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罗素-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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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伦理思想不是通常任何意义的自我放纵的伦理思想;他信仰斯巴达式的纪律,
为了重大目标既有加给人痛苦的能力也有忍受痛苦的度量。他赞赏意志的力量甚于一切。
他说:“我按照一个意志所能作出的抵抗的量和它所能忍受的痛苦与折磨的量来检验·
它·的·力·量,并且我懂得如何对它因势利导。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存的罪恶和痛
苦,反而怀着希望但愿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比向来更罪恶、更充满苦痛。”他认为同情心
是一种必须抵制的弱点。“目标是要达到那种庞大的·伟·大·性·的·能·力:能通
过纪律而且也通过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来塑造未来的人,然而却能避免由于看见因
此而造成的、以前从未见过类例的苦难而·趋·向·崩·溃。”他带着某种狂喜预言将
要有一个大战时代;我们不知道假使他活到了目睹他的预言实现,他是不是快乐。
不过,他并不是国家崇拜者;决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
信仰英雄的人。他说,整个一个民族的不幸还不如一个伟大个人的苦难重要:“所有这
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中以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
尼采不是国家主义者,对德国不表现过分赞赏。他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统治种族,
要他们来作全世界的主人:“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
那里面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的意志要给千秋万年打下印记。”
他也不是明确地抱有反犹太主义的人,不过他认为德国容纳着那么多的犹太人,再
多便不能同化,所以不可允许犹太人继续内流。他讨厌《新约》,却不讨厌《旧约》,
他用最高的赞美词句来谈《旧约》。为尼采说句公道话,我们必须强调,和他的一般伦
理观点有某种关连的许多近代发展,同他明白表示的意见是相反的。
他的伦理思想的两点运用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对妇女的轻蔑;第二是他对基督教的
无情批判。
他永远不厌其烦地痛骂妇女。在他的拟预言体的著作《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Th
us Spake Zarathustra)里,他说妇女现在还不能谈友谊;她们仍旧是猫、或是鸟、或
者大不了是母牛。“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
蠢。”如果我们可以信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最有力的警句:“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
你的鞭子”,就知道战士的娱乐必是与众不同的一种娱乐。
他对妇女虽然总是同样地轻蔑,却并不总是这么凶猛。在《权力意志》(WilltoPo
wer)里他说:“我们对女人感到乐趣,像是对一种或许比较优美、比较娇弱、比较灵妙
的动物感到乐趣一样。和那些心里只有跳舞、废话、华丽服饰的动物相会是多么大的乐
事!它们向来总是每一个紧张而深沉的男性灵魂的快乐。”不过,就连这些美质也只有
当女人被有丈夫气概的男人管束得老老实实的时候,在她们身上才找得到;她们只要一
得到任何独立地位,就不可容忍了。“女人有那么多可羞耻的理由;女人是那么迂阔、
浅薄、村夫子气、琐屑的骄矜、放肆不驯、隐蔽的轻率……迄今实在是因为对男人的·
恐·惧才把这些约束和控制得极好。”他在《善恶之彼岸》中这样讲,在那里他并且又
