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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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之处在于它们的含氮碱基。这种合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而且，由于核苷酸之间的联结仅与糖和磷酸有关，因此我们的假设——相同的化学键联结所有核苷酸，不受任何影响。于是，在建造分子模型中，我们假定糖和磷酸骨架是很有规律的，而其中的碱基顺序则是很不规则的。很明显，如果碱基顺序总是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DNA分子就都相同，也就不存在基因的多样性了。

　　　　在没有借助X光衍射资料的条件下，鲍林解决了α螺旋结构。但他还是知道那些X光衍射资料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有X光衍射资料作依据，各种各样可能的多肽链的三维构型很快就被淘汰掉了。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X光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仅仅浏览一下DNA的X光衍射图片，就能避免许多错误的出发点。幸运的是，在文献中已经报道了一种不怎么好的DNA图片。这是英国结晶学家奥斯特伯（w。T。Astbury）在5年前拍摄的。我们拿来派上了用场。后来，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我们可能会节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图片是威尔金斯的，这实在使人伤透了脑筋，但也无可奈何。

　　　　要搞到这张照片，除了和他商量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克里克竟毫不费力他说服威尔金斯于一个周末到剑桥来，用不着勉强、威尔金斯就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因为一则螺旋型结构当时不仅是一种明朗化了的猜测，再则，威尔金斯在剑桥一次夏季讨论会上已经使用了“螺旋”这个名词。在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六周以前，他曾经把那张DNA的X光衍射图谱拿出夹展示过。那张图谱显然在子午线上缺少任何反射迹象。他的同事，理论家斯托克斯（AleX　Stokes）告诉他，这个现象是与螺旋结构相符合的。根据这个观点，威尔金斯猜想有三条多核苷酸链形成DNA的螺旋结构。

　　　　我们相信利用鲍林建造模型的手段；　甚至在没有更多的X光衍射结果之前，会很快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威尔金斯同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平时闲谈总要涉及罗西·富兰克林，因为来自她那里的麻烦与日俱增。她坚持认为，就是威尔金斯本人也不应该再拍更多DNA的X光照片了。威尔金斯想方设法同罗西妥协，结果做了蚀本生意。他把用在初始工作上的所有好的结晶DNA都交给了罗西，井同意将自己的实验仅限于其他的DNA。后来他才发现这种DNA不能结晶。

　　　　后来事态竟然发展到罗西甚至不愿把她最新工作成果告诉威尔金斯。威尔金斯了解事情真相最早可能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的11月中旬，那时罗西已准备好开一个关于她过去六个月工作总结的讨论会。威尔金斯讲欢迎我参加罗西的讨论会，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第一次得到了学习X射线晶体学的鼓励，并希望罗西不要讲得使我听不懂。

8

　　　　出乎意料，还不到一周，克里克对DNA的兴趣突然一落千丈。因为他决定指责无视（不尊重）他的学术观点的一位同事。这位受指责者不是别人，正是布喇格教授。这件事发生在我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六上午，佩鲁兹把前一天布喇格爵士和他本人关于阐述血红蛋白分子形状的一份手稿交给了克里克。克里克很快地看过内容后，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发现有些论述所依据的理论性观点大约在九个月之前他就提出来了。更糟的是，克里克记得他曾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观点告诉过实验室里所有的人。然而，他所做出的成绩至今得不到承认。他立即跑到佩鲁兹和肯德鲁那里，告诉他们这种横蛮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随后又急冲冲地到了布喇格办公室，要求如果不向他道歉，至少也要向他作出解释。但事不凑巧，布喇格那时在家里，克里克只得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谈这件事。遗憾得很，这样一耽搁就不能有把握地弄清事实真相了。

　　　　布喇格爵士断然否认他了解克里克以前的想法。有人传说布喇格偷偷地用了别的科学家的观点，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侮辱。而克里克认为不能相信布喇格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致忽视了他常常提起的观点，克里克这样想的，对布喇格也是这样说的。他同布喇格再交谈下去已不可能了，于是不到十分钟他就离开了布喇格的办公室。

　　　　布喇格认为这次见面似乎是同克里克关系中使人难以容忍的最后一招。几个星期以前，布喇格来到实验室，由于他前一天晚上有过一个好的想法而显得非常激动。后来他和佩鲁兹共同写论文时把这个想法写了进去。他把此事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时，恰好克里克也在那里。克里克非但没有立刻接受这种解释，反而申明要离开，并检验一下布喇格究竟是对还是错。布喇格听了火冒三丈。他的血压升高起来，生气地回家去了。他把这些喜欢肇事的孩子们所干的蠢事告诉了他的妻子。

