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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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胜利者好比罗马军团的特里阿里人，总在后面耐心等待，毫不动摇，直至危机召唤他们前行。
这样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欧洲大陆的教士们为宗教学识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为如今那些遭到质疑的真理提供了证据，而一位天主教徒所写的每一本有关真正科学的著作都壮大了它们的力量。伟大作者的榜样比许多学术讨论使他们的事业变得更为强大。当分裂天主教徒的对立原则得到清晰的阐释后，理论的使命便告完成，《评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做完。剩下的事情是，已被理解的原则应转变为实践，应当从争论的场所转变为著述的道德法典。在那种情形下，它们的有效性将会得到承认，它们将不再是令人恐惶的对象。那些因为听到他们的方法陈旧徒劳无功而感到愤慨的人，经验将使他们认识到，另一派的工作对宗教所作的贡献，比他们自己企图完成的贡献更为重要，实践将赢得被理论所否认的同意，人们将学会在果实中品评胚芽未揭示给他们的价值。因而，对于那些对罗马教廷的声音表现出恶意的欣喜或不公正的沮丧的人们，我要为他们的思想指明天主教知识发展的前景，它已十分强大，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被消灭。倘若《国内外评论》的精神确实激励着那些与它志同道合的人，则它的消失既不会动摇他们的原则，也不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希望。它只是一个永不消灭的思想之局部的和暂时的体现，是一盏仍在平静的教会思想家心中驻留和燃烧的明灯所反射出的一缕微光。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Rambler，New Series，Ⅳ（January，1864），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Co。，1907），pp。461—91．
＇2＇ Lamennais，Correspondence，Nouvelle edittion（Pads：Didier）．
＇3＇ Ibid，April 12 and June 25，1830．
＇4＇ Ibid。，March 30，1831．
＇5＇ Ibid，May 8 and June 15，1829．
梵蒂冈公会议
＇1＇1864年秋，亦即《邪说汇编》问世不久前，庇护九世向世人表示欲召集一次大公会议的意图。这两项主要措施，意在恢复罗马教廷的宗教及世俗权力。召开大会的想法刚提出来时，并没有人表示赞同。法国主教持反对意见，他们有法国占领军的支持，说话便很有权威。后来，《邪说汇编》推动了教皇至上论观点的传播，局势发生了转变，他们便复活了他们曾经反对的这项计划。那些感到其势力因此变化而受到损害的人们也规劝自己赞同这项计划：他们认为罗马教廷要比它的一些党羽多一些审慎，主教大会要比教士与平信徒较少走极端。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主教会议将会抑制住无节制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反对他们自身秩序的，而且它将会做出对天主教义的真正解释，以缓和从激烈的争吵和低劣辩护士的谬误中滋养出来的仇恨。他们接受了《邪说汇编》，但是期望认可他们对它的阐释。那些曾成功地赋予《邪说汇编》一种可接受的阐释的人们，如果能够在教皇面前一齐为此辩护，那些危害教会的主张便可以永远地被压制住。
在争取世俗权力的斗争过程中，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切中肯綮的问题：那些在斗争中头脑精明、境界高远的杰出斗士，怎么会让自己去证明他们的学说所谴责的一种统治体制的正当性呢？当时的解释是，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以后是会有回报的，在教皇最需要时帮助他，是在确立一项权利要求，这将使他们在境况好转的日子里变得不可抗拒，那时他们就会要求采取和解与改革的重大行动。在这些人看来，收获他们付出辛劳的成果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
这次公会议的初始动机并不是要无限制地提高罗马的地位。其提议是要使它处在一个适度的位置上；奥尔良主教是领头倡议者之一。枢机主教团被征询意见时，他们表示反对。教皇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不论会酿成什么样的尴尬局面，也不论这项事业多么艰难，这次大会显然将唤起一种能够为宗教带来无限好处的力量。它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权力的工具，虽然没有激发多少信仰，却唤醒了一种解决社会疾病和基督教世界分裂问题的朦胧希望。牢固传统的卫道士，推动宗教知识进步的领袖，都不打算参与这项工作。东西教会的裂痕因俄国和教皇之间愤怒的争吵而加大。由于罗马不认可新教徒的教会，所以给予他们的那封信顶多被认为是一项正式的挑战。从这些邀请及其答复中不见一丝和解的希望。但是这种信念——即大会的光明前途是所有派别的基督徒极大关注的对象——却传给了许多思想流派，普西博士、斯坦利院长、哈泽教授和M·基佐都怀有此种信念。
