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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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让给我住，几乎不收租金。这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仅仅有一个老掉了牙的电热炉。我很乐意接收了下来，虽然在这里容易感染肺结核，但和朋友住在一起比我在这种时候去找别的宿舍住要好得多。于是，我欣然从命地决定住在网球场路，一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
7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很快就走才是愚蠢的呢！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在佩鲁兹的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因而，我就不必化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如释重负。在午餐时，我们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在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到达后的几天之内，我们就知道要干些什么：模仿鲍林并且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鲍林在多肽方面的成就自然而然提醒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他身边没有人认识到DNA乃是万物之本的话。他与金氏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存在的麻烦就会使他不能开始DNA的工作。而且，即使血红蛋白不算最重要的课题，克里克先前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所待的两年肯定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的，而是有成绩的。当时，在蛋白质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很需要有人集中精力去创立学说。但是，现在克里克在实验室老想同我讨论基因问题，他也不想再把有关DNA的问题束之高阁了。要是他一周仅仅化费几个小时考虑DNA，并帮助解决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也不会有人介意的。即使这样，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
这样，肯德鲁很快就看出我不愿意帮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由于他不能结晶出大的马肌红蛋白，开头，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我的实验技术不如实验室那位瑞士化学家熟练。我到剑桥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的心脏。结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也从而避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但是，后来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力图拿到结晶，其结果并不比肯德鲁做的成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了我的忙。因为如果结晶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就会继续要我做蛋白质X射线衍射工作。
我和克里克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终日浮想联翩甚至对克里克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问题。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这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α螺旋的。
不久，有人告诉我说鲍林的成功也很平常，并不是复杂的数学推理的结果。在他的文章里间或有公式出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语言叙述也就足够了。鲍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他发现α螺旋并不是仅仅靠研究X射线衍射图谱。相反地，其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是一组分子模型。这些模型表面上看来与学龄前儿童的玩具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DNA的问题！我们只要制作一组分子模型，开始摆弄起来就行了。我们幸运的话，DNA结构也许是一种螺旋型的。任何别的构型都太复杂了。还没有排除答案是简单的这种可能性，就担心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是非常愚蠢的。鲍林从来也没有在杂乱无章的探索中取得任何成果。
与克里克头一次交谈，我们就假定DNA分子含有许多有规律地直线排列的核苷酸。我们这样的推理部分地基于简明性这一点上。虽然附近的托特（Alexander Todd）实验室的有机化学家认为这是核酸的基本排列方式，但那时他们还远没有用化学方法证明所有核苷酸之间的键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DNA分子中的核苷酸不是有规律直线排列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DNA分子怎么能象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堆积在一起而形成结晶聚合体的。因此，假定今后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见解问世，我们把DNA的糖和磷酸骨架看成是非常有规律的，可能是解释它的分子结构的最好办法。从而找到一种三维螺旋构型，其中所有的基本结构都处于同样的化学环境之中。
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解决DNA结构比解决蛋白质的α螺旋更复杂些。在α螺旋中，单一的多肽链（许多氨基酸的集合）通过自身的基团之间的氢键折叠成螺旋型。但是威尔金斯曾对克里克说过，DNA分子的直径比单独一条多核苷链（许多核苷酸的集合）的直径要大些。因此，他认为DNA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其中包括几条彼此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如果真是如此，在开始认真建造模型以前，必须弄清楚多核苷酸链之间究竟是通过氢键，还是通过与负电性磷酸有关的盐键维系在一起的问题。
由于DNA合有四种不同的核苷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DNA并非一种有规律的分子，而是一种高度无规律的分子。但是，四种核苷酸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每种核苷酸都含有相同的糖和磷酸，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含氮碱基。这种合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