说,我们应当像东方人那样把妇女看成财产。他对妇女的谩骂全部是当作自明的真理提
出来的,既没有历史上的证据也没有他个人经验中的证据以为支持;关于妇女方面,他
个人的经验几乎只限于他的妹妹。
尼采对基督教的异议是它使人接受了他所说的“奴隶道德”。把他的议论和法国大
革命之前法国philosophes(哲人们)的议论对照起来观察是很妙的。法国的philosoph
es主张基督教教义是不真实的;基督教教导人服从人所认为的神的意志,然而有自尊心
的人却不应当向任何高级的权能低头;基督教会已经成了暴君的同盟者,正在帮助民主
政治的仇敌否定自由,不停地绞榨穷人的膏血。尼采并不关心基督教或其它任何宗教在
形而上学上是否真实;他深信没有一种宗教实际是真理,所以他完全从宗教的社会效果
来评价一切宗教。他和philosophes意见一致,也反对服从假想的神意志,但是他却要拿
现世的“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的意志代替神的意志。
除这种超人外,服从是正当的,然而服从基督教的神却不正当。关于基督教会是暴
君的同盟者和民主政治的仇敌,他说这恰恰是真相的反面。据他讲,法国大革命及社会
主义从精神上讲和基督教根本是同一的,这些他同样都反对,理由也相同:即不管在任
何方面他都不想把所有人当作平等的对待。
他说佛教和基督教都否定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有任何根本的价值差别,从这个意
义上讲都是“虚无主义的”宗教;
但是二者当中佛教可非议的地方要少得多。基督教是堕落的,充满腐朽的粪便一般
的成分;它的推动力就在于粗制滥造者的反抗。这种反抗是犹太人开头的,由不讲诚实
的圣保罗那样的“神圣的癫痫患者”带进基督教里。“《新约》是十分·卑·鄙的一类
人的福音。”基督教信仰是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谎话。从来就没有一个知名人物
和基督教的理想相像;例如,想一想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里的英雄们吧。基督教所以
应该受到谴责,是因为它否定“自豪、有距离的哀愁、伟大的责任、意气昂扬、光辉的
兽性、战争和征服的本能、炽情的神化、复仇、愤怒、酒色、冒险、知识”的价值。这
一切都是好的,却都被基督教说成坏的——尼采这样主张。
他讲,基督教的目的是要驯化人心,然而这是错误的。野兽自有某种光彩,把它一
驯服就失掉了。杜思退也夫斯基所结交的罪犯们比他好,因为他们比较有自尊心。尼采
非常厌恶悔改和赎罪,他把这两件事称作eoliecirculaire(循环的蠢事)。我们很难
摆脱开关于人类行为的这种想法:“我们是两千年来的活剖良心和自钉十字架的继承人。”
有一段关于巴斯卡尔的很有动人力量的文字值得引下来,因为这段文字把尼采反对基督
教的理由表现得最好不过:
“在基督教中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东西呢?反对的是它存心要毁掉强者,要挫折他们
的锐气,要利用他们的疲惫虚弱的时刻,要把他们的自豪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良心苦恼;
反对的是它懂得怎样毒化最高贵的本能,使它染上病症,一直到它的力量、它的权力意
志转而向内反对它自己——一直到强者由于过度的自卑和自我牺牲而死亡:那种让人不
寒而栗的死法,巴斯卡尔就是最著名的实例。”
尼采希望看到他所谓的“高贵”人代替基督教圣徒的地位,但是“高贵”人决不是
普遍类型的人,而是一个有统治权的贵族。“高贵”人会干得出残忍的事情,有时也会
干得出庸俗眼光认为是犯罪的事;他只对和自己平等的人才会承认义务。他会保护艺术
家、诗人以及一切可巧精通某种技艺的人,但他是以自己属于比那种只懂得做点事的人
要高的阶级中一员的资格来保护这些人的。从战士们的榜样,他会学会把死和他正在奋
斗维护的主义连在一起;学会牺牲多数人,对待他的事业严肃到不饶人;学会实行严酷
的纪律;学会在战争中施展暴虐和狡猾。他会认识到残忍在贵族优越性里所起的作用:
“几乎我们称作‘高等教养’的一切东西,都以·残·忍·性的崇高化和强化为基础。”
“高贵”人本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化身。
对尼采的学说我们应该抱什么看法呢?这种学说有多大真实性呢?有几分用处吗?
里面有点什么客观东西吗?它仅仅是一个病人的权力幻想吗?
