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江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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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释的是，当时的我，最希望的就是采取专访的形式，而非学者自己撰写文章，因为依据单位对记者的考核方式，专访算是记者自己的作品，而非被访问者的。如此，记者就能多拿一份稿费。这是我自己的小九九，毛寿龙可能不会知道，知道了可能也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所以，我在乎。作为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我请毛寿龙为我们撰写评论，给他开出当时看来不菲的稿费。
毛寿龙撰写评论文章，起初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雅俗共赏。为了适合读者的阅读，我做起了他的编辑，我像个翻译似的，将他的学术语言转化成读者易于接受的民间语文。
毛寿龙不是个别现象，世纪之初的一拨学者不是一开始就会写报刊文章的，从学术论文到学术随笔，大多数学者都经历了一番煎熬，有的人从来就没有熬出头，只能回到书斋与同行对话。
毛寿龙的悟性高，熬的时间比较短，他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只不过那时候“专栏作家”还没有成为头衔，请学者做专栏作家也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
学者以专栏作家的头衔介入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成为编辑的日常工作对象，并成为一种现象，是从《经济观察报》、《财经》杂志等财经类报刊开始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汪丁丁在《财经》杂志首开了“本刊学术顾问”的先河。《财经》的情况我不熟悉，《经济观察报》我倒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2001年底，我加盟《经济观察报》的时候，于威和许知远已经通过《观察家》版组，将专栏作家的学者化内容生产定格为一种模式。学者以专栏作家的方式，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发表他们的一孔之见，是西方报刊的创举，我们的报刊在上世纪初期，也曾步西方报刊的后尘，让文人论政成为一种时尚。怎奈，上个世纪下半叶，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浪高流急，哪怕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三家村夜话”，也经不住风吹雨打，急速凋敝，碾落成泥。
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中国与ＷＴＯ的第二次拥抱，它让迷恋于西方报业的于威们许知远们，在21世纪开头的时候，续接了专栏作家的西方潮流。短短几年，一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研究者，通过《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或褒或贬，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明星”。《经济观察报》之类的大众媒体，也通过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这是一场彼此成就对方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公共事务得到了空前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慢慢孵化，他们冲出了过去赖以存活的学术共同体，进入了崭新的公共生活。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6）
2009…11…24 20：52：34 本章字数：1294
名利场
依据英国《前景》杂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
1998年，《南方周末》在杂文作家的风潮中，不经意地推出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时评《退伍军人不该进法院》。法学教授的专业素养使得这篇时评不同于嬉笑怒骂的杂文，其对政法领域的舆论干预，不仅引发了轩然大波，还使贺卫方教授从小圈子冲进了公众视野。
6年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中。
他可能没有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头衔一旦加上了“公共”的前缀，就获得了一个媒体封赏的“爵位”，从此步入大众媒体和学术圈共同制造的名利场。
活跃在这个名利场中的知识分子，当然不限于50人。如果我们祛除《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正义感，抛弃道德评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可以写上更多的名字。
假设让我开列一个名单，创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话，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会挺多、挺庞大。因为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依据的是英国《前景》杂志的定义，是波斯纳法官的定义，是一个没有道德评判只有状态描述的定义： 活着，并且活跃在媒体中。
根据这样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这个名利场的开发商，可以往大了说，也可以往小了说。
往大了说，是激荡的社会情势。３０年来，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冠以各种名目的体制变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催生出一个包罗公共事务的巨大的公共领域。目不暇接的公共议题，日益显现出普通人认知能力的局促，他们需要判断、解释、评价。情势如此，知识分子们想不上场，想不公共，是不可能的。
往小了说，是激增的公共媒体。２０年来，公共媒体伴随社会变革快速增长，媒介确实如社会学家所说，变成身体的延伸。不管出于媒体竞争的需要，抑或其他，反正，公共知识分子们要感谢CCTV，感谢凤凰TV，感谢一大堆各式各样的TV，感谢，感谢，感谢一天25小时也点击不完的门户网站，是它们，让一拨拨的学者，不仅活着，而且活跃于名利场中。
也许，道德感极强并且的的确确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名利场这个词。如果是这样，那么，请您息怒，我没有贬斥谁的意思，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描述，因为你能保证自己的行为动机不在于追名逐利，但你不能保证“活着，且活跃于媒体”的其他学者，都像你一样为使命感而活着。再说了，你要怨，也只能怨公共知识分子这支队伍中冒出了“安徒生的皇帝”，不能指责说出真相的“小孩”。
依我个人混迹新闻界的经验，能够赢得名利场开发商的亲睐，跻身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学者，大致有以下四类：
勤奋正直，就像美国反智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学术道路上，他们诚实、守信、勇敢、勤勉，只知付出不图回报，最后出发却率先冲向终点，秦晖和他的同志们基本上属于这一类；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7）
2009…11…24 20：52：36 本章字数：1385
位高权重，就像旧时的翰林，他们出身于官方智库，有着官僚序列的职衔，却有着民间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勇气，勇于为底层民众代言，敢于和权贵叫板，比如被称作“吴市场”的吴敬琏；
传奇独特，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身世传奇，个性独特，极具传播性，他们或者像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那样是从海峡对岸游水过来的，或者像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那样狂生傲语，年纪轻轻就蜚声于华人经济学界，年老时却因为涉嫌逃税买卖假古董弄得满城风雨；
搏出位，善于将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娱乐化，擅长用前卫、尖锐的话语方式予公众以颠覆性的印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类学者胆子大，不怕打官司，我胆子小，怕打官司，就不提代表人物的名字了。
可见，在知识分子通往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在推开名利场大门的那一刻，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天生公共浑然天成，有的处心积虑刻苦经营，有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有的逆水行舟，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有一拨人在公共知识分子的门外，犹豫徘徊，反复地问自己： 公共知识分子，做，还是不做？名利场的入场券，要，还是不要？
