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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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沃森




译者前言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分子结构模型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他们指出，遗传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具有一种微妙的双螺旋结构。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遗传的化学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引起了生物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其结果是在此后不久就完全阐明了遗传密码问题。由于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沃森和克里克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一书是沃森写的一本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书中不仅有科学知识，亦有科学工作方法。此书最早分期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出单行本。中译文先是根据《大西洋月刊》译出，并在中国生物化学会主办的《生化通讯》杂志上连载（约全书的二分之一）。1980年出版的英文新版本中，作者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我们根据新版本将中译全文作了修改、补充。另外，在附录中收进了四篇文章，即沃森和克里克的两篇原始论文，以及斯坦特写的介绍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双螺旋》一书作者及出版概况的两篇文章。读者阅读了附录中的材料更能加深对《双螺旋》一书的理解。

　　参加本书一部分翻译工作的先后有李文杰、王美娟和史叶等同志。全书的翻译是在沈昭文先生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我们向沈老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感谢袁士龙、徐有成、汪成尧、庄熙孟和洪炯等同志给予的帮助。全部译稿完成之后，又承蒙上海外语学院聂振雄、张岱云、关可光同志给予认真校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双螺旋》原书写得情节动人，文笔流畅。布喇格爵士对此书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由于译者中英文水平所限，这本中译本在很多地方可能没有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甚至出现某些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弄清了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进行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所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们失望。

沃森

1983年6月14日纽约冷泉港







布喇格爵士的前言


　　本书记叙的事件导致了对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解释。从多方面来看其记叙手法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的结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本世纪科学界重大的事件之一。受它的鼓舞而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得科学改观的学科。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的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大大超出预料。尤其是后面几章，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逐步推向全剧的高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工作者一道分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他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这个研究者看到过这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吸收来的。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大家承认同行对研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年在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所留下的印象。他善于用佩普斯式的坦率笔法进行写作。书中涉及到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来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一种印象记录，并非历史事实。实际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者的动机比他当时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书中涉及到的我们几个人看过。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我们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和坦率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作者序言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之见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从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作出评价。虽然，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它却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的作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期间，我观察事物的方法，其他一些当事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到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致。再者，对于同一桩事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很多人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复杂的、互不相容的宵小之徒的贪欲和正人君子的坦荡作风并存的科学界里，DNA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跟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作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的叙述作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森特…乔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惠勒（JOhn　A。Wheeler）和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助于古根海姆奖学金，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伦敦金氏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审编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及时提_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于哈佛大学，麻省剑桥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AlfraI　Tissicres）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Rothorn）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就乘邮车到秦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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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