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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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
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惭以消也，为天下 乐循之以不言
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夫天
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古之人
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
顺众志以图，成汤之革夏，周武之胜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
制之时乎？（“宋论”卷七）
夫之的历史理论之所以有其贫乏的观点，原因是这样的：明末清初的时
代还没有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中心力量。历史的前途如何，在他是迷惑的。
他说：“虽然，天亦岂必以我为匪人之饵，饱彼而使之勿脱于钩哉？”这一
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在理论上，他说明了将来的社会一定不是现在的社会，
所谓“他日之道非今日之道”，所谓“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
者”，这是十七世纪的社会觉醒。然而旧的社会将死，新的社会力量并没有
形成。旧的拖住了新的，诚有“为匪人之饵”使人“勿脱其钩”的苦痛。尤
其在当时加了一层落后民族的压迫，社会发展的桎梏更加复杂了。夫之对于
将来的社会明说不能“预谋”，这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同的。（关
于这一点可参看“姜齐文集”卷一“君相可以造命论”一篇。他一方面反对
造命说，而另一方面主张受之顺之，和他的日受命日新性的论断颇相矛盾。）
总之，在十七世纪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过程中，夫之的思想是社会矛盾的一
面镜子。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他的史学批判和史学理论，现在再概述他的历史叙
述如次：
夫之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十七世纪的宝贵的理性认识。他在历史叙
述中有一句受时代限制但符合科学的话，即“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思
问录外篇”）。在利玛宝来中国的时候，人们知道天下有欧亚非美，人种有
红黑黄白，夫之以言有可征为知，和宋明儒之信口天地开辟之说迥然有别。
夫之的远古历史的叙述颇为名贵（见第一节所引）。他对于阶级社会以
前的远古历史，以不能证明而阙疑。他说：
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麏聚
乌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
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
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思问录外
篇”）
这里好像说明远古至文明的路径，文明如何起源不得而知。在文明社会
以前的远古时代，他居然敢说那是和禽兽世界差不多的，颇合近代科学的研
究。他所说的“轩辕以前，其犹夷狄”，所谓“夷狄”是指围绕当时中国中
原的落后种族，在意义上指野蛮部落。他常拿善和恶、治和乱来与华和夷并
列。这除狭义的民族思想而外，含有历史的意义。他比较如下：
夷狄：法制疏略，民处衣食粗犷。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
君臣，驰突无恒之素。
中国：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
昏姻仕进之可荣。（参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
这一比较是有价值的。他以有城市和农村的分裂为文明社会，反之为野
蛮社会，合于历史科学。他常论唐虞以前是“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若
其编氓之皆善邪，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读通鉴论”卷二十）。
当历史还没有进入文明的时期，在他的史论中，略当于部落会长时代。
他说：
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
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
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弗能易
也。（同上）
这段话暗示尧舜禹汤的时代是好则相昵，恶则相攻的社会而未真正进入
于文明的社会。
夫之把文明社会与农业生产相并而论，这是十七世纪的创识。他说：
食之气静，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听治，后稷立之也。无此
疆尔介，皆陈常焉，后稷一之也。故“帝贻来牟，丰饱贻矣，性情
贻矣”。。。人之异于禽兽者，粲然有纪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来牟率育而大文发焉。后稷之
所以为文，而文相天矣。。。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诗广
传”卷五）
国家起源是在殷末。在上引文里，夫之暗示出周初为中国文明史的发軔。
他还有关于殷末周初的可注意的话：“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而
犹未可骤革于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用“古者”的专制的形式解释周制（或别名之曰“封建”）说：
古老士各仕于其国，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而
羁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圣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
其为卿大夫者，类以族升，则役于相习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
农之子恒为农，虽有隽才觖望之情，不生赏罚。。。乃逮周之季世，
世禄之家，迭相盛衰，于是陈鲍高国乐郤赵范（诸氏族）且疑忌积
而起寻戈矛，兄弟姻娅互修怨于顾盼之间，而蹀血覆宗，亦人伦之
大斁矣。（同上）
这里说明周制是诸侯私其土私其民的氏族同盟的专政。卿大夫与人民的
鸿沟是“氏所以别贵贱”，这一制度即中国古史上别有含义的所谓“封建”。
到了春秋时代，在氏族组织本身暴露了危机，阶级矛盾发展了，晋族陈鲍诸
氏，据“左传”的说法，就降为奴隶了。
夫之所批评的“封建”的周制最大的桎梏，在于因有氏族的制度，没有
贤愚的分别，这和墨子“尚贤”“兼爱”篇所论相似。他说：
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
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
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
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
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
也。。。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读通鉴论”卷一）
在古典的古代，或亚细亚的古代，氏族单位必然被国民单位所代替，这
是人类社会史的一大变革。不论激变与缓进，总依这个规律移行。春秋到战
国的贤者运动正是古代国民阶级的觉醒。夫之似论到国民阶级的智愚标准代
替了氏族的血缘标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这卓见实超前人一等。
夫之在土地制度上论“封建”的周制说：
“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
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大夫仅有
