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江湖-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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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灯光熄灭,嘉宾们相继而去,我还是我。”
这句话,是若干年前央视的一个朋友说与我听的。他说,他们每周每个月都能见到一群群高官,一个个富豪。整天活在权贵的世界中,而自己的生活却与权贵无关。虚幻感总是缠绕着他。
勾起我往日记忆,让我想起这句话的,是春节期间另一个媒体朋友的感慨。他说,他回农村老家过年,亲戚们说,他是做新闻记者的,交游广泛,人脉纵横,却对亲朋好友无甚助益,就连他的姐姐也对他颇多怨言。
我理解他的苦衷,亦能体谅央视那个朋友所谓的虚幻感。前些年,一个被虚幻感弄得疲惫不堪的媒体同事告诉我,他要离职去一家公司做公关经理,谈到理由,他引述了一个国外同行的话: 记者就像一个富豪家的侄子,可以在叔叔家的豪宅自由出入,但那里的一切与你无关。
回头看自己十年间走过的新闻路,虚幻的感觉同样有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行走在一个没有关系则步履维艰的世界中,你不可能不为社会现实所触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干一行吃一行,是转折年代的潜规则。利用手头的公共事务,谋一己之私利,在一个见识广博的记者眼中,实在是见怪不怪。于是,做记者的,也希望借助工作中结识的大小权贵,办点自己的私事。或许国外的记者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不职业,很不高尚,可是,在中国的现实中,你很难不这样想。
想归想,真能仰仗工作中结识的权贵为自己谋私者,少之又少。一些难以考证的传闻表明,的确有少数记者利用他们在工作中结识的富豪和掌权者,迅速成为富豪阶层或者掌权者阶层中的一分子。然而,我相信,此类事例永远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很多时候,很多记者,只能是想想而已。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2)
2009…11…24 20:53:08 本章字数:1163
事实上,越富的富豪,越高的高官,越不可能成为记者的朋友。当采访结束,当录像完毕,当文章见报,当节目播出,你和权贵的工作关系就此结束,他们继续在镁光灯前滔滔不绝,你继续在工作中柴米油盐。正如央视的那个朋友所说,当灯光熄灭,当他们离去,你还是你。
谁都喜欢生活在权力和财富的世界中,这是人性的弱点。生活在一个权力和财富高高在上的国家,置身于财富和权力的世界,却与财富、与权势无关,我们的虚幻,上帝也会同情。我们应该原谅我们的虚幻感,尊重我们人之为人的弱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虚幻是一种负面的、需要舍弃的情绪。
虚幻感源自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错误认识。和做官经商一样,记者是一种职业。我们的职业成就首先是新闻层面的成就,而非官阶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当灯光熄灭,当嘉宾离去的时候,如果我们留下了优秀的新闻作品,如果我们因为高官富豪的到来,突破了新闻采访的瓶颈,刷新了个人新闻史上的纪录,他们还是过去的他们,而我们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不是公关公司的经理
那个将记者视为富豪侄子的比喻,是从占有财富和权力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记者职业的本位出发,就不会生发那样虚幻的感叹。回归新闻记者的职业本位,我们的使命在于传播资讯逼近真相、监督权贵捍卫公正,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采访对象对我们最好的帮助,是对我们完成使命的帮助。他们帮我们获得新闻,我们通过新闻成就自己。
仅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已经太多太多,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赋予我什么。究其原委,我们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原本是工作关系,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新闻媒体的记者,而非公关公司的经理,我们和他们走到一起的目的在于获取新闻,而非交换权力和财富。
做了十年记者,我采写了一篇篇突破自己的新闻报道。回头想想,离开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采访对象的鼎力帮助,很多新闻报道都会胎死腹中。我能对个别在职国家领导人进行独家专访,得益于掌权者的帮助。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采访,一旦离开个别采访对象权力背景的援助,就真的不可能完成。
过去几年,我还撰写了七本非虚构作品,其中两本直接与富豪相关。一本《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本《权变: 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如果没有浙江广厦集团总裁郑可集先生、浙江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冠巨先生、江苏远东集团副总裁汴华舵先生等若干财富精英的理解支持、鼎力相助,它们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来到世间。
