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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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自　序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这是其中十七世
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部分，经过补充修订，单独成书，改名为“中国早期启
蒙思想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部分另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尚待改
写。
我的这部旧作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结构不够谨严。写作的年月又正
当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好多问题只好以心照不宣的方法来
处理，所以材料虽多，而说明却是简略的。
加以原来的排印，是由一家流亡的小印刷厂承办的，曾经排了两年，才
用土纸本出版，错误百出。一九四七年原纸型归生活书店，在上海重版，错
排的地方并没有认真校正。近几年内，我因研究时间不多，增订和修改的工
作一再延期，直到现在才修改了这一部分，重新排印。在修改了的这本书中，　
材料仍嫌过重些，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进一步的研究和教学都是有参考的
必要的，好多同志提出了意见，希望不要删除过多了。
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
结。我的研究还都是在初步的阶段，因而现在这个修订本也一定存在不少的
问题，深望能得到研究哲学、史学的同志们和读者们的批评。中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第二所白寿彝同志等帮助我进行修订工作，我谨于此表示感谢。
外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一编　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
第一章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
第一节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
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
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
开始的。马克思说：“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
活史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一四九页。）中国也是
这样，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这正如毛泽
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
萌芽，如果没没外国资本主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
有圃，催科不拢，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閻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　
臧获服劳，比粼敦睦。。。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
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
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
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
奸豪变乱，巨猾侵牟。。。　
迄今三十余年（隆庆后三十余年，正当万历三十年左右，十七世纪的初
年。——引者）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
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　
不堪暴殄。顾炎武的这一段引述，典型地说明了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
性的转折步骤，值得我们重视。从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生活史从“末富（工
商）居多，本富（土地）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从这
里可以看到金钱货币和商业关系的情况，可以看到财产集中和阶级分化的情
况。
城市手工业的规模在逐渐扩展着，例如以苏州的纺织业来说，“吴江县
志”卷三八就记载着它的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的迹象：“至明熙宣间，邑民
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
于是（按当在正德嘉靖之陈），。。居民悉逐绫绸之利。有力者（始）雇人
织挽，贫者（仍）皆自织。”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开始分离，经过手工业
的独立“成俗”，以至产生了城市的“有力者”（资本家前身）和雇佣劳动
者以及手工业作坊，是有其过程的，但就在最后，手工业还是和农村不完全
分离。江南市镇人口的集中，也是从嘉靖间逐渐增长着，张瀚，“松窗梦语”　
有记载，而“震泽县志”描写得最典型：　
凡民人所屯聚者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
谓之镇，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旧吴江县市镇，其见于莫志（明
成化时修）者，镇（四）。。市（三）。。，徐志（嘉靖时修）亦
载四镇，而市增其七。。。屈志（清顺治时修）复增。。市镇。
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

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
今，。。居民日增，货物益备。
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　
（居）民至三百家。
严墓市，。。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
靖间倍之，货物颇多，始称为市。
檀邱市，。。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
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
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　
乃称为市。
“吴江县志”（吴江县在明代原和震泽县为一县）也记载着：　
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
绫绸为业，始称为市。迄今（清乾隆）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　
亦且百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
黎里镇，。。明成化间为邑区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
异城市。自隆庆迄今，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同里镇，。。明初居民千百家，市物腾沸，可方州郡。嘉隆而
后稍不逮昔，然居民日增，贸易至今犹盛焉。
县市，。。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
家，。。百货具集，。。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八斥市，。。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　
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庉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　
铁工过半。
镇市“居民”的集中大体是从嘉靖以后逐渐发展的，至于农村人口，吴
江和震泽两县志都说到相对的减少。“市镇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
亦益俗，固不可得而复增矣。”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迫使社会生活也有改变，“吴江县志”卷三八记载
着：“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至嘉
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
以后迄于天祟，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由此看来，嘉靖时代是
社会生活显著变他的时期。
“苏州府志”引“吴门补乘”，说到明代中叶以后“吴人好游托权要起
家”，说到人们“创造利端，为鼓铸囤房，。。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　
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
货殖为急”，说到“徐郡守（嘉靖时知府）亲信吏胥门隶往往为富人，至今
为吏胥门隶酷以剥克。”明末小说“三言”，常有“一等官，二等商”的叙
述，商和官的观念是在变化之中。这些也说明了变革性的历史转变阶段的情
况。
以下我们分别从几方面来论证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新旧矛盾。
第一、为了究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变化，我们
需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形式以及其在解体过程中的
若干变化。

