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的批判。因为必须把历史学家当作证人看待，如果他的诚实不可靠，便不足凭信。未证明某人有罪即应视其为无辜，这句格言是不适用于他的。

　　　　可见对于我们而言，评价权威著作，权衡历史记述，要比发现新课题更有价值。近代史虽然是个应用面最宽的领域，却不是我们获得技艺的最佳领域。因为它太宽广，不像古代史或十字军之前的历史那样，它的丰硕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还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确而有限的问题上已经做出过的事情，以及从施韦格勒那儿学习如何着手这种分析性工作。这些问题诸如普卢塔克的《伯里克利》的资料来源，论述《雅典政制》的两部小册子，《致狄奥格内图斯书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Antony）的写作时间等。通过与新版本的比较而对中世纪作者的批判，更为确凿，也更令人满意，因为后人在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数篇序言，其中对《神曲》的抨击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引起最优秀的意大利学者为维护但丁而做出了并非有失分寸的反击。若是有人告诉我们，英国在批判者的队伍方面落后于欧陆，我们应当承认，就工作的数量而非质量来说，这话是正确的。两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莱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说，他们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学者。

　　　　在我们的历史学与前辈历史学之间掘出一道鸿沟的这一代作者，他们的第三个显著特点，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则（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来，这个词即意味着“公正”　　（justice）。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宣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的繁荣昌明的国度、他的不论民主的、自由主义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历史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具有种种优点，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公或失当：只要他公平对待另一方也许稍逊一筹的优点，并且从不因某人的立场而视其为圣徒或恶棍。他会说，一个绝对抹杀某一方面所有优点的评判者，是毫无公正可言的。这些手执批判主义罗盘的人们，航行于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开辟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野。超然于辩解或争执之上的历史学，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不是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真理”观，它建立在对发现真理超常困难，发现后加以验证更为困难的认识之上。他们认为，以极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态度著书立说，可以使每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和他们走到一起，不论他们的感情如何，都可赢得他的赞同。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便是历史的力量。必须尊重它们，切不可禁锢它们。只要历史学保持至高的尊严、严格的自律、审慎的超然姿态和对司法事务的缄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纷争之上，形成一个公认的审判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人们真正诚实，只根据明确的道德而不是教义做出判断，那么，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尤里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路德，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就会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华盛顿，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也会以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拿破仑。

　　　　我怀着敬意来谈论这个学派，是由于它所做出的功绩，它坚持历史真理，坚持这种真理对人类思想享有正当的权威。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门既可恰当接受、也可恰当放弃的学问。因为它不是真理的全部。兰弗里的评述卡诺的论文，舒盖有关革命战争的论著，罗珀的军事史，罗热有关加尔文时代日内瓦的著述，可以为各位提供不偏不倚的事例，它们比我所讲述的还要纯正。勒南说，它是富裕的贵族社会中的奢侈品，注定会在残酷而肮脏的争斗年代消失。在我们的大学里，它得到了一个高贵而牢固的避难所；为了协助它的神圣事业——因为那是真理和荣誉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公共生活这个极不科学的领域，吸取一个有益的教训。在这个领域，一个人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更有能力、更优秀的人和他做对。此外，观念是权力的来源，也是培育原则的名校，为了理解它们的巨大力量和真正含义，我们便不停地清除那些从永恒纷争及不良后果中滋生出来的谬言、偏见、自诩之辞，直到让我们的对手变得比他们自己所展示的更强大、更有说服力。除了在我让各位散去之前我们就要面对的事例，令历史学家不愿意信奉的诫律莫此为甚。

　　　　兰克是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认为近代史学是批判的、无价值色彩的和崭新的。我们在每个环节上都绕不开他，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扎实，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学见解方面，在创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独创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许超过了他；但是他优秀的重要成果所达到的程度，他对于杰出人士的影响，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类所接受并加以运用的知识的数量，世人无可匹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77年，当时他虚弱不堪，形容枯槁，双眼近乎失明，几乎无法阅读和写作。他柔声地喃喃道别，我担心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噩耗。两年后，他开始了一部世界史的写作。虽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这部创作于83岁之后、内容远涉中世纪时期的17卷著作，创造了著作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他的道路在早年便由《昆廷·杜瓦尔德》　　（Quentin　Durward）一书所定。他吃惊地发现斯科特笔下的路易十一世与科明尼斯的原始记载不符，于是下定决心，他今后的目标首先就是毫不动摇，死心塌地地遵从他心目中的权威的引领。他要坚决抑制诗人、爱国者、宗教或政治宗派分子的倾向，不支持任何事业，让著作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痕迹，不写任何旨在满足个人感情或宣传一己信念的著作。一位像他一样也写过论述宗教改革著作的勤勉的神学家，敬称他为同道。兰克拒绝了他的抬举，说道：“你首先是个基督徒，我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你我相距甚远。”他是展现出米什莱所谓le　desinteressement　des　morts（死者的超然——原文为法文）的第一位卓越作家。当他能够做到尽力不做评断，表明对立的双方各有理由，将臧否之事留给上帝时，对他而言这堪称道德上的胜利。他想必会和伦敦的两位著名医生产生共鸣，据说他们对某一病例不能确诊，于是做出了含糊其辞的说明。患者家长坚持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回答说，他们无能为力，但他可以轻易找到五十个能够给出明确答复的医生。