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
起了很大影响。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
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
定流行得很。
然而他还是有许多东西仅仅是自大狂,一定不要理它。谈起斯宾诺莎,他说:“一
个多病隐者的这种伪装暴露出多少个人怯懦和脆弱!”完全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
己,既然他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了斯宾诺莎,用来说他更不勉强。很明显,他在自己的白
日梦里不是教授而是战士;他所景仰的人全都是军人。他对妇女的评价,和每一个男人
的评价一样,是他自己对妇女的情感的客观化,这在他显然是一种恐惧情感。
“别忘了你的鞭子”——但是十个妇女有九个要除掉他的鞭子,他知道这点,所以
他躲开了妇女,而用冷言恶语来抚慰他的受创伤的虚荣心。
尼采谴责基督徒的爱,因为他认为这种爱是恐惧的结果:
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假使我坚强一些、大胆一些,
我就会公然表示我对他当然要感到的轻蔑。一个人真诚地抱着普遍的爱,这在尼采看来
是不可能的,显然是因为他自己怀有几乎普遍的憎恨和恐惧,他喜欢把这种憎恨和恐惧
装扮成老爷式的冷淡态度。他的“高贵”人——即白日梦里的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缺
乏同情心的人,无情、狡猾、残忍、只关心自己的权力。李尔王在临发疯的时候说:
我定要做那种事——
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但是它将成为
全世界的恐怖。
这是尼采哲学的缩影。
尼采从来没有想到,他赋予他的超人的那种权力欲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不怕他人
的人不认为有压制他人的必要。征服了恐惧的人们没有尼采所谓的“有艺术才能的专制
君”那种尼罗王的疯狂性质,那种尼罗王尽力要享受音乐和大屠杀,而他们的内心却充
满着对不可避免的宫廷政变的恐怖。我倒不否认,现实世界已经和尼采的梦魇非常相似
了,这一部分也是他的学说的结果;但是这丝毫没有使那梦魇的恐怖性有所减轻。
必须承认,也有某类的基督教伦理,尼采的酷评对它可以用得上而公正合理。巴斯
卡尔和杜思退也夫斯基——用尼采自己举的实例——在品德上都有某种卑劣的地方。巴
斯卡尔为他的神牺牲了自己堂堂的数学才智,于是归给神一种野蛮残暴,那就是巴斯卡
尔的病态精神痛苦的无限扩张。杜思退也夫斯基和“正当的自豪”是无缘的;他要犯罪,
为的是来悔改和享受忏悔的快乐。我不想讨论这样的越轨行为有几分可以公正地归罪于
基督教的问题,但是我要承认我和尼采有同感,认为杜思退也夫斯基的意气销沉是可鄙
的。我也觉得,某种高洁和自豪,甚至某类的自以为是,都是最优良的品格中的要素;
根源在于恐惧的美德没一件是大可赞赏的。
圣贤有两种:生来的圣贤和出于恐惧的圣贤。生来的圣贤对人类有一种自发的爱;
他行好事是因为行好事使他幸福。
反之,出于恐惧的圣贤像只因为有警察才不干偷窃的人一样,假使没有地狱的火或
他人的报复的想法约束着他就会作恶。
尼采只能想像第二种圣贤;由于他心中充满恐惧和憎恨,所以对人类自发的爱在他
看来是不可能有的。他从来没有设想过有一种人,虽然具有超人的大无畏和倔强的自尊
心,还是不加给人痛苦,因为他没有这样做的愿望。有谁会认为林肯采取他那种作法是
由于害怕地狱吗?然而在尼采看来林肯是下贱的,拿破仑大大了不起。
还需要考察一下尼采所提出的主要伦理问题,即:我们的伦理应当是贵族式的呢?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把一切人同样看待呢?这个问题照我刚才这样的提法,是一个意
义不很明了的问题,所以显然第一步是要把问题弄明确一些。
我们首先务必把贵族式的·伦·理和贵族式的·政·治·理·论区别开。信奉边沁
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人抱有民主的伦理思想,但是他也许认为贵族式的政体
最能促进一般人的幸福。这不是尼采的见解。他认为平常人的幸福并不是善本身的一部
分。本身就是善的或是恶的事情全都只存在于少数优越者方面;其余人遭遇的事是无足
轻重的。
以下的问题是:少数优越者怎样下定义?实际上,这种人向来通常是战胜的氏族或
世袭贵族,而贵族至少从理论上讲向来通常是战胜的氏族的后裔。我想尼采是会接受这
个定义的。“没有好的出身就不可能有道德”,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贵族阶级最初总
是野蛮人,但是人类的每一步向上都起因于贵族社会。
不明白尼采把贵族的优越性看成先天的呢还是教育和环境造成的。如果是后者,那
么把其他人排除在照假定说来他们同样有资格具备的有利条件之外,很难有道理可讲。
所以我假定他认为战胜的贵族及其后裔比受他们统治的人在生物学上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