一、中国中央专制主义依存于土地的皇族所有制。马克思指出东方国家
的“主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资本论”，第三卷，一
0　三二页）。列宁指出“亚洲式专制政府中的官吏底意志分配于农民的旧有
份地”，是“古老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社会民主党在一九0　五至一九
0　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二章），这正符合于中国历史的
特点。
由汉代至开元、天宝之际，土地国有制形式采取了对劳动力的军事的政
治的编制形态，例如屯田、营田、垦田、草田、公田、官田，中经占田以至
均田、露田，都是这一制度的不同名称。其间垦田、屯田的形式是在中古历
史上都存在过的。对于劳动力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编制形态之所以必要，是由
于“在中世纪，农民的经营（特别是在空地垦殖上），在欧洲（中国也一样。
——引者）到处都占支配的地位”（“反杜林论”，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　
二二0　页），也即由于封建领主“依存于他的臣属的人数”（“资本论”，　
第一卷，九0　六页）。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承袭了古代土地
国有（氏族贵族所有）的传习，他方面由于封建制度的组织大都采取野蛮的
军事组织形式（恩格斯论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封建因素的形成就着重指出了这
一点）。中国在这一时期，土地国有制形式正是在对内对外战争环境中发展
起来的，而且如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形式更是在落后民族人侵以后发展起
来的。这和欧洲中古史中野蛮民族的军事组织影响于封建的所有制形式相比
较，其形态不同，而其性质相似。
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不是单一的封建所有关系，和它相并存在
的还有豪族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史称“豪强兼并，武断乡曲”，就是指的这
一占有关系。这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是以古代社会的世族做了它的前身，在
奴隶制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情况之下，世族阶级便转化为豪族阶级；他方面
又由于中国农村公社的残余以及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强了列宁所
指的“这种身分性的地主”阶级的制度。列宁说：“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底
龐杂性，是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身分的体制（旁点系我所加。——引者）　
是在妨碍着商业的流转，旧的土地占有制与新的经营底不相适应，是在产生
着尖锐的矛盾。”（“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见“列宁文集”，　
第三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八0　页。）因此，身分的体制之下的豪
族地主，成了中国历史上被斥责的对象。他们和皇族地主是矛盾的，但也是
妥协的，其间斗争和联合的形式，各代也有些不同。这所谓联合的形式，是
和马克思所指的近代“自耕农民的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形态”（“资本论”，　
第三卷，一0　五三页）对立的。历代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是从这里出发。
二、开元、天宝至明代，土地国有制采取了对劳动力的经济的经营方式
（庄园），以适应土地大量开发以后的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口已经具有熟练
劳动技术的发展。所谓皇田、官田、皇庄、官庄，历经唐、宋、元、明一直
在集中，至明代则变本加厉，“州郡之内，官田十居其三”，苏淞官田更为
集中。这是一方面。此外，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进，中唐以
后，在皇族地主与豪族地主之外，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庶族地主，史称寒族
或素族，即半身分的地主。这样的地主，在宋、明以来有迅速发展的趋势。
因此，唐代如牛李党争，如杨炎、元载和刘晏、卢杞的党争，宋代如王安石
新党和旧党的党争，都应从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矛盾的背景去说明，他们
和皇族地主相配合成为三角斗争的形势。如果说杨炎不以身分为别而以“贪

富为差”的两税制开始结束了前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租谓制的剥削形
式，则明代的“一条鞭”法开始结束了后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二税制的
剥削形式，并适应历史的发展，转向具有在最大限度上减轻封建依存的财产
税形式的新的剥削制度。到了清代，“更名田”的办法，“滋生人丁，永不
加赋”的办法，“摊丁入地”的办法，更贯彻了“一条鞭”法的精神。一方
面，给予土地私有制以一定的刺激作用（“大清会典”说：“前明分给各藩
之地，国朝编入所在州县，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日更名田”），另一方面，　
更明确了财产税的性质。
三、明中叶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特别
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明会要”引“明
政统宗”说：“嘉靖元年八月令广东江西货物纳税，自北而南者于南安，自
南而北者于南雄”）。这和列宁论俄国的情况是相似的：“土地占有的非身
分性是在增长着。。。因之，农民日益分化出了一种社会分子，他们转变为
土地私有者了。这是一般的事实。以后在分析农民经济时，我们一定要揭开
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机构。现在我们须要确切地确定，俄国土地私有制
底发展，即在于由身分性之转变为非身分性。”（旁点系我所加。——引者）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
社一九五四年版，三——四页。）列宁所说的这种变化的本身就表示资本主
义经营的倾向。在俄国十九世纪，据列宁的分析，“贵族封建的或贵族底农
奴的地产，还继续包含着全部私有土地底一大部分，但是发展的倾向，却是
明显地走向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的创立。。。用钱买得的私有土地，则在
增加着。土地底权力日渐衰微，而货币底权力则日在增长着。土地日益捲入
于商业流通中了”（同上，四页）。在中国的十六、十七世纪起，虽然没有
俄国十九世纪末期的这样变化程度，但性质上是相类似的。一方面，土地皇
族所有的集中情况，如上文所指出，是空前的，但这集中是依靠了“监督”　
来实行的。另一方面，私有土地也在迅速地发展着，过去豪族地主已经在土
地商业化的过程中受了一定的打击。皇族大地主与土地私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