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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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95．

＇10＇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146．

＇11＇　Ibid。，p。149．

＇12＇　Ibid。，P．270．

＇13＇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426．

＇14＇　Ibid。；p。428．

＇15＇　Herzog；Leben　Oeolampads；Ⅱ；197．

＇16＇　Ibid。，p．189．

＇17＇　Ibid。p．206．

＇18＇　Herzog，Leben　Oekolampads，Ⅱ，195．

＇19＇　Hallam，Literature　of　Europe，Ⅱ，81；Schlosser，Leben　des　Beza，p．55．

＇20＇　Praefatio　in　Psalmos．See“Historia　Litteraria　de　Caivini　Instituione，”　in　Scrinium　Antiquarium，Ⅱ，452．

＇21＇　Baum，I，206．

＇22＇　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1554．

＇23＇　Tractaus　Theologici，I，95．

＇24＇　Ibid。，143．

＇25＇　Literature　of　Europe，Ⅱ，82
　


论民族主义　
　
　　　　＇1＇每当一个时代并存着思想的巨大发展和人们境况的普遍变化所必然造成的苦难，那些善于思辨或长于想像的人们，便会设计一个理想的社会，从中寻求一个救世良方或至少是一点精神安慰，以反抗他们实际上无力涤荡的邪恶。诗歌中总是包含着这样的理想：很久以前，或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西方岛国或世外桃源，天真而知足的人们远离文明社会的堕落和约束，过着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生活。此类诗作几乎千篇一律，理想世界也相差无几。然而当哲学家们构造一个想像中的国家以喻诫或改造人类时，他们的动机更明确和更迫切，他们的国家既是一个楷模，又是一种讽刺。柏拉图和柏罗丁，摩尔和康帕内拉，是用被现实的社会结构清除出去的素材来建构他们幻想中的社会，他们的灵感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弊端。《理想国》、《乌托邦》和《太阳城》，是作者们对自己身历之境况的谴责和抗议，也是他们逃避现实、在对立的极端中寻求慰藉的避难所。它们一直没有影响力，从未从文学史变为政治史，因为一种政治思想要想获得支配芸芸众生的力量，除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思辨才能之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一个哲学家的设计只能调动狂热分子的政治热忱，但是无法唤起全体国民的行动；虽然压迫激起一次次激烈的反抗，就像痛苦的人发出的阵阵痉挛，然而它不能孕育成熟一个坚定的目标和复兴社会的方案，除非某种新的幸福观和当时的邪恶力量携起手来。

　　　　宗教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中世纪晚期的教派和新教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它的重要性大于在那些被认为是宗教改革之先兆的学说中发现的相似之处，它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后者和其他改革相比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威克里夫和胡斯仅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某些细枝末节，而路德则抛弃教会的权威，赋予个体良知一种独立性，它必然使人持续不断地反抗。同样，在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或布拉班特起义（the　rising　of　Brabant）与法国大革命之间，也有类似的差别。1789年之前的反抗起因于具体的错误，其正当理由是一些范围明确的不满和一些公认的原则。斗争的过程中有时会提出一些新理论，但这是偶然现象，反抗暴政的重大理由是忠实于古老的法律。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改变了，渴望铲除社会邪恶和弊端的抱负，逐渐成为遍及文明世界的持久而强大的行动力量。它们我行我素，咄咄逼人，无需先知鼓吹，无需勇士捍卫，深人民心，毫无理性，而且几乎不可阻挡。法国大革命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是因为它的理论，二是因为事件的间接影响。它教导人民说：你们的愿望和需要即是最高的公正准则。在走马灯式的权力更替中，各党派纷纷求助于民众，把他们的支持视为裁决成功之神，使得他们不仅惯于反抗而且易于专横。多个政府的垮台和领土划分的频繁变更，使永恒的尊严失去了一切立身之地。传统和惯例不再是权威的保护，革命、战争胜利以及和平协定后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一概无视既定的权利。义务和权利是分不开的，各国拒绝受制于没有保障的法律。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理论和行动紧密相随，现实的邪恶很容易产生反抗的学说。在自由意志的领域，自然进程之节律，受着极端行为之冲突的支配。造反的冲动促使人们从一个极端趋于另一个极端。一个遥远的理想目标以其美妙唤起人们的想像，以其单纯迷惑了人们的理性。对它的追求所激发的力量，远远超过一个理性的、可能的目的所激发的力量，因为后者受到许多对立要求的制约，只能是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和适当的目的。一种极端或过分的行为，是对另一个同类行为的纠正；在民众中间，一种谬误通过和另一种谬误的对峙，促进了真理的产生。少数人不靠别人帮助无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多数人则缺乏接受纯粹真理的智慧。既然疾病多种多样，也就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方。对于那些寻求一个惩治各种具体罪恶的统一方案、一个对众多不同情况一概适用的共同计划的大众来说，只有一个抽象观念或一个理想国家的吸引力能让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因此，既迎合人类善良愿望又迎合他们邪恶目的的虚假学说，就成了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而又必要的因素。

