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至后台+第一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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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陈蓉讲起了那20万元巨债的由来。1994年，丈夫徐恩怀满怀希望地从本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基金会”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了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不能承受这种高强度工作。
巨额的债务让不善言说的徐恩怀变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读完中专时，她的三个弟弟也陆续上了初中与高中。一贫如洗的徐恩怀咬牙以1万元的低价卖掉了那辆14万买进来的货车，交了四个孩子的学费。
斜靠在母亲身旁的徐萍流泪了，她对记者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徐萍说。记者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也发现，尽管近年大学不断扩招，但这个村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多起来，近三四年来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三四个。受调查的农民们反映，他们不想因为孩子的大学费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负担。
所以父母的叹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远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
在这一年，父亲徐恩怀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只想把钱留作孩子们的学费。但徐萍决心为父亲的手术筹钱。村里一个贪觎上少女徐萍的人传话给她，只要把第一次给他就可以借2000元。“为了爸爸我差点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劝住了我并借给我们家治病钱。”徐萍在给记者的来信中回忆。
1、 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 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 推动公共利益；
2、 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这份报纸前进，哪怕只起到一点点作用，都可以说得上是可贵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标，就是与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闻行业的竞争是一场比赛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锦标。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这份报纸已经不复光彩，我相信它仍有进取之心。
另外的目标是，当我离开这家报社时，我能告诉自己：可以去干别的去了，在此你已经尽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评定而写的业务总结报告。）
2002年春节前，基金会又一次来催债，要让法院来查封他们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那时我特别害怕以后过年时没有房子，大弟弟又读高三了，成绩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学。但学费至少要1万以上，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得不到解脱”。
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
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
徐萍回忆往事的时候语调冷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她卖身的第一次是和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在徐萍的记忆中，那天她是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带着赴死的决心走入房间的，“当时，我只是紧闭着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木偶是不会痛的，但我的心跟着我的身体一起痛。”事后她得到了300元。以后每一次“生意”，她都会深深吸口气，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半个小时。”
这样的日子被她形容为“周六到周日是魔鬼，周一到周五是天使”。她把攒起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弟弟们交学费。她经常一天就是五角钱的豆腐加五角钱的豆芽，米是家里带来的，一天就消费一元钱。她那时“心很苦，被人鄙视轻蔑，但坚信‘冷的是苦难，暖的是人性’”。
“当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就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徐萍说，她在家访时发现一对十来岁的姐弟，每餐晚饭吃的都是酱油炒饭，因为父母都打工去了，“我很心酸，就给了他们十块钱，叫他们买些榨菜鸡蛋的”。另有一个学生整天光着脚来上课，她在到城市接客的一个周末，为这个孩子买了双鞋。
到了暑假，她还会陷入深度焦虑中，因为暑假后常常就是三个弟弟将近2万元的学费，而她那时一年的教师工资不吃不喝也不足4000元，所以她在暑假时只得以更频密的卖身给弟弟们筹集学资。
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亲一样年龄的工程师“文”。文同情她的经历，并且爱上了她，每月给她800元，并让她脱离这一行业。文还为她过了21岁的生日，她在蛋糕、红酒、玫瑰和铂金戒指间感动得不知所措：“原来做小姐的人也会拥有爱情，被他爱着宠着疼着感觉好幸福。”
但在和文相处半年后，她忽然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家里的财政依然紧张，这段时间她瞒着文出去接过客。性病是尖锐湿疣，她到医院里做激光治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下面都被烧焦了，全身都是汗水”。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走到充满冬日阳光的街上，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暖，心里冰了”。
