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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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罗马。教士们对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表示严重的不满；确认罗马主张的教令和国家令人反感的干涉，都同样影响着和解的前景。公共舆论以轻浮的蔑视态度注视着大会的准备活动，但是采取何种方针却是梅纳布雷亚内阁所要考虑的问题。国家可以干预宗教事务的法律依然存在，政府拥有禁止主教与会或召回他们的法律权力。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仍在国家手中，主教们的要求依然没有结果。罗马所指望的一百多张选票属于意大利臣民。因此，尽管外交行动已不可能，运用政府压力仍会有很大作用。皮埃蒙特人希望适用有关教会的法律。但是刚刚加入内阁的明盖蒂热烈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在一个坚持自由的国家里，宗教自由的最高原则应当超越那些陈旧的法律；由于意大利人习惯于将天主教与教会视为一体，不干涉的政策就成为自由派的胜利成果。霍恩洛厄亲王的思想——不仅应当维护宗教的独立，而且应当维护它的完整；保护教会，即使它反对社会，对社会也是有利的；社会自由的敌人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宗教上的——在意大利不可能找到知音。1869年会议期间，梅纳布雷亚未就公会议问题向议会作出任何许诺。询问能否与会的主教一直到10月份才得到答复。然后，梅纳布雷亚在一份公告中解释说，主教们参加会议的权利源于良知自由，它在王室的旧特权之下并未得到认可，或是把它作为一项意味着能够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恩惠。如果教会的自由受到干涉，抵制与罗马的合作就有了借口。如果大会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决定，这将被归因于法国占领所造成的非正常状况，可留待天主教徒做出的明智评断。
有人提议，出售宗教社团不动产所得的基金，应由代表天主教徒的当地受托人委员会为宗教的目的进行管理，国家应当为了信徒们的利益废除圣职授予权，并着手处理教士们悬而未决的权利要求。塞拉和拉塔齐在1866和1867年所实行的剥夺教会财产的计划有了巨大的变动，倘若真正落实这些变动的话，可以在意大利主教中培养一种独立精神。高级官员们的报告反映了赞同和解的大约三十位主教的意见。但是内阁于11月垮台，被兰扎和塞拉所领导的政府取代，他们是宗教的敌人。罗马教廷渡过了一次严重的危险。
惟一影响了主教们态度的欧洲国家是其政府没有派遣外交使节的一个国家。当奥地利首相以亵渎和傲慢的目光注视着大会时，当维也纳弥漫着漠不关心的浓厚空气，以至于据说驻罗马的使节不读教令，博伊斯特伯爵不看公函的时候，匈牙利的天主教政治家们正渴望实现一场教会革命。就要在永无谬误说的宣布中登峰造极、倾向于把所有的权力从四周汇集到中心、用权威来取代自治的教会制度，在教会等级的下层极端派中已经起步。曾经可以参与教会的财产管理和议事的平信徒，已经被迫逐渐将他们的权利交给教士，教士交给主教，主教交给教皇。匈牙利着手去纠正这一过程，用自治代替集权的专制制度。在1848年4月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主教们将宗教的衰落归因于将信众排除出所有教会事务的这一管理方法。他们提议，只要不是纯粹的精神事务，都应当由包括全体教徒选举出的平信徒代表的混合委员会来管理。革命战争及其反动使这个方案受挫，而《政教协定》又将更多的事务归于神职人员管理。布拉格和平之后，自由党的胜利复兴了这一运动。厄特沃什呼吁主教们搞一个给予平信徒在宗教事务中一定权益的方案。主教们一致赞同戴阿克的提议，即平信徒应在管理委员会中居多数。匈牙利教会的新宪章于1869年10月17日在天主教大会上通过，25日国王批准。这一伟大举措的主旨在于使平信徒在所有非礼拜仪式和教义的问题上，在圣职授予、财产和教育等事项上具有决定权；在于打破教士特权和政府的控制；在于将人们从教会的钳制、将教会从国家的钳制中解放出来。它是一次以宪政原则改革教会的尝试，是一次以粉碎越山主义的方式来粉碎教皇至上论的尝试。发起这项行动的政府乐于将它的特权交给新成立的机构，主教们与大臣和公共舆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只要这种良好的默契持续下去，只要主教们致力于在国内实行公正的自治原则，他们不会接受毁灭他们成果的教令便可得到强有力的保证。永无谬误说不仅危害他们的制度，而且动摇他们的地位。随着冬季渐深，这些事件的影响日益明显，匈牙利主教从一开始就获得的优势源于其他原因。
