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罗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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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解这种主权，因为他曾从意大利各城中召集代表组成了一种议会。然而胜利却给了
他一种妄自尊大的幻想。这次有如在其他许多次时一样，出现了两个帝国皇位的竞争者。
李恩济召集他们二人和诸选帝侯前来在他面前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促使两个帝位候选
人，连同教皇起而反对他，因为教皇认为这类事情是应该由他宣布判决的。李恩济被教
皇逮捕了（公元1352年），入狱二年，直到克莱门特六世死去时才获得释放。然后他又
返回罗马，并在那里重新当了几个月的权。然而，这次他的声望却很短暂，最后，他遭
到了暴徒的杀害。拜伦象佩脱拉克一样，也曾写过颂扬他的诗篇。
很明显，假如教廷想有效地保持天主教会的首要地位，那末它必须重返罗马，脱开
法兰西的羁绊。此外英法战争——
法兰西在战争中数遭惨败——已使得法兰西没有安全可言。
所以乌尔班五世于公元1367年迁回罗马；但意大利政治对他来说是过于复杂了，于
是他在临死不久之前，再度返回阿维农。继任的教皇格雷高里十一世为人较为果断。对
于法兰西教廷的怀恨迫使许多意大利城市，特别是弗罗棱斯极端敌视教皇，于是格雷高
里乃借着重返罗马，并反对法兰西籍红衣主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挽救这种局面。虽系如
此，在他临死的时候大主教团内的法兰西派与罗马派也还是不能协调。依照罗马派的意
愿，意大利人，巴尔特洛苗·颇利格纳诺当选为教皇号称乌尔班六世。但有些红衣主教
却宣布颇利格纳诺的选出违背教规，并选出法兰西派日内瓦人罗伯特号称克莱门特七世
住在阿维农。
这样便开始了历时达四十年之久的大分裂。法兰西当然承认了阿维农的教皇，而法
兰西的敌对国家则承认罗马的教皇。苏格兰是英格兰的敌国，而英格兰又是法兰西的敌
国；因此，苏格兰承认了阿维农的教皇。每个教皇都从他自己的党派里遴选红衣主教们，
每当一个派别的教皇死去，他的红衣主教们便迅速地选立另一个教皇来继任。因而，除
非行使一种驾乎双方教皇之上的权力实无从根治这种分裂。二者之中的一个显然必须是
合法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个驾乎·合·法教皇之上的权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在
于召开一个全教会议，在盖森领导下的巴黎大学发展了一种授予全教会议动议权的新理
论。俗界统治者们支持这种理论，因为教会分裂对他们是不便的。公元1409年，终于在
比萨召集了一次会议。
然而这次会议却失败得令人好笑。它以异端和分裂罪名宣布两位教皇同时废黜，并
另外选出一个第三者，这个教皇随即死去；但他的红衣主教们却又选立了一个前海盗，
巴勒达撒瑞·寇撒作为他的继承人，号称约翰二十三世。这样一来，结果便出现了三个
教皇而不仅是有两个了，全教会议选出的教皇是个臭名远扬的恶汉。于是这时的情况竟
显得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没有希望了。
然而会议运动的支持者并未罢休。公元1414年在康斯坦斯召集了一次新会议，采取
了积极行动。它首先宣布教皇无权解散会议，在某些方面还必须服从这种会议。会议更
决定未来的教皇必须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会议。会议废黜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并劝使
当时的罗马教皇辞职。阿维农的教皇拒绝辞职，他死后在阿拉贡王主使下又选出了一位
继任者。但这时正处于英格兰摆布之下的法兰西却拒绝承认他。此后他的党徒日渐衰微
下去，终于不复存在了。这样，由全教会议所选任的教皇终于没遭到任何反对，该教皇
是在公元1417年选出的，号称马丁五世。
这些措施是令人赞许的，但在对待威克利夫的波希米亚门徒、赫斯时却不如此。赫
斯被带到康斯坦斯之前曾得到人身安全的诺言，但在到达该地之后，却被定了罪和受到
火刑。
威克利夫原系善终，但会议却下令掘出他的骸骨加以焚毁。会议运动的支持者们是
急于摆脱违背正统教义的任何嫌疑的。
康斯坦斯全教会议挽救了分裂，但它却想作更多的事，并以一个君主立宪体制来代
替教皇专政。马丁五世在当选之先许下很多诺言；有些他遵守了，有些他破坏了。他同
意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会议的教令，并一贯严格地遵守着它。康斯坦斯宗教会议于公元
1417年解散，一个新会议——事后证明并不重要——召开于公元1424年；以后，即公元
1431年，在巴泽尔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马丁五世适在这时死去，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
四世于整个任期中一直和那些掌握会议的革新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解散了会议，但
