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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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

1955年1月
　

第一部分：自由与权利



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　
　
　　　　＇1＇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正就读于爱丁堡，热切地向往着这所大学。我向三所学院提出人学申请，然而当时我却被它们一一回绝。在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隔45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时刻，它们终于实现了。

　　　　首先，我要给各位谈谈也许我有理由称为近代史之统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历史观，对于每个担任此职的人一踏入门槛就要碰上的问题，这种历史观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解决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辉的名望，使我对这一职位充满敬畏。

　　　　大家经常听说，近代史是个不能确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领域。没有起点，因为人类命运是被织成了一张并无缝隙的密网；因为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没有终点，是因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若分割开来，便失去意义。

　　　　约翰·西利爵士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此言不虚。因为政治科学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一门科学。而历史知识，即对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之记载，作为行动的工具和促成未来的力量，是极有实用价值的。在法国，这种重要性被赋予了对我们自身时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规定的当代史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科书。在促使科学繁荣、政治昌明的劳动分工的渐进过程中，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在本国发现那一教职的。同时，我们不妨承认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当代”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近代”：我们不能明确地查知它的许多事实。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诚放弃他们的秘密；总有某个关键处无法确知，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报道和外观表现并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甚至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如1870年战争，其真实起因仍模糊不清；许多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在过去六个月里都成为捕风捉影，重要见证人的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现。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所获信息的可信性而非丰富性。

　　　　在可信性问题之外，是超然性问题。据发现原则和确定其作用的过程并不等于它们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过程；我们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应当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超脱尘世的纷争与躁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历史学方面持一种意见，在政治学方面持另一种意见，对国外持一种意见，对国内持另一种意见，一种针对反对派，另一种针对执政派，我们便有理由鄙视他。历史学要求我们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互交织，但并非不分你我。我们的领域超出国家事务的范围，并不受政府的管辖。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的职责甚至是优先考虑教会史而非世俗史，因为它涉及更重要的问题，包含着谬误的严重后果，因此是缜密的论述者和优秀的学者所要对待的首要问题。

　　　　同样，如果一种哲学总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历史中的荣耀作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看待，它便是一种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学。然而，每位学者都应当明白，大师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内取得的。孟德斯鸠及其学派用相同的术语称谓不同的事物，坚称自由是我们所属种族的原始状态，混淆就由这种理论而生。如果我们所要说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观念而非武力，是赋予历史学以尊严、典雅和知识价值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于提升人类生活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民族现象来解释普遍现象，用风俗来解释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几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个沉默而有远见的民族的足迹，较之于海西山脉那些用橡果喂猪的蛮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么，为了我们当下的话题，我将近代史界定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条明显而合理的界线，把它与以前的时期区分开来，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殊的、显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顺序从中世纪过渡过来的，也不带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为不速之客，它根据革新的法则，削弱了历史连续性的威力，为万物创立了新的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有关世界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状态；在这些日子里，马基雅维里将政府从法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伊拉斯谟把古代的理智之流从世俗之沟导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坚固的环节上打断了权威和传统的链条；哥白尼创造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竖起了进步的永久标志。一如神授权力之发现和罗马帝国扩张时的情形，少数哲学家表现出不受束缚的创造性和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类似的结果随处可见，一代人见证了所有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觉醒；世界在新的轨道上旋转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过去的许多年代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认为世风日下，社会不久就要毁灭；为陋习和坟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纪出现了，它准备尝试未曾尝试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充满无穷变化的未来。

　　　　这一进步运动将它与旧世界大为不同：新世界的统一性展现在探索和发现的普遍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不曾停止活动，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来的反动力量；直到我们称为革命的一般观念的时期的来临，它才最终盛行起来。对我们而言，这场从依附到独立的持续解放和渐进的过程，不论好坏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这种对历史知识的认真探索，是我所说的这四个世纪区别于以前世纪的一个标志。中世纪拥有一些记述那一时代历史的优秀作者，却对更早的史实漫不经心和不够耐心。他们在虚假证词的笼罩下满足于被欺骗，满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们按照便利原则去编造，高兴地欢迎着伪造者和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被普遍地信以为真，其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几个思想敏锐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时，历史学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至今我们仍然要在方法和资料上求助于他们。我们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过去时代的主人，但又不会丢掉它们的智慧或警谕，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探查谬误和证实可靠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这个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期，人们不再默然顺从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不是把一切视为当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据、走过的行程和个中原由。因此，史学家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超越于众人之上。稳定性的法则被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力量所征服，这些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翅越过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个孤立国度的封闭状态中寻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为徒劳。它们强迫我们涉足于比我们更为广大的社会，熟悉遥远的异域风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着主要方向，与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巨匠前贤视而不见，必须收藏各类物品以供尽可能长久地欣赏；因为研究的无情后果就是不断地减少它们的数量。例如，展现最为强健的智力，莫过于观察拿破仑这个最著名、最有能力的历史人物的智力活动。在另一领域，熟悉了费奈隆的人格，那将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文学家的神圣典范，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和下一个世纪的先驱，是穷人反抗压迫的鼓动者，是专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宽容、习惯于屈从权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拥护者。他的一个敌人说，他的睿智足以战胜恐怖；另一个敌人说，他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单是这些最伟大最优秀的智者就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榜样。一个资质平平或智力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摆脱周遭的干扰，超脱于时间、民族环境的压力之上，如果选择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内心的光去纠正、审查和检验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坚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气，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赋予他的人格。对我们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准和更宽广的视野，国际史就会被“先有议会，后有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这种绝对和偏狭的理由所支配。外国人没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种神秘的机理，没有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为法文）。对外国人来说，政府的基础一目了然；政府机器的每一种动力和功能，可解释得像一只手表的运行一样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宪法不是人为制定或写在纸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机生长的法则发展；由于我们对明确的界定和普遍原则不信任，而是信赖相反的原则，我们便没有那种激烈和漫长的辩论，而其他社会却已在辩论中把政治科学最深层的秘密展示给每个能够识字的人。在费城、凡尔赛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鲁塞尔，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那些最开明的州，当它们改造自己的政制时，制宪会议的讨论达到了政治学著作的顶峰水平，提供了我们在国内从未享有过的智慧。

　　　　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宏大课题的近代部分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难以研究穷尽的。它是最易于把握的，因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较早的景象从模糊的背景中呈现出来。我们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处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着自相矛盾的证据。可以用他们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的供述去评判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个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档案，邀请我们去探知国家的秘密。当哈勒姆（Hallam）撰述有关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时，法兰西是文件可资利用的惟一大国。后来，罗马和海牙也开放了它们的档案，再后来是意大利诸国的收藏，最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文献，西班牙也开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问题上，他们的后继者却可查阅十个政府的外交资料。实际上，没有哪个论题已经用尽所有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对该论题重新探讨。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战争的片断，美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时代的许多内容，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早期岁月，伽地纳先生的一些卷册，如同太平洋的岛屿一般在各地重见天日。虽然兰克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创者，欧洲史学界最敏锐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说他的70卷著作中没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赶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过他不断扩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才开始不断进步，使最杰出的导师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学生后面。单是现在对外界开放的梵蒂冈档案，在运往法国时就装了3239箱，然而其数量还不是最多的。我们仍处在文献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倾向于使历史学不再依靠历史学家，倾向于以牺牲著述为代价来发展学识，倾向于在其他学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类的首要关怀是宗教，它是近代几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这几个世纪以新教的发展为标志。它们从一个极端麻木、无知和衰败的时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场激烈而持久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