特兰托公会议给教会打上了一个不宽容时代的烙印，它的教令使严重的道德堕落风气盛行不衰。罗马的宗教法庭所体现的思想成为一种学说的特征，这种学说以模糊的修正来寻求灵活和便利，却固守着不变的原则。世界在三个世纪中发生了许多变化，教会原先用来反对宗教改革的信条，如今已经成了它的弱点和招致批评之处，原先阻止它堕落的东西，现在正阻止着它的进步。为了有效地打破那种传统和消除它的影响，至少需要一种与这种传统影响施加的权威相持平的权威。梵蒂冈公会议便是天主教曾拥有的第一个适当机会，使它可以对特兰托制度加以改革、修正和调整。这种想法是提议开会的诸多动机之一。显然，不可调和的两种思想体系将在会议上展开斗争；但是改革精神的范围和力量尚不可知。
罗马教廷向主教们提交的17个问题涉及戒律事务、对婚配和教育的规制、鼓励新修会的政策和使教区教士更加服从主教的手段等等。从中看不出当时更深的动机。在诸多琐细的提议之中，主要的改革事项随着时间的临近日益清晰，人们开始意识到根据教会的一贯观念而要达到的明确目标。他们阅读了一位波希米亚教士的系统论述《教会首脑及其成员的改革》（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in its Head and Members）。这部著作不仅建立在书本理论上，而且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是对改革思想最重要的阐述。作者劝告教会采取如下措施：限制集权，把教廷的职权缩小到古代对首席权的限制范围内；恢复曾被罗马剥夺的主教特权，废除世俗统治权，它是等级专制制度的支柱；修订婚配戒律；全面压缩教会职位和减少神圣誓愿；修改教士独身的绝对戒条；许可在礼拜仪式中使用本土语言；给予平信徒在管理教会事务中更大的参与权；鼓励教士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抛弃中世纪神权统治的主张，因为它们是教会和国家相互猜疑的产物。
许多国家的许多天主教人士大致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是一个有联络的宗派。几乎没有人全部同意作者的教会理想，也没有人认为他涉及到了全部重要问题。特兰托会议所没有根除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弊端之中，恰有一项导致了路德教的产生。南欧肤浅的天主教教义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样的信念：教皇能够为炼狱中的亡灵赎罪；付给罗马金钱便可以买到这个保证——在一个特定祭坛上所做的每一次弥撒，都为它所祈祷的灵魂打开了通向天国之门。另一方面，禁书目录是源于特兰托会议的一项制度，它已经如此不合时宜，如此臭名昭著，即使具有强烈罗马情怀的人士，如维尔茨堡和圣波顿的主教，也建议对它进行改革。在法国，人们认为，如果主教和教士的权利根据教会法得到妥当的保障，如果实行国家和教区的宗教会议制度，如果给予天主教国家在枢机主教团和罗马教廷中适当的发言权，政府就会废除那些组织条款。似乎使所有的改革拥护者团结起来的愿望是，应当改革那些关系着教会独裁权力的陈规陋习。而受到这场运动威胁的所有利益也齐心协力维护教皇特权的完整性。宣称教皇永无谬误，是他们简单易行的保障手段，以此来对抗那些对立的国家和教会，对抗人类的自由和权力，对抗宽容的推广和科学的理性化，对抗谬误和罪恶。它成为这些人抵挡自由主义在天主教中传播的一个共同的盾牌。庇护九世不断声明，意欲获得对于教皇永无谬误的认可，并不是他召集会议的最初动机。他并不要求进一步确定实际上没有争议的一项特权。主教们，特别是少数派的主教，不厌其烦地说明，天主教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尊敬和顺从教皇。事实上，他已经充分行使了教义赋予他的所有权威。他的首次重要言论，即1846年11月的通谕，已经宣称他是永无谬误的，这项要求没有引起骚动。后来他做了一次更重要的试探，并获得了更彻底的成功：主教们被召集到罗马，不是作为大会代表，而是作为听众，从他那里接到了一个信仰的附加条款。但是，除了永无谬误说之外，他还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要把他所珍视的某些信念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以使它们流传百世。这些信念被收录在《邪说汇编》中，它集中了他多年写就的论著之精华，概括了他一生的经验教训。他非常希望它们不至于湮没。它们是一个一致的学说的组成部分。天主教徒没有拒绝《邪说汇编》，但是为之解释和辩护的热情使它失去了锋芒；教皇不敢拒绝承认那些温和的解释，因为那将使它受到抵制。他曾私下说过，他希望惟一的解释者就是他自己。