会议却拒不承认这种解散；公元1433年他曾让步过一段时期。但在公元1437年又重新下
令解散它。虽然如此，会议却一直进行到公元1448年，这时教皇获致全胜一事已为众所
周知了。公元1439年会议因宣布废黜马丁五世另外选立一位敌对教皇（历史上最后的一
个）而失去了舆论的同情。但这人却几乎随即辞职。
同年尤金尼乌斯四世在费拉拉另自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借此抬高了他的威信。那里
的希腊教会因过分恐惧土耳其人，而向罗马作出名义上的归顺。这样一来教廷在政治上
声势大振，但同时它的道德威望却大大地削弱了。
威克利夫（大约公元1320—1384）以其生平和学说，说明了十四世纪教廷权威的衰
落。他和以前的经院学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钵僧，而是一个俗世的祭司。他在
牛津享有盛名，并于公元1372年获得了牛津神学博士学位。他在巴里欧学院当过短期的
院长。他是最后一位重要的牛津经院学者。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是进步的；他是个实
在论者，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毋宁说是个柏拉图主义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
张，而认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现实世界并非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唯一
可能的世界，因为上帝是有选择最善的义务的。使他成为一个有趣人物的并不在于这些
事，同时他对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觉兴趣。因为他竟从牛津大学引退为一个乡间教士。
在他生涯最后的十年中，他当了敕命路特渥尔兹教区的祭司，然而他却继续在牛津大学
讲学。
威克利夫的思想发展得异常缓慢，这是令人注意的。公元1372年，在他五十岁或五
十多岁的那年还信奉着正统教义；但在这个年代以后，很明显，他却变成了一个异端。
他所以信奉异端则似乎完全出于道义感的迫使——他对穷人的同情，和他对富有世俗僧
侣的嫌恶。起初，他对教廷的攻击只限于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义方面；只是由于
被迫，他才逐渐地走上了更加广泛的反抗道路。
威克利夫之脱离正统教义，始于公元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讲义“论公民统治
权”。他提出只有正义才配享有统治权与财产权；不义的僧侣是没有这些权益的；至于
一个教士应否保留其财产则必须由俗界政权来决定。他更进一步地教导说财产是罪的结
果，基督和信徒们没有财产，因此，僧侣也应该无产。这些教义触犯了托钵僧以外的所
有教士。英格兰政府却欢迎这些教义，因为教皇经常从英格兰调走巨额的贡赋，而这种
不赞成从英格兰送金钱给教皇的教义是对政府有利的。这种情况特别在教皇屈从法兰西，
而英格兰又同法兰西交战时显得更为突出。理查二世（RiohardⅡ）幼年时代的当权者，
刚特人约翰尽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与此相反，格雷高里九世却谴责了威克利夫讲学论
著中存在的十八种论点，指控这些论点导源于巴都阿人马西哥利欧。威克利夫被召往一
个由主教们组成的法庭上受审，然而女皇和暴民却保护了他，同时牛津大学也拒不承认
教皇对该大学教师有司法权。（英格兰各大学甚至在那些年代中，就相信应有学术的自
由。）
公元1378—1379年间，威克利夫继续写作了一些学术性的论著，他主张国王是上帝
的代理者，而主教是应该服从国王的。及至大分裂到来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为教皇打
上敌基督者的烙印，又说承认·君·士·坦·丁·的·赐·予一事使得以后的历代教皇
都成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并以俗界僧众建立了“贫苦祭司”僧团。
（他因这项措施终于得罪了托钵僧。）他派遣“贫苦祭司”作巡回传道士，着重在贫民
中进行传道工作。最后，当他攻击祭司权时，他进而否认了化体说，把化体说称作一桩
欺骗和渎神的蠢事。在这一点上刚特人约翰曾下令命他缄口。
公元1381年瓦特·泰勒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难的处境。我们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积极地鼓动过这次起义，但他却和在类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
他曾避免谴责起义。起义军中的一个领袖，约翰·鲍勒，这个社会主义的，被人剥夺了
僧职的祭司曾赞扬过威克利夫，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约翰·鲍勒早在公元13