我们还可以再换个角度,将人生当作一趟旅行,将自己视为一个看客,那么,当一回“富豪家的侄子”岂不很好?我们可以在富豪家自由地出入,随意地溜达,把玩我们感兴趣的物什,满足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3)
2009…11…24 20:53:09 本章字数:1206
做了十年媒体人,我所采访过的握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可以列出一条长长的名单,我不可能有机会和他们都成为朋友,更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帮助,可是,他们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视野。他们对国家、对学问、对人生的态度,为我洞察世界开启了一扇更大的门。
我还曾采访、结识过一群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人,他们中,有的从高官沦为阶下囚,有的从富甲一方的富翁变得不名一文,有的从社会名流堕落为社会上有名的二流子。
无论是功成名就的采访对象,还是身败名裂的采访对象,我都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从他们的一生中拿出或长或短的时间,与我分享他们对宏观世界、微观事件的看法,我也从他们的沉浮荣辱中,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接近了世界的真相。
以友为灯,以己为靠
能否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靠的是因缘,不是攻关。我们所有的态度只能是结善缘,不攀缘。
和多数记者一样,拜偶然的因缘所赐,我和少数采访对象由工作关系慢慢变成了朋友关系,他们有的穷困潦倒,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是普通的县处级、司局级公务员,有的是掌权者。我接济过穷困潦倒的朋友,也接受过掌权者和富有者程度不同的帮助。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他们让我看到财富和权势背后真实的一面,让我对人生、对世界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更为通透的理解,让我懂得“以友为灯,以己为靠”的道理。
从业十年,我从一个新闻人变成一个法律人,探寻转换的缘起,我总要忆起从业之初并不如烟的事和人,他们当时还是一群普通的处级公务员,他们是我最初的采访对象,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不仅是一个个新闻线索,还有一个职业选择的契机。
1998年我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到中共合肥市委机关报《合肥晚报》做记者,跑政法口,安徽省司法厅是我经常联络的机关之一。每隔几日,我就往该厅律师管理处处长王颖辉、副处长张国昌、安徽省法学会秘书长俞秀国等人的办公室溜一圈,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时间久了,彼此有了感情,他们对我的影响逐日超出工作范畴。我能在十年之后成为一个法律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和他们的交往。
王颖辉曾建议我报考法学研究生,并帮我积极联络他在北大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同学,6年后我真的拿到了法学博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虽然学校不是北大,导师不是他的同学,但是,考研究生的种子却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种下的。
俞秀国任省法学会秘书长期间,我和他一起去巢湖市开过一次会,返程时,只有一部轿车,他让我和他的两个女下属乘坐,他和另一个小伙子则去巢湖汽车站搭汽车返回合肥。他总是很乐观,哪怕不如意的时候。他说,他本是安徽霍邱一个放牛的孩子,能去西南政法大学深造,能到省直机关任职,已经很幸运了。每当我心绪难平时,我常想起他说的话,提醒自己守住本分,守住底线,笑对生活,得失随缘。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4)
2009…11…24 20:53:10 本章字数:1182
张国昌是我离开合肥后联系最为频密的一个省直机关干部,他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忠厚、朴实、勤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无声地鼓舞我见贤思齐,向他学习。十年后,若非阴差阳错,我就在他的联络下成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博士后。
离开合肥将近十年,安徽省司法厅所在的淮河路是我走得最多的一条路,每次路过合肥,我就抽时间去那条路上,和张国昌等人聊聊天,吃吃饭。还有一些人,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但他们的面孔一旦从我心头闪现,我就觉得非常温暖。彼时在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的刘结冰,是第一个鼓励我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十年后,我真的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当采访对象由工作关系过渡为朋友关系,他们还会影响到我的世界观,影响到我的人生态度。2003年,我在采访中偶然邂逅了无锡灵山的董事长吴国平居士,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了我和灵山的殊胜因缘。六年来,每逢心烦气躁,心神不宁,我都会拜访灵山,和吴国平先生坐坐,喝杯茶,在灵山景区走走,看看大佛,看看太湖烟波,心的脚步就会慢慢放下来。灵山的因缘告诉我,以平常心待世间事,我们就会变得不那么紧张,对人、对己、对世界的态度就可以变得更为宽容。