　　　　就其反对某些公认而明显的罪恶并承担着破坏的使命来说，这些理论是正当的。作为一种警告，或一种改变现状的威胁，它们的反对是有益的，它们能使人对错误保持清醒。不能把它们当作重建世俗社会的基础，就如同不能把药品当作食物一样；但是它们可以对社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它们尽管没有指明改革的措施，却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它们反对统治阶级由于自私、肆意地滥用权力而造成的事物秩序，反对人为地限制世界的自然进程而造成的事物秩序。这样的秩序缺乏理想因素和道德目的。实践中的极端不同于它所导致的理论上的极端，因为前者既专断又残暴，而后者虽然也是革命性的，同时又是有益的。前者的邪恶带有任意性，后者的邪恶带有必然性。这是发生在现存秩序与否定其合法性的颠覆性理论之间的斗争的一般特征。这样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它们分别谴责权力、财产和领土当前的分配状况，分别攻击贵族政治、中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它们是平等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反对同样的邪恶，彼此也关联甚多，但是它们并不是同时产生的。第一种理论的正式宣告者是卢梭，第二个是巴贝夫，第三个是马志尼。第三个出现的最晚，目前最有吸引力，得势的前景也最看好。

　　　　在欧洲的旧制度中，民族的权利既不为政府所承认，也不为人民所要求。王室而非民族的利益调整着边界，政府的行为一般不考虑民众的愿望。只要一切自由权利受到压制，民族独立的要求也必遭忽视。费奈隆曾言，一个君主国可能就是某位公主的一份嫁妆。欧洲大陆在18世纪对这种集体权利受到遗忘状况一言不发，因为专制主义者仅关心国家，自由主义者仅关心个人。教会、贵族、民族在那个时代的时髦理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们未受到公开的攻击，它们也就没有创立什么理论来维护自己。贵族阶层保有其特权，教会保有其财产；王室利益压倒了了民族的自然倾向，消解了它们的独立性，然而又维持着它们的完整。民族情绪最敏感的部分并没有受到伤害。废黜君主世代相传的王位，或者吞并他的领地，被认为是侵害了所有的君主国，被认为因其亵渎了王权的神圣性质而给臣民提供了一个危险的范例。在战争中，由于战事无关乎民族，所以无需唤起民族感情。统治者之间的彬彬有礼与他们对于下层的傲慢和蔑视是相一致的。敌我两军的指挥官互相致词，没有憎恨，没有激情，战斗以壮观而高傲的队列形式展开。战争艺术成为一种优雅、博学的游戏。各君主国不仅通过一种自然的利益共同体，而且通过家族关系联结在一起。有时候，一份婚姻契约可能开启一场持久战，而更多的时候，家族关系阻止了侵略野心的萌生。当宗教战争于1648年结束之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获得一项继承权或某块属地，或为了反对某些国家，它们的政治制度使自身被排除在王朝国家的公法的管辖范围之外，被置于不但不再受到保护，而且令人生厌的地位。这些国家是英国和荷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荷兰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在共和45年的失败结束了王位之争。然而，有个国家仍是例外，有一个君主，其地位并不为国王们的礼法所承认。

