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进化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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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格兰中部工业区迅速发展。伊拉兹马斯积极倡议修建一条贯穿此处的新运河。这时,他结识了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著名的韦奇伍德陶瓷业创始人。两人一见如故,亲密有加,经常互相拜访。俩人的友情是联系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的第一条纽带,从此两个家族缔结的友谊一直亲密地延续下去。
1776年,大约是伊拉兹马斯和乔赛亚结为好友时,伊拉兹马斯喜得贵子,名叫罗伯特·韦林·达尔文(RobertWaringDarwin)。三十年后,罗伯特·达尔文与乔赛亚的女儿苏珊娜·韦奇伍德(SusannahWedgwood)喜结连理,成为连接两个家族的第二条纽带。夫妇俩定居在芒特宅,位于距两家都不远的施鲁斯伯里镇。两人在这里养育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为了纪念罗伯特的父亲,大儿子与祖父同名,也叫伊拉兹马斯。二儿子生于1809年2月12日,名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的儿时故居——芒特宅,位于英格兰施鲁斯伯里镇近处。
查尔斯八岁时,妈妈不幸去世。查尔斯对妈妈残存的记忆模糊不清。在1838年,他写道:“我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除了被人叫走。记得走进她屋里时,爸爸迎了上来,后来——我就哭了。我能想起妈妈穿的睡衣,妈妈的模样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她领我散过一两次步。”苏珊娜·达尔文去世后,姐姐卡洛琳(Caroline)、玛丽安(Marianne)、苏珊(Susan)共同担负起照管家庭的责任。她们同时负责照顾弟弟查尔斯和年幼的妹妹凯瑟琳(Catherine)。姐姐们对查尔斯大部分时候和蔼亲切,有时却也专横霸道,甚至压迫专制。查尔斯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又名拉斯,因为住校幸运地逃脱了姑娘们这种“母亲”般的关爱。
知名人士罗伯特·达尔文,人称罗伯特医生,是一家之主。他身材高大,大腹便便,威严不俗,表情严肃,行动庄重。像父亲一样,罗伯特医生医术高超,因医德高尚深受病人敬重。妻子的死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难以自拔的烦郁之中。孩子们时常发现父亲面色冷峻。韦奇伍德的表亲在一次拜访后写道:“芒特宅笼罩在无穷无尽的阴郁之中。”尽管如此,查尔斯崇拜罗伯特医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父亲的骄傲。一生中每当提起父亲时,达尔文总是满怀深情,万分崇敬。罗伯特医生去世很久以后,晚年时,查尔斯路经芒特宅,在新房主的指引下重访童年故居。临别时,他依依不舍地说:“在那间玻璃花房里,如果让我一个人独自呆五分钟,我想我能看到父亲——那么生动鲜明,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看起来严肃冷峻,但在达尔文的回忆中,他是那样可亲,是“就我所知最好的人”。
与查尔斯的祖父不同,尽管罗伯特医生酷爱园艺,但对博物学没有特别的兴趣。小查尔斯像父亲一样喜爱植物,幼小时对花卉的挚爱延续了一生。在一幅肖像画上,七岁的达尔文两眼明亮,双颊红润,身穿衣领边缀有花边的天鹅绒衣服,骄傲地举着一棵盆栽植物。大约在这时,查尔斯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花园,对它精心照管,乐此不疲。
在小查尔斯眼中,神秘的大自然奇迹无限,令人心驰神往。他兴致勃勃地收集贝类。鸟蛋、昆虫、岩石和矿物。十岁时,查尔斯去海边度假三天。对他来说,假期最难忘的回忆是发现新昆虫的惊喜。最初收集昆虫的努力受到姐姐苏珊的强烈反对。苏珊告诉弟弟,为制作标本杀死昆虫是残忍的。迫于姐姐的压力,有一段时间,查尔斯只好收集死去的昆虫。查尔斯还热衷于钓鱼、观察野鸟。所有这些爱好,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帮他养成耐心和系统观察的习惯,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十五岁左右,查尔斯学会了射击,以后多年来一直沉迷于猎取山鹑和其它鸟类。射击作为一种绅士运动,查尔斯一直保持下来,后来他把使用步枪的技能用于在科研中收集标本。
达尔文和小妹妹凯瑟琳。妈妈死后,年幼的达尔文兄妹由姐姐们悉心照顾。
哥哥拉斯按照家庭传统打算当一名医生,对科学也有所涉猎。他把一个工具室改装成实验室,允许查尔斯帮他做实验。1876年,查尔斯在《自传》中写道,这些努力是“我所接受的最好的教育”,因为这教会他“科学实验的意义”。当同学们得知他和拉斯在做气体实验后,查尔斯赢得了一个“瓦斯”的绰号。
小查尔斯·达尔文对学校教育并不十分在意。和十九世纪初期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家里哥哥姐姐的指导是他的启蒙教育。八岁时,查尔斯到距芒特宅不远的一所私立小学(日校)读书。学校生活枯燥乏味,查尔斯热衷于向同学们吹嘘自己收集的博物学标本。他后来仍然记忆犹新,自己有时仅仅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编造一些滑稽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描绘一些无人见过的怪异鸟类。有一次甚至吹嘘他能改变花朵的颜色。这些孩子气十足的胡思乱想,为后来他一生中为之痴迷的科研对象埋下了种子。