几天后文出乎意料地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几支能根治尖锐湿疣的干扰素。治疗过程的痛苦超出了徐萍的想象，“晚上睡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全身好痛，不断地用头撞墙，不断地哭，不断地叫妈，把自己折磨到累了，能够睡着为止。”性病不再复发了，徐萍却悄然离开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家庭”，“曾经拥有过值得这辈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够了”。
拯救
她的心被撕裂了，“为不使自已疯掉”，她就到宗教里找慰藉。最初她信了基督教，在牧师的布道声中，常常泪流满面。但她又觉得像她的行为可能会下地狱，所以信了教后反而更害怕。于是她又上“戒淫网”里找解脱痛苦的道理，她希望过内心平静的生活。后来她遇到了一名信佛的网友，被这位佛友“度”了。但当信佛教后，她发现经文里有“六道轮回”一说，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万劫不复，结果陷入更深的苦痛中。后来一位佛友解开了她的心结，他说如果动机是为了家人，就是善的。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苦难”，“答应菩萨不会再给陌生人看见我的身体”。
她只想全心地成为一名正常人，爱她所爱的教师职业，她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爱：“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得到学生所送的卡片和图画……即使每月只有300块钱，住宿条件差，教学条件也差，但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无邪的小学生时，一切的抱怨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2003年底，她参加了公办教师招考，以全市前茅的成绩从一名代课教师转成了公办老师。
而她读大学的弟弟这时候才知道过去姐姐给他筹学费的真相，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姐姐，你别这样了。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书了。”但此后姐弟俩很少直接谈这件事情，到了2005年，在徐萍早已不做小姐之后，有一次弟弟还是用电子邮件有意无意地给姐姐发了一封武汉大学生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新闻。“我知道他在提醒我什么。”徐萍说。
爱的超度
2004年5月，徐萍以公办教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另一间乡村小学教英语。当2006年记者走进她的宿舍，一眼望见的是靠门的书桌，书桌旁的墙上一侧贴着佛像，另一侧贴满了孩子们童稚的图画，图画中有沉思的小女孩，也有花草与太阳……“我喜欢改作业时看着这些图画，孩子们总是可爱得让人发笑。”徐萍说。
她还珍藏了许多学生们写来的信与贺卡，一些小纸条则被她仔细地贴在了一张A4纸上。这和她与学生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关。
2005年9月份，她发现700元／月的工资不再被下发，上级部门答复的原因是她刚好属于要被重新调整教师编制的范围，要等调整后再说工资事宜。她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弟弟们的学费怎么办”，“觉得压力太大了”，她想出家去做尼姑。她的想法也被学生们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这张A4纸上的学生给老师的千奇百怪的小纸条，“老师，你不要去做尼姑，我们喜欢你”，“我觉得你上我们的英语课好爽，我看见你的笑容，笑得很甜，你平时对我们说话很温柔……”徐萍被学生们打动了：“做尼姑只能解脱自己，而做老师可以造福一大批孩子。”
此后几个月仍没发工资，她一边向学校借钱一边坚持教课。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没有了工资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在一次给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她终于无法自控地趴在讲台上抽泣起来。
11月15日下午，六年级的班主任无意中告诉学生们徐老师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工资了。学生们就自发决定帮老师渡过难关。傍晚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学踩着自行车，拿着一大袋东西交给一脸愕然的徐萍。里面有二十多斤大米，两个橙子一个柑子，两把青菜，一包话梅。放下东西，这两个孩子就踩着车跑了。
第二天早上，陆陆续续地不断有学生提着东西往徐萍的宿舍里送，有米、青菜、豆角、蕃薯、鸡蛋……她宿舍的一角堆满了学生们送来的东西。
徐萍流着泪对班上同学说：“老师家里也是种田的，你们不需要拿米给我，至于菜，老师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真的不需要你们这样做。”说完她深深地鞠了两躬。
下午的时候，六年级学生又来到徐萍门口，拿出一叠由一元两元纸币叠起来的42块钱，要求她收下，说这是他们班学生的心意。徐萍不肯收：“你们是不是又想把老师弄哭啊，老师真的不需要。”她还告诉孩子们“老师也对不起你们”。因为她在开学时向学生们承诺，平时英语测验成绩90分以上的，老师会掏钱出来买些学习用品奖励他们。第一、二单元测验时，她都兑现了承诺，但后来几个单元，因为她实在是拿不出几十块钱买练习本奖励他们了，而且考取90分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反而却要让你们破费拿米捐钱，真的让老师既开心又痛苦。但老师答应你们，等到时候拿到工资了，我一定会买练习本回来补发给你们的”。学生们哭了。
事后，徐萍自己贴了4元，拿着共46元给学生们买了几份英语试卷和一盒听力磁带。磁带和学生们送的东西，直到2006年1月份记者前去调查拖欠工资问题时，还放在徐萍的宿舍中。学校的一位主任告诉记者：“我为有这样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荣幸，为有这样助人的学生而感动。”
谁来帮助她？
12月份她的工资依然没有发下来。相反，镇政府要求每位老师去村民家说服每人交5元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每个老师说服50个，完不成的自己拿250元填上。大约有一个星期，在每天放学后，徐萍和其他老师到村里去做“思想工作”。不少贫困的村民不愿交这笔钱，完不成任务，2006年1月15日老师们为此填交了2100元。
徐萍在给本报的来信中说：“23岁，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的世界呢？我不曾经历过。23岁的我，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把那前三个月的工资要回来，过一些属于正常人的生活。那点钱，是留着给我弟弟读书用的，如果讨不回来，我只能够靠自己的方式去赚钱给我弟弟读书了。但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滋味，比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