其采邑，且家臣迁食其中也。。。其富者必其贵者也，且非能自富，
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降及于秦，封建废而富贵擅于一
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
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乡而擅一乡，莫之教而心自生，习自成，乃
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于柔愚，。。虽日杀戮而只以益怨。。。后
世愿朴之农民，得田而如重祸之加乎身，则强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隶
耕者，农民且甘心焉。。。轻其役，薄其赋，惩有司之贪，宽司农
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强豪无挟以相并，则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
若窳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业，以归于力有余者，则斯人之自取，虽
圣人亦无如之何也。（同上卷五）
所谓“封建”的周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为氏族贵族所有或国有，所
谓“富者必其贵者”；但氏族单位，终必被国民阶级的地域单位所代替。从
前的土地所有制是“受之先祖”，后来不同了，“富贵擅之于智力”，土地
私有制必然发生。夫之说这个变迁是必然的，“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
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同上卷二）这好像是指劳动力的古代危机，
必然要在生产资料所有上有所改革。至于他认为智力大的应该私有着一切，
智力小的应该做贫人，主张合理的社会反而在财产上是不平均的，依他的说
法，这因为个人競争心是一种合理的法则，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依存于个性的
关系。这显然表示出一种市民阶级的理想，和亚当斯密的理想相似。
夫之有国民之富的主张，以富人为国之灵魂。如果有人主张在财产所有
制方面平等，那他就反对说：
此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
矣。（“宋论”卷十二）
由以上夫之的历史叙述看来，东方的古代社会是起于殷之末，所谓“至
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读通鉴论”卷二十）；中经战国的氏族制没
落，所谓“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同上卷末“叙论四”）。秦人变
法，建立了土地私有制。惟直到汉朝，据夫之说“封建之在汉初，灯炬之光
欲灭，而姑一耀其焰”（同上卷二），似犹有古代世界的回光反照。他虽然
沿用“封建”一名，但他和前人不同。前人仅在想像上盛道封建；而他在“读
通鉴论”开首一语，就说“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
他是相对地规定了“封建”的性质的。
为什么由古代转入秦汉，说是势理必然，而又说，“郡县之与封建殊，
犹裘与葛之不相沿也”（“读通鉴论”卷三）。就形势上说，他以为周道惭
趋合一；到了秦汉始做到合一，“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惭”（同上卷二）。这
种划分“封建”为过渡之说，实难成立。但他把时代进化的发展趋势在这里
形式地强调起来，却是名论。他说：
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氏之子孙，则
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惭统一。。，然后风教日
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详矣，未尝一以上
古万国之制欲行于周末，则亦灼见武王周公绥靖天下之大权，而知
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
惭就于合，。。大封同姓老，未可即一，而渐一之也。（同上卷二
十）
夫之从抽象的人群进化上立论，以为周制世官世禄，富者即贵者，智愚
强柔不分，其势难久。逮乎郡县制，则以智力分富贵，兼并必然而生，私有
制便代替了国有制。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
大公”（同上卷一）。
夫之以为春秋战国以来“氏所以别贵贱”的社会逐渐破坏。到了“秦汉
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
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
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 为天下计利害，不如封建之滋
也多矣。”（同上）在他看来，周代社会的矛盾完全因为在氏族血统的贵族
身上打算，而秦汉以降却把利害公开于国民的智力，所以“天假其私以行其
大公”。这一转变，“势在必革”。这样的论断是大胆的，然而他的私有财
产主义也引道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同时他还不知道汉代以后的土地国有制。
夫之论土地所有制的变迁，第一是没有财产私有制的时代：“古之人民
去茹毛饮血者未远也，圣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择地而治，唯力是营，
其耕其芜，任其去就，田无定主，而国无恒赋。”（“宋论”卷二）第二是
建立了私有制关系的时代：“迨周并省，犹千有八百诸侯，自擅其土，以取
其民。。。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画井分疆，定取民之则，使不得损益焉。。。
故屈天子之尊，下为编氓作主伯之计，诚有不得已也。”（同上）然而土地
私有制还是建立于氏族所有制的经界上面。第三是人民自己可以私有土地的
时代：“及汉以后，天下统于一王，上无分土逾额之征，下有世业相因之土，
民自有其经界，而无烦上之区分，。。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于户，或丁壮
有力而不但自垦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国亦贫
耳。”（同上）这种依照财产所有制以分别时代的理论是进步的，但他把秦
汉以后的社会好像作为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理想去看待，那就不通了。
夫之反对复古，以为古代制度文物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拿来套在近代
的社会上。他说：“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
年之制哉？”（同上卷三）因此，他在制度因革方面便倡言各个时代的不相
同的任务：
魏玄同上言欲复周汉之法，。。其言辩矣，实则不可行也。一
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未有慕古
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
不知此，故偏举“周礼”一节，杂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乱。周之
所以诸侯大夫各命其臣，若封建相沿，民淳而听于世族，不可得而
骤合并以归天子也，故孔子之圣，天子不得登庸。。。三代之末流
亦病矣。。。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若法则因时
而参之礼乐刑政。。。举其百 废其一，而百者皆病，废其百举其
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一得，夹释之于财政之中，而自矜复
古，何其窒也！。。读古人之书，以揣当世之务，得其精意，而无
法不可用矣。于此而见此之长焉，于彼而见彼之得焉，一事之效，
一时之宜，一言之传，偏据之而曰三代之隆、两汉之盛恃此也，以
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窃而行之者王莽而已。（“读通鉴论”
卷二十一）
夫之依据进化论的古今因变说，曾骂到三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
理论是大胆的。在这方面，他否定古史的传统信仰，就引道他对于古代史作
出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