1818年,查尔斯九岁时,到拉斯就读的施鲁斯伯里私立中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虽然住校,校舍离家不足一英里,查尔斯经常飞奔回家与家人欢聚。他后来写道,“对于我智力的发展,没有什么比施鲁斯伯里中学更糟糕的了。”学校对他感兴趣的课程——博物学和科学——不屑一顾,却十分注重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学,当时这些被认为是一名绅士的必修课程。孩子们花费大量时间,背诵长篇累牍的古文字。查尔斯想方设法逃避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欣赏莎士比亚戏剧和拜伦勋爵的诗歌;陶醉在阅读游记时的浮想联翩;或独自一人外出远足,收集岩石和昆虫标本。假期时,查尔斯和拉斯或者在他们的化学实验室里重操旧业,或者快快乐乐地和韦奇伍德的表亲们一起骑马到威尔士山脉出游。
1822年,罗斯离开施鲁斯伯里中学,到剑桥基督学院攻读医学。查尔斯独自做了一段时间的化学试验后,感到百无聊赖,兴味索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得知父亲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查尔斯十分不安。查尔斯在施鲁斯伯里中学从没有脱颖而出,罗伯特医生担心他会成长为一个无所事事、一心玩乐的打猎家。父亲责备他说:“一天到晚,你只知道打猎、养狗、抓兔子。这样下去,你不仅仅将是你自己的耻辱,而且将是我们家族的耻辱。”罗伯特医生相信自己知道十六岁的儿子到底适合做什么,决心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医生。在他的安排下,查尔斯提前两年从中学毕业,立即开始攻读医学。
第二章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
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其医学院久负盛名。祖父伊拉兹马斯,父亲罗伯特都曾在此深造。罗伯特医生决定送儿子到这儿攻读医学。最令查尔斯兴奋的是,哥哥拉斯也要到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1835年10月,两个年轻人抵达爱丁堡,在大学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在这里,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品尝麦片鱼头这样的美味佳肴,一边积极投身于古城的学术生活中。
爱丁堡又名“北方的雅典”,因为和古希腊的雅典城一样,这个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中心。由于苏格兰的学术生活不受宗教控制,对于自由的思想,全新的理念,这儿比英格兰宽容得多。国教英国圣公会不但是英国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本身也是世俗社会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剑桥、牛津的教师、学生都只能在它许可的范围内宣讲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英格兰,教会严禁思考地球的年龄和生命的历史,断言这些问题《圣经》——而不是科学——早已做出正确完美的解释,但苏格兰的师生则不受国教的束缚。特别是长期以来,苏格兰与法国——十八世纪富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乡,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再加上来自巴黎和欧洲其它地方的学者,丰富繁荣了爱丁堡的学术生活。
苏格兰的爱丁堡被誉为十九世纪早期“北方的雅典”,为十六岁的达尔文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自由和严峻的挑战。
在自由思考的学术气氛中,爱丁堡成为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术活动的乐园。——地质学和生物学分别是研究地球和生命的科学。来自大不列颠,欧洲甚至美国的医生、作家、哲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云集爱丁堡。达尔文晚年仍能回忆美国自然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的模样:衣服粗糙简单,黝黑的头发在衣领边披散开来,整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鸟类标本。总之,爱丁堡领先潮流,激动人心,是年轻人开始在科学和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沃土。
兄弟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第一学期,他们从大学图书馆借阅的书籍比任何一位学生都多;罗伯特医生慷慨给与的零花钱也多用于购买书籍。然而,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查尔斯抱怨课堂枯燥乏味,令人痛苦。然而与手术室的毛骨惊然相比,这其实是小巫见大巫。麻醉剂发明之前,在做外科手术时,要用带子把神志清醒,战战兢兢的病人绑到病床上,附近再放几桶锯末来吸净流出的鲜血。按照规定,医科学生必须观察手术的全部过程,查尔斯却总不能忍受病人鲜血淋漓的景象和凄惨的叫声。虽然鼓足勇气试了两次,但当亲眼目睹对一个小孩子施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术后,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尽管达尔文痛悔没有学会对他科学研究大有稗益的解剖技巧,但他从未克服看到别人流血、痛苦时的恐惧感。