当采访对象变成朋友,我获得的不仅是来自朋友的友谊,还有来自老师的教益。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先生、常州市副市长张力航先生、福建省人大法工委主任游劝荣先生,等等,他们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他们栖身官场,却是教育界、化工界、法学界实实在在的专家。感谢起于采访的因缘,接近他们,不仅是写了一篇稿件,完成了一项工作,还是一次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新闻界也有很多堕落的机会,感谢采访中结识的亦师亦友的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行为,一而再地提醒我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与采访对象有了世俗意义上的友谊,原则上,他就再也不是我的采访对象了,因为我无法在朋友关系与工作关系间建立防火墙。2009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不得不采访灵山时,内心充满了无奈、矛盾和尴尬。
路是自己走的,我只能“以己为靠”。但是,没有那些像“灯”一样照亮人生道路的朋友,我就不可能走得如此顺畅。所以,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我从采访对象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我不能太贪心了。
学习他们,而非贬低他们
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都曾不知不觉地做过你的良师,如果你静思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你会惊觉,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凡是有报社的地方,就有说不清的是非。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5)
2009…11…24 20:53:11 本章字数:1061
行走在新闻界,无论你在哪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不管是在官方主办的媒体,还是在民间色彩浓郁的媒体,总会发现文人相轻、互不待见的现象。不同单位的同行偶然坐在一起,茶余饭后免不了议论一下自己的同事,高尚的、卑劣的,聪明的、蠢笨的,不说个子丑寅卯,似乎那聚会的酒菜就难以下咽,一个单位的同事不时扎成一堆,三三两两,只要关系不错,就要嘀咕一番同事的好坏、水平的高下。
不用说别人,我自己也是。尽管时常提醒自己闲谈莫论人非,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回头想想,这绝对是一个恶疾。事实上,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你的老师,他们不单提升了你的业务素养,还会撑大你的生活半径,给你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
从“大特写”到“普利策特稿”
1998年,我在《合肥晚报》社初为记者的时候,诗人赵德润先生将我领进了“大特写”的世界。所谓“大特写”,本质上类似于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时候,我玩得不伦不类,领导们有时候也不支持,赵先生就将我的“大特写”传递给其他城市都市报的“大特写”编辑们,当年编我“大特写”稿件的辽宁报业集团总编辑郝华中先生等师长,日后还成了我的莫逆之交。结识安徽之外的都市报同行,让我偏居合肥一隅仍能明了全国范围内优秀都市报的操作。
2000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同事张捷采写的特稿是我学习的范本,我们共同的上司、副主编刘丰还送了我一本《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回想过去自己的“大特写”,对照张捷的特稿,再看普利策特稿奖的作品和评析,我对特稿有了超越经验层面的理解。
后来,去《经济观察报》的第一天,我就跟总编辑说,我还是创立一个特稿部吧。从那时起,我尝试着以财经媒体的视角,解读报道政治社会事件,虽然谈不上成就,探索本身的愉快却在一段时间内给了我成长的幸福。
再后来,我去《南方周末》,琢磨同事李海鹏特稿中的小说艺术,看他做编辑时让同事曹筠武采写的《系统》,再看张捷以李海鹏等同事的特稿为案例写出的硕士论文,遥想我从“大特写”开始的路,那种前后贯通豁然开朗的感觉,妙不可言。
从经验主义到专业主义
我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该刊日后的主编靳丽萍女士和我同在新闻部混饭吃。我和她外出采访过一次,采访对象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任务是写一篇非新闻类的稿件,那个学者每说一个观点,她都要缠着他问: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6)
2009…11…24 20:53:13 本章字数:1334
若干年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