　　　　最近发生的争论对克里克来说简直是种灾难。他回到实验室后，觉得处境相当不自在。布喇格在打发克里克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生气地告诉他，他的博士课程完成以后，布喇格还要慎重考虑克里克能否继续留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克里克显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不久也许必须另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克里克常去的伊尔酒馆（Eagle）吃的。大家心情很不愉快，闷闷不乐地吃完了那餐午饭。

　　　　克里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深知自己精明能干，还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但并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出身于一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米尔山学校就读，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学习物理。战争爆发时，他已开始攻读学位的工作。同所有其他的英国科学家一样，他参加了战争，并加入了英国海军科学组织。在那里他精神抖擞地工作着。虽然许多人对他滔滔不绝的议论感到不满，但一则为了赢得战争，再则他在生产精巧的磁性水雷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人们就不去计较他的唠叨。但战争一结束，他的同事们觉得再没有理由将他永久留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深信自己在科学事业方面将无用武之地。他对物理学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决定搞生物学。在生理学家希尔（A。V。Hill）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于1947年秋来到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斯坦基威斯（Strangways）实验室做了些微不足道的纯生物学工作。两年以后，他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同佩鲁兹和肯德鲁一起工作。在这里；　他再次激励自己要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奋斗。他被凯厄斯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导师是佩鲁兹。在某种意义上讲，念博士学位，对于敢想敢干不满足于论文中单调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他决定当研究生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后来在他与布喇格闹翻的关键时刻，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就很难把他解雇。

　　　　关系闹僵后，佩鲁兹和肯德鲁急忙跑来援救，并向布喇格说情。肯德鲁证明克里克先前曾写过关于争论中问题的短文。布喇格承认两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布喇格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克里克要离开的事就悄悄地被搁置下来了。但是，布喇格仍然认为以后不必留下克里克。有一天，他心情不爽，说克里克使他伤透脑筋，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留下他。布喇格觉得克里克35年来虚度年华，一直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并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9

　　　　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新机会使克里克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就在与布喇格闹翻的几天后，晶体学家范特（V。vand）给佩鲁兹写了一封信，其中涉及螺旋分子的X光衍射理论。由于鲍林成功地解决了蛋白质α螺旋，当时实验室的兴趣都集中在螺旋上面了。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去验证这些模型，从而进一步证实α螺旋细节的正确性。范特希望他的理论能起到这种作用。

　　　　克里克很快发现了范特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对于发现正确的理论他跃跃欲试。于是他跑到楼上同矮小的、斯文的苏格兰人，卡文迪什实验室晶体学讲师考基兰（Bill　Cochran）交谈起来。当时在剑桥大学搞X光衍射的人中考基兰是一个最聪明精干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参加生物大分子方面的工作，但总是为克里克不断探索理论而提出自己敏锐的看法。当考基兰告诉克里克某个观点不够完善或它会导致一无所得时，克里克通常相信他是好心，而不怀有职业上的妒忌心理。而这一次，考基兰相信克里克是对的，因考基兰自己也独立地发现了范特论文中的错误，并且开始思考着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几个月来，佩鲁兹和布喇格一直催促他建立螺旋理论，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现在，克里克发觉了范特的错误，所以考基兰也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把他自己的理论用公式表示出来。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克里克沉默寡言，沉浸于数学公式里。在伊尔小酒店吃午饭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因此不能到实验室去，只得回家。他坐在煤气炉前无事可做，觉得无聊，于是又埋头搞起他的公式来了。不一会儿，他找到了答案，感到无比高兴。但是他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和妻子奥迪尔·克里克（Odile　crick）应邀要到剑桥一家较好的酒商马修斯（Matthews）那里去品酒。连日来，他一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被邀品酒，表明受到了剑桥上层人士的器重，使他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他的不鉴赏。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st．Joh）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座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Vogue），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Northatnpton）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人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　光衍射图来核对α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稿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10

　　　　到11月中旬，我已　学习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罗西滔滔不绝地讲演有关DNA问题时，我已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注意力应放在什么地方。六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罗西的新x　光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真正有关实验细节是一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