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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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对我说昨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觉得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工作一年。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尔看来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题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种肯定没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西重新安排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且，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所增长。另外，罗西认为有证据说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判断这一论点是否有科学根据还是不容易的。当克里克和我尚未掌握实验数据时，最好还是虚心一点。于是，我又把精力集中到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21
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它位于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他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与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领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和味重的腊肠一类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迁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每日电讯》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一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子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口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卧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链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关DNA、RM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证眀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上面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号不能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无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但没有克里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