　　　　只要王位是通过婚姻或继承获得的，王国的关系网和正统观念就可保证它的稳定，而当时的波兰无此保证。在王朝专制主义时代，没有王室血统的君主，人民所授予的王位，都被视为反常和暴乱。波兰的制度由于有这种性质，它便被排斥在欧洲体系之外。它刺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贪欲，它使欧洲的统治家族不能够通过与它的统治者联姻以求江山永固，或不能够通过请求或继承以获得它。哈布斯堡家族曾与法国波旁家族争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统治权，与西班牙波旁家族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与霍亨索伦家族争夺西里西亚的统治权。为了获得半个意大利和德意志，对立的王室曾经发动过战争。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凭借婚姻或继承对之提出要求的国家，任何王室都无望捞回损失或增长权势。由于它们不能永久性地继承，它们便用阴谋取得每次选举的胜利。在同意支持站在它们这一边的候选人之后，波兰的邻国终于制造了一个最终毁灭波兰国的傀儡工具。在此之前，尚未有任何一个民族被基督教强国剥夺其政治存在的权利；不论怎么忽视民族利益和愿望，它们仍注意掩饰蓄意歪曲法律所造成的不公。但是瓜分波兰是一次不负责任的暴行，不仅公然践踏民心，而且违背公法。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被控制，整个民族被它的敌人瓜分的局面。

　　　　这个著名的事件，老专制主义的这次最具革命性的行径，唤醒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沉睡的权利转化为迫切的愿望，模糊的情绪上升为明确的政治要求。埃德蒙·柏克写道：“任何一个明智或正直的人都不会赞同那次瓜分，或在思考此事时不会预见到它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2＇此后，便有一个民族要求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如同一个灵魂四处找寻一个肉体，藉以开始新的生命。人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呐喊：各国的这种安排是不公正的，它们的限制是违背自然的，一个完整的民族被剥夺了组成一个独立共同体的权利。在这一权利要求能够有力地对抗其敌人的压倒性势力之前，在它于最后一次瓜分之后获得了力量克服长期的被奴役习惯和消除由于先前的混乱人们对波兰的轻视之前，古老的欧洲体系逐渐崩溃，一个新的世界兴起了。

　　　　把波兰人变成赃物的旧专制政策有两个敌人——英国的自由精神和以其自身的武器摧毁了法国君主制的革命理论；它们以相反的方式反对民族没有集体权利的观点。当前，民族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最强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来各种运动的真实本质。然而，这是一个不为法国大革命所知的新生的联盟。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部分是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部分是对这场革命的反叛。正像忽视民族分裂的理论受到英法两种自由主义的反对一样，坚持这种做法的理论显然也来自两处不同的泉源，分别体现着1688年或1789年的特征。当法国人民推翻他们头上的种种权威，成为自己的主人时，法国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众意难以确知，不易取得一致。维尔尼奥在就审判国王展开的辩论中说：“唯有大体上体现着人民意志的法律才具有约束力，人民享有批准或废除它们的权利。人民一旦表示他们的愿望，什么国民代表机构，什么法律，都必须让路。”这种观点将社会消解为自然的因素，有可能使国家分裂，造成一种有多少共同体便有多少个共和国的局面。因为真正的共和主义，就是在整体和所有部分中实行自治的原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例如希腊，瑞士、尼德兰和美国，只有通过将若干独立的共同体结合为单一的联邦，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主义。因此，一个庞大的共和国若不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必定导致一个城市的统治，如罗马和巴黎，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雅典、伯尔尼和阿姆斯特丹。换言之，一个庞大的民主国家必定或是为了统一而牺牲自治，或是用联邦制来维持统一。

　　　　历史上的法兰西随着在数百年中形成的法兰西国家一起衰落了。旧政权被摧毁了，人们以厌恶和警惕的目光看待地方权威。新的中央权威需要按照新的统一原则去建立。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自然状态，成了民族的基础。血统代替了传统；法兰西民族被视为一个自然的产物，一个人种学而非历史学上的单位。有人以为，统一体的存在无需代议制和政府，它完全独立于过去，能够随时表示或改变它的意愿。用西哀士的话说，它不再是法兰西，这个民族蜕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中央权力所以拥有权威，是因为它服从全体。任何分离都违背民意。这种具有意志的权力，体现为“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ne　and　Indivisible）。这个称号表明，任何部分都不能代表全体——在国家之上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权力，它有别于并独立于它的成员；在历史上它第一次表达了抽象的民族的概念。就这样，不受历史约束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孕育产生了独立于历史之政治影响的民族的概念。它的形成源于对两种权威——国家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的舍弃。从政治上和地理上说，法兰西王国是漫长历史的一系列事件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