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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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可徵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国之淫奔，亦孔丑矣。。。
春秋之世，杀君者三十三，杀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
杀，。。日盛于朝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
易，亦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象、鲧、共、
驩、飞廉、恶来，。。岂秦汉以下之民乎？”。。孔子垂训之后，
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杀未孚之日，其愈也多
矣。。。邵子分古今为道德功力之四会，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
霸之后又将奚若邪？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君
子奚取焉！（“读通鉴论”卷二十）
宋儒以来的三代论，大都违背进化的观点，大都是一种独断。夫之的进
化史观，依据近代启蒙学者的眼光，批评了他们是在中古的小天地，犹蜘蛛
之织网，织来织去，依然不出于檐下与树间。中古历史家的史识有他的脆辩
的依据，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理”，偶然的“事”，庸俗的“情”。夫之揭
发这种诡辩的“邪”“诬”说：
小道邪说，惑世诬民，而持是非以与之辩，未有能息者也，而
反使多其游词以益天下之惑。是与非奚准乎？理也，事也，情也。
理则有似是之理，事则有偶然之事，情则末俗庸人之情，易以歆动
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无言不能自辩
其不然。以事徵之，事有达与相合者，而彼挟之以为不爽之验。以
情夺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贵利达偷生避死之中，为庸人固有之情，
而侧隐羞恶之情不足以相胜。（同上）
夫之的史论不仅在消极的批判方面有战斗性，而且在历史理论的建树上
确有大的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夫之的史学创见是破天荒的。
他在自然史论方面，以为理是气之理，由气的秩序见理。同样地，他在
人类历史理论方面，以为理是势之理，由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
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
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
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
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古人的历史知识好用王霸之分野，来区别历史发展，如小德役大德，小
贤役大贤，谓之王；小役大，弱役强，谓之霸。前者以理，后者以势。夫之
说“既皆曰役，则皆势也”，而既皆乘势而生，亦皆理也，故前者，理也，
后者，“虽不得谓强大之役人为理之当然，而实不得谓弱小之役于人非理之
所不可过也，。。岂非理哉？”（同上）因此，他把理看作客观历史的发展
律，例如他说：
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
阻之谓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同
上）
既然顺必然之势而存在的即是理，故他又说：
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
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宋论”卷七）
中古的史论家，拿先设的定理，即拿天理的一成型范来概括历史的发展。
夫之反对过去的这种说法，把握到理势的统一，以说明社会历史是客观的合
法则运动。所以他的“读通鉴论”“叙论一”，首先反对“统论”，主张“论
之不及正统”，在“叙论二”中说：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
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读通鉴论”卷
末“叙论二”）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即讲历史发展的真理。这一理
论，夫之在分析具体历史的时候，有用得不确当的，也有用得得体的，然而
他都是在独创的尝试中，“自成一家之言”。最得体的，是他论邃古是由野
蛮至文明的发展。他依据了“辨其不尽然之实”，援引有征的事实，反对天
地开辟的谬说。他依据了“推其所以然之由”，以三代生活简朴、后世生活
繁备的理由，说明质与文为必然演化的理势（参看“思问录外篇”，由禽兽
而野人、由野人而文字发明一段文字，见第一节所引）。这相对地把握着具
体历史，在三百年前实属难能而可贵。当然，在没有可能依据劳动工具划分
时代的标志（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在没有可能依据蒙昧、
野蛮、文明划分时代的材料时，是不会十分具体地把握古代历史的。因此，
夫之对于邃古知识，重在言之有征，无征则只能说“不可考而详”。三代是
中古神学的依据，夫之的批评是有实践意义的。
夫之对于三代的历史也有有价值的近似的言论。例如他说，“商周以上
有不可考者，。。其时万国各有其君”。他说，古代万国像今之土司，古代
圣贤都是军长，“伊尹周公皆六军之长”，古代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形式。这
些地方都近于科学的说明。他说：
设为规画，措之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遗其实而
弗求详哉？从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
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老，君子不以垂法。故
封建、井田、朝会、征伐、建官、颁禄之制，“尚书”
不言，孔子不言，岂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记诵所得者断
万世之大经乎？。。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于商周，。。成周一代之
规，初不上因于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
何以信，岂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启不足之阶，言所以信而且致不
信之咎也。孟子之言异是，何也？战为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
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态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
抑不能预谋汉唐已后之天下。势异局迁，。。是有“徒善不足为政”
之说，而未成乎郡县之天下，犹有可遵先王之理势。所由与“尚书”
孔子之言异也。要非以参万世而咸可率由也。（“读通鉴论”“叙
论”四）
企图把三代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特性说出来，正是夫之史论的精神所
在。这在形式的原则上是合于科学的。他说，一代有一代的制度特性，不能
混同，故结论为“要非参万世咸可率由”，古之制 不可概今日，今之制不可
垂后日，所贵乎明史者在于认识历史的发展理势。这是一个封建时代大胆的
论断，是当时研究历史的范例。自然，只依靠进化论而缺乏阶极斗争的历史
观点，就不能说明具体的历史问题，夫之的学识是有局限的。他不能“预谋”
清初以后的理论的发展，因而，他的史学观点，也应当留给后人来发展。
夫之的史论又有一个特点，那他的研究不是为建设一个博物馆或陈列所
而研究，而是重在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人类的借鉴。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