200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央视的一个朋友去咖啡厅见一位学者，他在央视露过脸，人很聪明，还很上镜，那种气质特别适合上电视，很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可是，他既没有博客，也不迎合媒体，给我的印象是，他还徘徊在名利场的大门之外，有时候想进去，有时候又不想，既迎且拒。
他让我想起四五年前，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苏州大学的一个讲坛上回答学生为何纵情于学术研究时说： 为了名，还有利。
印象中，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教授们大跌眼镜。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承认治学的动机在于名利的人，还是不多的。
当然，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是另一回事。当名利场开发商的红绣球高高抛起，争先恐后抢夺红绣球的学者，依然不乏其人。还是那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名利场的入场券意味着名利双收，学者们争先恐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经意间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贺卫方等人，多年前可能未曾预料，公共知识分子的世俗价值，最终会以出场费的形式表现于外。
几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位经济学家的太太缠着请她先生去演讲的报社催要出场费的事。
对与此无关的读者来说，出场费的事的确事不关己，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可能会使大家对数额比较感兴趣，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就尽我所知，报个价： 总体上，出场费的高低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成正比，公共性越高，名气越大，追捧的粉丝越多，价格也就越高。在我的视野中，以人民币为单位，低的一千两千，高的一万两万，寻常的在五千上下。
见钱眼红是人之为人的弱点。虽说这是一个上帝都可以原谅的弱点，但我仍然恭请您不要眼红，因为，获利于名利场的，不仅仅是作为开发商的新闻媒体，作为承建商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普普通通的读者、观众、网民，也是获利者，尽管我们收获的未必总是代表先进文化的真知灼见，毕竟也能丰富我们的学识，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维。你别反驳说，他们中的少数人，经常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再落空的预言，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人民么，人民需要娱乐呀。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1）
2009…11…24 20：52：37 本章字数：1276
第六章 政治人物采访记
在我们这个没有见识过炉边谈话的国度，采访高官，特别是在任的国家级领导人，对一个记者来说可谓五味杂陈。2007年农历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我独家专访了宣称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8年“两会”前后，做了十年审计长的李金华，将任期内最后一次媒体采访的机会给了我；当了十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在告别政治舞台的倒数第三天，与我分享了他的横越政经两界的风雨人生路。
｜独家专访高级官员的背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对话曾经无数次地激励过我。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记者的时候，我就梦想过像法拉奇那样随心所欲地采访素未谋面的领袖们，与总统首相外长们自由交谈，写出世界争相传阅的报道。
待我真的成为一个记者，法拉奇式的梦想好似深夜里滑过天际的流星，仅仅闪了一闪，就消失了。
2008年春天，做记者的第十个年头，我开列了一个名单，希望自己所在的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的媒体，能够跻身“庙堂”，就读者感兴趣的话题，独家专访中国明星高官，面对面地与他们展开对话。
媒体圈的朋友们怀疑我的“希望”太过渺茫，渺茫得接近于“失望”。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高官尚未形成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的习惯，即便他们愿意接受一次独家专访，幸运的也恐怕只有官方正部级媒体，或者全球性著名媒体。
我还是希望试试我的运气。此前一年，我独家专访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那时候，我所在的媒体同样是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
我果真撞上了好运。名单中的三个人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
2008年度“两会”前一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我代表《南方周末》进行的独家专访，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李金华阐述了他对中国审计体制的道路选择的观点，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在20年审计生涯中的心灵感受，他还强调，这是他以审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铁面审计长谢幕》的专访最后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同日刊出。
我还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卸任前三天，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他回顾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畅谈了他的参政议政之路，并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的参政经历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规律。
“两会”结束前，《南方周末》还以一万余字的篇幅，刊载了我对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专访，叶小文首次对国内媒体如此详细地解析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成因和当代思维，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西藏问题、达赖问题、梵蒂冈问题、中美宗教冲突的看法。
接二连三的独家专访，给予我作为一个记者的成就感，尽管它们都是以不为人知的笔名与读者见面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就其中的两篇发表了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然，三篇独家专访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南方周末》的品牌影响力，实现这一切恐怕是不可能的。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2）
2009…11…24 20：52：38 本章字数：1066
当然，这种虚荣心的满足，离不开独特的时代和区域背景。在一个高官畏惧媒体的时代和区域，没有哪个记者会无聊地炫耀这种虚荣。
平视的目光和心态
法拉奇在采访中怒斥过卡扎非。我没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就我独家专访高官政要的情境而言，我始终提醒自己用平视的目光待人。事实上，他们也是以平视的目光和心态接待记者的。
“平视”，是与俯视、仰视相对应的，它是一种目光，也是一种心态。现实中，我们面对采访对象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世俗的店小二，已经习惯了看人下菜碟。采访高层时，我们仰视他们，采访底层时，比如犯罪嫌疑人，我们俯视他们。
有一回，无聊的时候，我查看了媒体关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报道，深感一个高官千万不能成为阶下囚。别的不说，媒体记者报道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