耶稣会修道士宣称，《邪说汇编》就是对教皇永无谬误说的充分认可。罗马教廷的高级官员指出，它是一个非正式文件，没有确定的官方价值。倘若把教皇所喜爱的观点纳入这次大会的法令之中，以便把它们从辩护中解救出来，教皇可能会感到满意。教皇永无谬误说是暗含而不是明示在这些观点之中的。只要他行为的权威没有受到抵制，他也就不会急于暴露需要一种更精确解释的愿望而自我贬损。庇护九世要迫切推行的信念，并非只是他个人思虑的结果，它们属于一个大派系的学说。这个派系忙于追求自身的目标，并不总是站在教皇一边。所以在困难时期，教皇曾雇佣一个惟命是从的信徒。这个信徒又召募一批偻罗。在他流亡期间，一个耶稣会成员请求他认可由一批最有天赋的耶稣会修士主办并献身于天主教事业的期刊《评论》（Review）；他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建议，看起来更像一位神学家而非君主。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需要维护，但也有一些理论上的考虑，以及过去的研究经验和现实目标，促使他采取这种策略。教皇的这些个人见解并非总是前后一致。他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爱国者和法国自由派天主教人士的偶像；他曾委派泰纳（Theiner）为耶稣会众的镇压者辩护；而意大利最开明的教士罗斯米尼曾是他的挚友。在他复位后，他又受到其他势力的影响；《天主教文明》 （Civilta Cattolica）的作者们跟随他到罗马，并成为他的公认的心腹，左右着他的思想。这些人的意见同他们的教会并不一致。他们的总头目鲁坦不同意《评论》的主张。他预言，耶稣会将要为它所不赞成的著述负责，将丧失适应不同国家境况下的民众情绪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却是它繁荣昌盛的秘诀之一。教皇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作者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给予他们豁免权，使他们可以部分免于根据其教会的规定所应受的约束。他们被要求脱离其他耶稣会众，可以查阅教会文献。相比教会的其他著者，更受到教会真正的、独特的精神的熏陶，但是他们在教皇领导下做出自己的评断。他们是队伍中被指定的卫队，负责君主的个人保护。他们胜任愉快地把教皇与耶稣会两者的利益和思想结合为一个体系。这样做的是结果不是因妥协和折衷而削弱了二者的力量，而是使双方都更为强大。耶稣会体制在对于权力的复杂制约中显示出的审慎和智慧，以及为了使修会应付不同境况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些部分脱离了它的严厉戒律、服从于一种更加反复无常的统治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形成限制。他们以自己作为耶稣会成员的能力，因他们的学说所阐发的特殊精神，而被挑选出来。教皇任命他们，是因为他们效忠于他。忠于教皇是耶稣会的一个品质。教皇使他们免于耶稣会施予他们的某些约束。他希望他们比其他耶稣会众更忠实于教皇制度。他比其他教皇更多地受制于耶稣会士。他使他们成为他发挥影响的渠道，也成了他们自己发挥影响的工具。
耶稣会自从教会复位以来，一直在罗马扩大地盘。在剥夺教皇权力的革命中，他们比其他人受苦更多，因而在复辟中获得了补偿。他们曾长期受多明我会众（Dominicans）的牵制，但是当他们数世纪以来为之抗争的一种学说被宣布为教义时，多明我会的神学受到了打击，他们的精神于1854年中断了。在为教皇争取世俗统治权的斗争中，耶稣会是最热心的，他们忙于准备《邪说汇编》，忙于为它辩护。他们与教皇最关心的每一项措施都有干系，他们的神学家成为罗马教廷的谋士。教皇永无谬误说一直是他们所喜爱的论调。它被大会通过便有望赋予他们的神学一种官方学说的效力，给予他们的神职人员在教会中至尊的地位。他们当时正在掌权，因此当大会召开时，他们便抓住了他们的机遇。
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说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多年。1854年的教令已经明显地将它包含在内，对它的正式承认似乎只是个时间和意愿的问题。人们甚至认为，该教令的真实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先例，以使后来否定此说成为不可能。对《教理问答》 （the Catechisms）进行了改写，或者说新的《问答》被构造出来了，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其中所教导的内容。1852年之后，该说开始出现在教省会议的决议上，后来人们推测那些教省的主教已经承认并受其约束。有一次会议是在科隆举行。三个当时的成员也参加了罗马的大会，其中两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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