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极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同上卷六）
这种历史研究的任务，更是艰巨的。他认为论史之弊有二，“放于道而
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歪曲历史者因不能知历史的现实，即如“司
马迁班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也难以供后来研究历史者的依据。他说：
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
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
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
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
固然矣。（同上“叙论三”）
史家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是忠实于真理的人，既然不能“以为慷慨悲
歌之助，。。以为放言饰歌之资”，那就要谨严从事，“求安于心，求顺于
理，求适于用；顾惟不逮，用自渐恧，而志则已严。”（同上）因此夫之就
说，“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同
上“叙论四”）。这样的治史态度是和中古世界的独断的态度不同的。历史
的条件有所限，人类就自然有所不逮。正因为夫之不以全知全能的空想家“执
一以贼道”，自期“为无定之言”，则不逮者有后之学者来继承发展，这种
谦虚态度，就证明夫之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真理的有成就的史家。
夫之解释“资治通鉴”四字的意义，说明了历史的认识是资为 行动的指
南的，“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读通鉴论”“叙
论四”）这是说抽象到好像一个万应圣药的表德，或一成型的概念，等于说
无概念，犹之乎万应圣药能治百病而不能治一病。同时，历史不是“封神演
义”，而是冶炼人类的大洪炉。他说：
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
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
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亦玩物丧志也。夫治之所资，
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无不可为治之资者，
无不可为乱之媒。。。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
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
危代为之夏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
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
异亦可资也。（同上）
夫之把历史作为一个实践存性的教养机体。人类加入这一有机体的某个
环节，就不但要在他的全练发展中，躬行实践自己时代的任务，而且要把自
己的展史时代的环摆在全练中，好像个体的孩童到成年不断地在错误与更正
中取资于前辈而丰富自己的经验。故成功可资，而错误亦可资，反复的同者
可资，非反复的异者亦可资。今人代为古人夏患斟酌，有如我们要时常回头
检查自己的青年时代的经验。因为青年时代与成年时代不同，所以变通是一
个要义。否则，“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而成年时代是
青年时代的发展，没有古人的治乱、得失、利害、善恶之先行实践，今人也
就没有所资的经验以为自己的教训，即不能适应“备于大繁”的文明进步（即
尽器）。夫之在史学上的资“治”论，正是他絪缊生化论之扩充，是他的继
善成性论、也是他的存性认识论的实证。这是具有局部真理的系统的学说。
它以进化观点为核心，一方面充满着发展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发展概
念的贫乏。因此他把中古社会的史论可以拆散开来，引向社会人类的历史观，
而同时却不能引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
其次，夫之所谓史“鉴”的功用，在于知识论上的“推”，“据所闻以
义类推之”，“推其情之所必至，势之所必反”，就所知而推其所不知，因
此，反映不是如镜子的照人那样，而是能动地推其所以然。这对於客观主义
的历史观点是一付药剂。他说：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
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
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
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
室，无与照之者也。（同上）
夫 之把历史和实践联结起来，这是知识论中高级的过程。这种知识是
具体的，而不仅是如“鉴”之教条，因为“易其迹”，“就其偏”，具有一
定的条件，不是教条所能给予的，而在于如他所谓“甘苦自尝”的检证。形
式逻辑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他说：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也明，
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同上）
他说的“通”指着分类而不偏执的一般的道德观念。“通者何也？君道
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
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 淑，可以诲人，
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通鉴论”“叙论四”）他说的“论”，
是根据了史势、史则而立的史说或史学，“可以资人之通”。他说：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
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同
上）
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解释打破了为帝王将相所设计的一套旧说。但他
的历史理论也同于他的生化论，含有均衡论的观点。他对于低级形态到高级
形态的发展，为时代所限，没有突变的理论，没有质的移行的说明，而且也
摆脱不开君臣之义的道德律。所以他一方面说：“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
（“春秋世论”卷四），而另一方面仍在离合的循环上寻求解答，他说：
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
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读通鉴论”
卷十六）
前面说过，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把中国数千年来的治乱
分为三变。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法是进步的，但他所持的理论却被离合的形
式所限制。三种离合的阶段，打破古人的三统说是有力的，而在质的移行法
则上讲来，都是贫乏的。
夫之的基本观点如“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说（见本节前引），是
富有近代人文主义的思想。但同时他因为受均衡论的支配，又常流于自然的
流变观。他说：
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
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无以求盈，虽理
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
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惭以消也，为天下 乐循之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