一个学年终于结束了!查尔斯备感幸福。整个夏天他都用来走亲访友,享受自己所有的爱好。他是如此地喜欢打猎和射击以至于如他回忆,总是把猎靴放在床边,“以便早上能在半分钟内穿上它们”。后来,查尔斯失去了对打猎的兴趣。他解释说:“我发现观察和推理的乐趣比那些运动技巧大得多。”
第一学年后,拉斯没有再回爱丁堡,而是去伦敦攻读医学学位。查尔斯预感,哥哥不会以行医为业,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罗伯特医生认为,拉斯的身体过于柔弱不适合工作,因此拉斯在伦敦生活得悠闲、舒适,往来于文学界、科学界的名流之间,发展与他们的友谊。
尽管查尔斯也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做一名医生,他还是准备就绪,重返爱丁堡继续第二年的学业。由于父亲在房地产方面投资致富,查尔斯知道,自己可以从他那儿继承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财产。这种拥有一大笔钱,衣食无忧,没必要做医生养活自己的想法,使曾一度吸引他的医学院一下子黯然失色。第二学年,在博物学方面,查尔斯投人了比医学更多的精力。
1826年,查尔斯加入了普利尼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都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学会定期集会,气氛热烈,已成定论的观念受到激进新思想的无畏挑战。用宗教术语来说,这是正统或传统思想与异端或激进思想之间的论辩。在当时的社会和科学界,正统思想家占绝大多数,认为凡是《圣经》上写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上帝通过大量的奇迹和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了世界,比如说神圣的创世纪和诺亚大洪水。与之相反,激进派断然排斥用超自然和神的力量来解释世间万物。他们坚信,用人们可以理解的物质力量,比如化学反应和重力等自然力量,科学能够解释世界。激进派思想家还宣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作为特殊的创造物与自然界隔绝开来。
这些对传统世界观的大胆质问,使保守的正统思想家大惊失色,狂怒不已,他们将这些新思想斥为机械论。因为他们认为,依照激进派对生命的观点,人被降格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守旧派们还担心,这些新思想会打破教会一统天下的社会结构。目睹法国发生的一切,他们警告说:在十八世纪,自由激进的思想观念四处蔓延,鼓动下层阶级不断质询业已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这个世纪以血腥的法国大革命结束。
诺亚大洪水。达尔文生活的时代,许多人相信,《圣经》中描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件的的确确发生过。然而,拥有科学思维的思想家,开始向这种宗教地球史观挑战。
正统派与激进派辩论的主题广泛,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政治、哲学、宗教。两派之争经常使普利尼学会的集会空前活跃。例如在达尔文第一次参加的会议上,会员威廉·布朗(WilliamBrowne)批判了一本新书。书中大肆宣扬,神赐予人专门的肌肉用于皱眉。微笑或大笑。布朗痛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认为人与动物肌肉的种类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观念。
评价达尔文对科学的贡献,应当在他成年后科学界激烈思想论辩的背景中进行。新旧两派思想的论争使达尔文陷人深深的困扰之中。他克制自己,即使确信自己的思想完美无憾,也不把它们公布于众。显而易见,一旦如此,将会招致轩然大波,他痛恨自己成为这种争辩的中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思想之争给达尔文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激发了他的思维。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达尔文深受其他学者的熏陶。没有当时刊印的书籍和学术论文,没有点燃他思想火花的激烈论辩,根本形不成他对生物本质的真知灼见。达尔文不是高山绝顶孤独的鸟瞰者,掌握了别人闻所未闻的真理;他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诞生于自己生活的学术环境。今天,达尔文作为进化论的创立者永远被人们怀念。其实在达尔文提出这一论断之前,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已经讨论了多年。只不过在瓜熟蒂落之时,达尔文以他在科学方面的旷世奇才,随之将它提出来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立足于《圣经》,认为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地球和世间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