大会召开的政治形势对教皇是非常有利的。永无谬误说的提倡者反可以借助对罗马教会的仇恨大行其道。萧墙之祸被避免了。后来曾被德鲁采用的霍恩洛厄的政策一度被欧洲彻底放弃。教皇原则与主教原则之间的斗争在暗箱中平静地进行。那里没有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对大会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要在公众的注目下进行，要面对欧洲的新闻自由和盛行于天主教神学中的对立观点。使得宗教科学在斗争中软弱无力、脱离战斗的原因，比斗争本身还要耐人寻味。
当主教们赞扬罗马方案的声音更加高亢的时候，巴伐利亚政府征询了一些大学的意见，慕尼黑大学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永无谬误的教义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波希米亚的小册子作者则断言，它缺乏使自身被确定为一个有效信条的条件。雅努斯比较了古代教父时期的教皇权力和教皇至上论者所欲求的教皇权力之间的差别，追溯了它通过一系列的文献伪造而产生的膨胀过程。继雅努斯文章的发表和改革建议的提出几周后，马雷出版了他的著作。它经过了几位法国主教和神学家的修订，旨在论证索邦派和越山主义者的主张以及阐明部分与会人士的意见。它没有提出创造性的观点，然而在认真继承的基础上更新了古代法国学派的思想。雅努斯把永无谬误说视作严重的老病复发，而马雷则只是直接维护越山主义的立场。雅努斯认为该说在现存教会体制中根深蒂固，影响甚广，因而在公开举行一次真正的普世性公会议之前必须努力修正。马雷则坚持教会必须让梵蒂冈听到它的真实声音。与雅努斯恰恰相反，他有一个现实目标，即让自己的观点甚至被目不识丁者接受，以此来获得支持。
最后一部小册子问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杜林格所写。这部小册子审视了永无谬误说论者所依赖的证据，概述了对立的观点。它表明这样一种推断，即他们的理论不仅源于一种不讲逻辑和轻率随便的习性，而且建立在引征文献时不断做假的基础之上——这几乎触及到了整个争论的秘密，揭示了为何大国的干涉似乎是惟一可利用的手段。因为永无谬误说的立论是不可能通过辩论，即人类理性的力量推导出来的，而存在于超越证据的结论之中。它是理性不可企及的要求，而非一种宗教学说可以证明的结论。两种理论相互对抗，却从不交战。躲避科学的检验，一如反对国家的控制，都是教皇至上论神学的本性。它的反对者，对一种不为证据所动的观点的顽强生命力感到手足无措，在确实存在着一致原则的地方认为它缺乏原则，针对教皇至上论神学的精华攻击教皇至上论的神学家。一种理论，既不根据启示，也不根据传统，既不根据理性，也不根据良知，却似乎左右逢源，经久不衰，原因何在？这是雅努斯、马雷和杜林格都未曾解开的谜团。中世纪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不足以保存一份对天主教教义形成和发展的真实记录。古代教父的著作多被篡加；而其他亡佚的著作却有伪本行世，那些署着令人尊敬的名字——克雷芒、狄奥尼修斯、伊西多尔——的著作都是为某些权威的观点虚构古代证据的膺品。当有人要考证或发现了伪造的目的是为了支持符合教皇和教会特殊利益的某些理论的时候，便会出现一股势力，它蔑视古代证据，对提供了令人不快的证词的声音进行压制。对传统认识发生了改变。人们要求它提供它不曾保存的东西。古代的教父们，曾谈及使徒们的口头遗训，那是他们在使徒创建的教堂里采风所得；曾谈及某些秘传的义理和必定源于使徒的观点——现在它们已为普世所知；曾谈及公会议的灵感和《新约》之后的启示。而特兰托公会议却反对这些记述所支持的结论，它们只为私人的沉思所追寻。一位神学家反对装模作样引用《圣经》作徒劳的论证，因为根据《圣经》，路德言之成理，而天主教徒持之无据。在特兰托会议上，一位发言者主张，基督教教义已经完全包容在经院神学家的著作之中，无需进一步回溯到《圣经》。现在，这种观点并没有绝迹，佩龙即用它来解释作为圣经评论家的天主教徒的低级地位。佩赖希斯说，如果《圣经》是神启所为，其解释则更是如此。库萨大主教认为，对圣经必须按照需要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教会意见的变化意味着上帝意志的变化。特兰托会议上的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宣称，如果教会相信某种教义，此义必定为真，而无需《圣经》的证明。按照佩塔维斯的观点，在一定时期内天主教徒的一般信念乃是上帝所为，权威高于所有圣传和古代教父。《圣经》可以是沉默的，圣传可以是被驳斥的，而教会是独立于二者的。天主教神学家所共同主张的任何教义，即使没有证据表明是神启的，也必须被认为是神启的。