　　　　尼布尔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写作的编年史家，曾一度只抄录一位前人的著述，几乎不知道对权威学者进行甄选或综合。这个意见在兰克笔下大为改观。兰克以他的眼界和敏锐的感觉，以一种近代史研究中史无前例的严谨态度，仔细审查和剖析了从马基雅维里到《一个政治家的回忆录》　　（Mdmoires　d’un　Hommed’Etat）时代的史家。但是，尼布尔把传统著述弃之不用，以自己的著作取而代之，而兰克的使命则是，对于那些他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服从的大师，他要去维护（而不是毁坏）和树立他们的这种地位。兰克在多篇优秀论文中表现了这种技艺，虽然他的后继者也可以和他的技艺一争长短，并且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他这些论文仍是我们掌握一种技术程序的最佳指导，在今人的记忆中，使近代史研究焕然一新的正是这种技术程序。兰克的同代人厌倦了他的中立态度和超然风格，厌倦了开创者们借助于兰克的拐杖所做的那些有益但从属性的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只需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几乎不必关心公共生活，只为自己而完成的晦涩难解的初级成果，已经做得够多了。实践着这些基本技术的人，也许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这些人，虽然必须掌握此种技术，却应当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伟大的榜样。

　　　　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方法不过是对常识的重复。观察最优秀的人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对于方法的运用，是获得它的最佳途径。边沁坦言，他从个人本专业中学得的东西，还不如从林奈和卡伦那里学到的多；布鲁厄姆建议法学学生从研究但丁起步。李比希把他的《有机化学》说成是对密尔《逻辑体系》的实际运用，有位著名的医生，为避免让他知道我在议论他，在此姑隐其名，他通过阅读三本书来丰富自己的医学头脑；它们分别是吉本、格罗特和密尔的著作。他还认为，仅靠一门研究，是变不成有修养的人的，他必须受到自然、社会、道德等不同思想形式的薰陶。我引述同僚们的这些金玉良言，是为了感谢他们。既然科学家说从我们这儿有所获益，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能够表明，如何保证归纳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设和类比。他们掌握着神秘的思想宝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谬误向真理俯首称臣，真理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风。他们的秘密就是发现的逻辑，展示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发展，人世间的欲望和感情几乎没有变化，而这些增长和发展才是进步的标志和历史的辉煌所在。当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向自己的同侪发表看法时，也常常能给予我们珍贵的启示。请记住，达尔文只去注意那些给他的道路造成麻烦的文字，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进展，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多的矛盾事实；还有贝尔，他认为谬误同真理一样有益，皆应仔细对待，因为谬误有助于发现新的反对意见；正如罗伯特·鲍尔爵士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常常是通过考虑反对意见来学习。法拉第断言，“在知识领域，不思进取的人只配受到谴责和鄙视。”约翰·亨特的话对我们大家都应有所启发：“千万别问我曾经说过什么，曾经写过什么。要是问我现在的看法，我倒是可以给你们说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来自各地的作者一直在激励和充实着我们。法学家们告诉我们演进的连续性法则，它使历史从诸多偶然事件的排列，变成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过程。时至1820年，神学家们开始根据发展的线索修正他们的学说，纽曼说，那是很久以后被进化过程所证实的线索。甚至务实的经济学家也确信，历史不是附属品，而是他们应予探究的实际课题，从而把他们的学科也撒入历史之河。哲学家声称，早在1804年，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脖子套上了历史之轭。他们教导说，哲学不过是对历史上一切哲学思想的正确总结而已，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带有时代的痕迹，关键是要把保存至今漂泊无着的真理之光聚集起来，历史学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哲学，也是哲学的源泉。孔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学支配了哲学便是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自从居维叶首次认识到归纳发现的过程与文明进程之间的联系以来，科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使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时代风气，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由此才出现了“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历史意识”（historicai—mindedness）这类令人感到压抑的名称。

　　　　有些错误属于可以弥补的智力缺陷，对此我应当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因为它们在我们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意义缺少强大的理解力，对现实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是不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把研究当游戏，除了毫无意义和启发性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普遍如此。因此我们具有一种怪癖，易于忽视并逐渐忘掉确知的事实。试举一两个事例即可说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国作家记述了他亲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党的头上的前后经过。因为当时托利是个恶名，用来称呼被爱尔兰政府悬赏缉拿的人；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进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这个事例以说明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了改进。有一天，提图斯·欧茨对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为光火。他搜肠刮肚找到一个恶毒的骂名，便开始称他们为托利党。这个名称流传至今，但是笛福所证明的来源，却从人们的记忆中失落了，仿佛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教父为耻，而另一个政党并不在乎有人把他们同他的事业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关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达两天后庇特先生在一群热情的人簇拥之下去城里赴宴的事。当大家向这位拯救祖国的首相举杯祝酒时，他谢绝了那些赞扬，并说：“英国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国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后，她也将以她的榜样拯救欧洲。”1814年，当这一愿望实现之时，有人记起了这位大演说家的最后一次演说，铸成一枚勋章，把这句话简化四个拉丁文单词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欧洲之楷模——原文为法文）。当时，就在庇特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时，他听到法国对德国的大获全胜和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断言，陆地上的抵抗是无望了，现在是把欧陆留给侵略者，依靠我们新的海上帝国的时候了。庇特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拿破仑遭到一个国家的抵抗，他就会受到遏阻。他宣称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然后英国就会插手。刚从印度回来的韦尔兹利将军当时在场。十年后，即他已实现了庇特临终前的明确预见之后，他在巴黎讲述了这件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最为令人震惊和最深远的预见，政治史上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我不会再有机会对着今天这样的听众说出我的思考，在一个如此荣幸的场合，演讲者难免会让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张，可以或为一句精巧的隽语，用作结束演讲的提示，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目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