一番折腾，已经四点多，赶紧上路。
听说我是记者，开车的师傅问我是去采访马加爵吧？我大吃了一惊，司机师傅告诉我他是从中央台知道马加爵在三亚落网的。因为是凌晨，高速路上的车特别少，司机脚下的油门自然舒畅不少，我也在车上打起了瞌睡。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在车后座上睡着的我猛然惊醒，奇怪地发现汽车安安静静地躺在高速路旁一个匝道上，司机也不见了，四周土坡上长满青草。当下心头一紧：难道我在睡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司机师傅正在换轮胎，原来后车轮出了一点问题。此刻，我庆幸还在人间。
16日7时许，赶到三亚，天已放亮。三亚公安局门口停满了车，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已经堵在门口，大有磨刀霍霍的架势。
在当地几个记者帮助下，我很快找到当时抓捕马加爵的警察，并找到现场一些目击者，搞清了当时现场情况。我心中盘算，要尽量找机会见到马加爵，更奢侈的想法是能够和他面对面谈一谈。
马加爵要见《南方周末》
到了三亚公安局，“南方周末记者？”接过名片，一位女警察脸上的表情由开始的惊诧慢慢变成困惑，最后又一阵释然的笑。
我很奇怪她的表情如此复杂，并且变得这么快。《南方周末》在海南政法线名头很响，凡去法院、公安局采访，大家无一例外先和你谈几分钟有关《“反腐狂人”的梦想与悲怆》这篇文章，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南方周末的影响力却不可轻视。我最初猜想是不是他们还惦记着那篇报道留给他们的印象，但是很快真相大白了。
这位女警察把我领到一位中年男人面前，介绍说这是南方周末记者。这位中年男人看了一眼名片，突然双手握着我，让人猝不及防，冷峻、严酷的脸也变得亲和起来，从他坚定的眼神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南方周末的尊重。
“南方周末来得真是快啊！”他笑着说，不断感叹昨晚马加爵刚被抓，今早南方周末就赶过来了。
“你们终于来了。”他自我介绍是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李主任，主管宣传，看到我一脸迷惑的样子，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晚审讯快结束时，马加爵反复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你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说完，李就到隔壁房间向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请示，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如果上面同意，我亲自陪你去见马加爵。”
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旁边一位刑警攀谈起来，这个恰好参加审讯的警官透露，马加爵供述，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也曾经几次想联系《南方周末》，但因为多种因素，最终未能实现。
很兴奋，我赶紧向编辑部报告这一情况，并商量在见到马加爵时如何提问，以洞察一个逃犯和一个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同时，马加爵要见南方周末的消息也震动了编辑部同仁，这个曾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少年变态杀人恶魔”也显示其另外的一面。
擦肩而过的马加爵
“厅长说不同意，要请示公安部。”海南公安厅政治部的李主任无奈摆摆手，礼貌地说，“我也希望能陪你去采访马加爵，这是个独家大新闻。”
请示公安部，结果可想而知，但编辑部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李主任催促我赶快取得公安部特批，因为下午马加爵要从看守所移交到昆明警方手中，时间很紧。看到李主任对我们报纸有好感，我就盯着他死缠烂打。最后通过他，我顺利找到正在三亚看守所的公安部专案组的一位成员，可是他始终不松口。
16日下午5时许，马加爵移交给昆明警方，公安部还是没有同意，而现场指挥的公安部专案组成员也恪尽职守，他私下里说也很喜欢南方周末，但考虑到公安没有对马加爵的口供固定下来，万一对南方周末说得不一样，以后很难统一起来。“我个人认为，应该给犯罪嫌疑人说话的这个权利，但许多因素还未确定，所以要得到上级领导批示。”他坦言自己只是个处长，无能为力。
最终没有能够采访到马加爵，作为一个记者，最为沮丧的莫过于此。无论对于马加爵本人，还是急切想了解马加爵的民众，不能接受采访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许马加爵有很多话想对他信任的南方周末说，但是他没有机会了。在移交前的那一刻，我隔着看守所窗口看着马加爵，皮肤黝黑的他双手捧着一根烟，猛抽几口。警方试图用抽烟让他平静下来，但对带着脚镣的他怎么也没有效果。
反思马加爵
第二天，我翻开报纸，发现许多报纸用惊人口吻写道“本报独家对话马加爵”，有些甚至写道“在马加爵移交间隙，本报记者对话马加爵”。一直在现场的我没有发现哪位记者和他对话，只有央视隔着窗口在静静地拍画面。竞争太残酷了，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有些报纸已将新闻的立基之本抛置脑后。
随着马加爵报道的白炽化，社会各方从个人心理成长、城乡贫富差距、社会环境等对马加爵进行解剖，一时解构马加爵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好事者撰写一篇古色古香的《大铁锤传之马加爵》，网上还流传一首专门为马加爵写的歌。
一个复杂的马加爵，让人看到不仅仅是杀人恶魔，他在逃亡最后的时候曾想过到他所信任的南方周末报社忏悔倾诉，然后投案自首。但他终究没能来南方周末报社，即使在被警方抓获后，他再一次想起了南方周末，可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意。
南方周末同仁们进一步做了更客观冷静的《还原马加爵》，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剖析一个恶性犯罪如何发生，更解释了这样的人性犯罪是可解释，有因果的，不完全是道德层面，在社会犯罪预防机制上，都是可疏导、可预防的，从而更具有深度和建设性。
同事伍小峰也曾在一篇《采访中的洞察人心和宽容》文章中，强调采访中面临的采访对象的复杂性，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媒体记者，应该学会进入、掌控和记录这样的复杂而真实的存在”。
马加爵在报社激起的涟漪并未消退，同事孙亚菲特别写了一封信发到新闻部公共信箱里。在信中，她说马加爵对南方周末的几次眷顾让已有多年职业记者生涯的她感到震撼，“在南方周末工作，以前只是采访、写稿，现在才感受到原来自己的报道如此影响一个人”。
事实上，马加爵未能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也许给太多人留下的遗憾和悬念。
李海鹏在其2004年年终盘点采访手记《山水飘摇》中也提到这一点。他以遗珠之憾的笔调写道：“我错过了探求一个大学生的复杂内心的机会。”
上海一位老干部还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质问“某部门”究竟那个部门，他执意要去追究是“某部门”哪个领导不批准，为何不肯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
2004年，最让我难忘的是马加爵那张消瘦、黝黑的脸。
李海鹏（新闻板块，北京）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1、职业化程度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