作为惟一现存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的罗马，在证据上即等同于绵延不绝的圣传。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圣经》受到漠视之后，圣传也被抛弃；过去一贯的信念让位于现在通行的意见。而且，随着传统屈服于大众，大众屈服于权威。上帝的福音和教会的权威逐渐被宣布为宗教知识的两个源泉。这一学派的神学家起初认为教会高于《圣经》，继而认为现代教会高于古代教会，最后把教皇视为高于一切。普里雷里斯在为赎罪券辩护时写道：“我们没有《圣经》的权威，但是有罗马教宗的更高权威。”一位出席特兰托会议的主教公开表明，在信仰问题上，他宁可相信一个教皇，也不相信一千个古代教父、圣徒和神学博士。神学教育旨在培养一种维护教会正统观念的本能，这种本能体现在虔诚而无知的人的生命之中，而不是博学之士的研究活动之中，它教导权威抛弃科学的帮助和无视反对派的存在。尽管神学用以支持某一教义的所有论点都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也不减损对它的真实性的确信。教会不曾也不必以证据来得出这种教义。即如费奈隆所言，它既高于教义又高于事实，因为它是圣传之事实的最高解释者。因此，一位持教皇至上论的主教的代言人最近便宣称，永无谬误说之确定无需任何辩论；而尼姆主教也认为，此决定之前的冗长细致的讨论乃属多余。大会的教义委员会宣布，圣传不可作为证据，基于历史的反对意见与教令抵触者是无效的。权威必须征服历史。这种不要证据的倾向与教皇永无谬误说有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教皇们本身不应对自己的主张进行检验。他们可以被宣布为最高的权威，但是不应被宣布为高于他们自身的权威。他们的历史与他们的权利问题并非无关。它不可能被置之不理；因此，改变或否认其历史记录的动机便非常急迫，那些虔诚而博学的人都成了欺骗狂。当在《日思录》（Liber Diurnus）的手稿里发现，几个世纪以来教皇们一直在信仰表白中谴责洪诺留时，大主教多纳，这位在罗马最著名的人物建议，如果该困难不好克服，就要把手稿压下。就这样，它便被压下了。犯有如此罪过的人们可以论证说，他们的宗教超越哲学家的智慧，不受历史学家的批评。如果某个事实明显违背教义，这就告诫科学要修改证据。资料或方法肯定存在某种缺陷，在缺陷被发现之前，真正的信徒只好谦逊而自信地否定事实。
随着批判的科学方法日益为人接受，针对这种欺骗性虔诚的良知抗议也逐渐高涨。天主教徒在现时著述中对它的使用，及其对于科学争论条件的认同，对教会权威来说似乎是抛弃原则的行为。妒忌发展到最后就转化为反感。真正信仰天主教的几乎每一位作者，都感到迟早要蒙受罗马的羞辱或怀疑。但是它的惩罚已经失却作用；它发现，著述的进步只能通过提高权威的方式加以控制。如果在一次公会议上宣布罗马教廷的决定是绝对的，教皇是永无谬误的，就能够获得这种控制。罗马教廷同教会中某些天主教徒之间的分裂，使得二者的和解成为不可能；这些必须指责对方是假基督徒或假天主教徒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大会中的那次会议是个骗局。或许有一部分人，虽然是没有与会的人当中的一小部分，因那种动机而离去。但是，在罗马受到禁止的观点在主教中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它是否会被宣布尚有疑问。反对派并不是由于这种观点而产生的，而是它为了保护自己，与罗马严格恪守的主张拉开最远的距离，努力避免公开的原则冲突。它是由戴着自由派面具的教皇至上论者和戴着教皇至上论者面具的自由派分子组成的。因此，少数派的成败并不是大会的最大问题。除了永无谬误说的确定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实际接触的经验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让那些迟疑不决的主教们睁开眼睛，打动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发言和态度在推动未来的改革上将会起多大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通过虚假议题和外部压力以避免改革的所有努力的失败，还是通过拒绝和解和进行公开斗争所取得有关方案的彻底成功，都不过是另一个更急迫目的的手段而已。
秋天发生的两桩事件预兆着冬季的麻烦。9月6日，19位德国主教在富尔达（Pul山）聚会，公布了一封告教友书。信中他们肯定全体主教绝对团结一致，公会议既不会增添新教义，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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