66年遭到了破门处分，但这时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统教义。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约翰·鲍
勒必定是独自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威克利夫的共产主义的见解，虽然无可置疑地受到
了“贫苦祭司”的传播，但他这些见解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一般农民是无法直接读
懂的。
令人惊讶的是威克利夫并没有因为他的见解和民主活动而遭到更多的灾难。牛津大
学尽量地保卫他抗击那些主教们。
当英国贵族院谴责他的巡回传教士的时候，众议院则拒不同意。无可置疑，假使他
活得再长些，纠纷是会要积累起来的，但截至他在公元1384年死去时为止他总算还没有
被正式判罪。他死在路特渥尔兹并埋葬在那里。直到康斯坦斯全教会议下令掘出他的骸
骨并加以焚毁时为止，他的遗体一向在这里安眠。
他的英格兰追随者们罗拉德派，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复灭。但由
于理查二世的皇后是波希米亚人关系，他的学说得以在波希米亚流传。赫斯便是他此地
的门徒；尽管在波希米亚也有迫害，他们却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为止。在英格兰这
些人虽被迫转入地下但反对教廷的思想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为新教的成长准备了滋
生的土壤。
公元十五世纪中，除了教廷的衰落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引起了政治文化的迅速变
化。火药消灭了封建贵族而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在法兰西和英格兰，路易十一世和爱
德华四世各自团结了国内富裕中产阶级，这些人帮助他们平定了贵族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意大利在公元十五世纪末年以前几乎一直未曾受到北方军队的骚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
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新文化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它仰慕希腊，罗马，和蔑视中世纪。
建筑和文学风格效仿着古代的典型。当君士坦丁堡，这个古代最后的残余，被土耳其人
攻陷后，逃往意大利的希腊难民曾受到人文学者的欢迎。瓦斯寇·达·伽马，和哥伦布
扩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扩大了天界。君士坦丁的赐予被斥为无稽之谈，受尽了学者们的
嘲笑。由于拜占庭人的协助人们逐渐直接地通晓了柏拉图，不再仅起新柏拉图主义者及
奥古斯丁的第二手资料了。人间寰宇不再是一个泪之谷，一个在朝圣途中走向彼岸世界
的处所，而是一个提供异教快乐，名誉，美丽，和冒险机会的地方了。历经数世纪之久
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
当真，就在意大利，中世纪也还是经历了一场斗争才死去的；
萨万纳罗拉和列奥纳都两人是于同年出生的。但在大体上来说，旧的恐怖，已吓不
得人了，精神的新的自由已显得如醉如狂。这种陶醉未能持久，但在当前它却消除了恐
惧。就在这快乐的解放时刻中，诞生了近代的世界。
第一章 总说
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
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
两点全有连带关系。近代的文化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侣文化。国家越来越代
替教会成为支配文化的统治势力。各民族的统治大权最初大都归国王掌领；后来，如同
在古希腊一样，国王逐渐被民主国家或僭主所代替。民族国家的力量，以及它所行使的
职权，在整个这时期当中稳步发展，不断扩大（一些小波折不算）；但是按大多情况讲，
国家对哲学家的见解所起的影响总比不上中世纪时的教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一直到
十五世纪向来能够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封建贵族，首先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后
来又失掉了经济地位。
国王联合豪商顶替了他们，这两种人在不同国家按不同的比例分享权力。豪商有并
入贵族阶级的趋势。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近代意义的民主制成了重大
的政治力量。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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