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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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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异端。他在三百年前首倡诸子研究,说: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
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 (“日
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她并且明白主张九经与诸子百家并读,说: 
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 
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炎武博学于文,不但研究到异端,而且研究到“外国风俗”。我们不能
因他讲说六经而忘记了他综览诸子,更不能因他祟尚三代而忘记了他参考各
民族(他的标题是不对的)。他说: 
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
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织毛饮海以为衣食,各安
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
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邵氏闻见录”言:国纥风俗朴厚, 
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事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 
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
虚耗,而其俗变坏。。。“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
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
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
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事,此辽之所以兴也。然则外国
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
立弊也。(“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条) 
他列举他所谓的“外国风俗”对于劳动、骑射、社会等次之不甚大异, 
事简职专之敏速效力,都是善制。(参看“日知录”卷二十九“西域天文” 
条)这种历史观点,除开其标题的错误外,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
以上所论是炎武方法论的优点,不仅“复古即解放”罢了;他的治学方
法的最重要的地方即逻辑上的归纳法。他没有方法论的专书,但他却有方法
论的示范作品以及修养工夫的自述。今先就其学问修养与博采见闻的研究态
度概述于下: “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说: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周,周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篇弗
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有一日
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学问思辨行为是一个过程,人不停
止地笃实追求学问,积累经验的工夫要直至死而后已。这里所强调
的就含有经验论的因素。
炎武自述他的两部代表著作是这样做成的: 
予纂辑此书(“音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亭林文集”卷二“书学五书后
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
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
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
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
自限。(“初刻日知录自序”)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炎武方法论的内容: 
第一、重调查—— 
炎武不独在书本上搜集证据,并且还注重实地调查,以期能获得一事物
的真实面目。潘耒在“日知录”序上这样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是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
利病,如指诸掌。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也这样说:

先生。。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
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求学方法。缺乏实地调查的条件,那就要陷于教条主义。
第二、重直接资料—— 
炎武平生最恨窃书贼,把古人的制成品,加一点减一点便成了创作。所
以他以“日知录”的材料,比诸采山之铜。他说: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
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
人传世之宝,春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 
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儿采山之铜也。(“亭林
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这段话不但是清初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可以当作后人的教训,不注意踏
寻道路而在那里凌空统摄的人,应该重视这一段话。
第三、重广求证据—— 
这点在“日知录”各条中都可以看出求的。潘耒说炎武是:“有一疑义, 
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
知录序”) 
炎武引陈第的话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
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从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音论” 
卷中“古诗无叶音”。按陈第语出“毛诗古音考序”) 
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里也说: 
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
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亭
林文集”卷二) 
我们为了说明炎武的这一重要方法,可举一范例,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
的,“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即从古音证据言古文字义,今节录于
次: 
开元十三年敕曰:“。。‘洪节’。。‘无偏无颇’。。颇字
宜改为陂”。盖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也。“易象传”: 
“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礼记”“表记”: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是义之读为我, 
而其见于他书者遽数之不能终也。。。“易”“浙”上九:“鸿渐
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达,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 
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达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 
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歌,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
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杂卦传”:“晋,书也;明夷,诛也’”。
孙奕改诛为昧;而不知古人读书为注,正与诛为韵也。“楚辞”“天
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后人改嘉为喜;而
不知古人读宜为牛何反,正与嘉为韵也。。。诗曰:“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
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
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诗”曰:“君子偕老,副舞

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则古人读宜为牛何反之证也。。。此文列举之韵读许多字,本证旁
证兼采,而孤证不取。第四、重辨源流、审名实——上面我们已经
说明炎武对于经术思想主张考究古今的异同离合,这种历史方法是
值得注意的。潘耒说: 
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
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凡经义史学。。一一疏通其
源流,考正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日知录序”)他不
仅倡导着明辨历史的流变,而且在“日知录”中存有他自己研究的范例。如
“帝王名号”条(后为王国维所订正)、“郡县”条、“都邑”条(后也为
王氏所订正)、“奴仆”条(后为王氏所发展,但皆据炎武未见的文字)。
今且举他讲周末风俗之流变如下: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
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
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
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
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
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
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战国为氏族贵族的没落时代,他所指的流变,颇关重要。除开他的主观
的理想,他论氏族制是合于历史的。例如说:“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
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
乱,”(“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炎武论音学这样说:“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亭
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他要求析辨出“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
不同”(同上“音学五书序”)。他更引申说: 
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 
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四声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 
“子”,。。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
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 
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 
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
渊始并一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 
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
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 
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
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自是而六经之文乃
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会有之,而不甚远也。(同上) 
炎武的军制论,从审名实为明流变之要旨,更为可贵,详见后节。第五、
重明古今史学——炎武研究历史,不但着重在“六经之所指”,而且着重在
古今历史之递变。他说: 
唐。。谏议大夫殷侑言,。。此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 
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
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今史学

废绝又甚唐时。。。宋。。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
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
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
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薛昂。。尝请罢史学,哲宗斥
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日知录”卷十六“史学”条) 
他把不重史学的人,斥为“俗佞”,甚中当时空谈之病。“人不通古今, 
马牛而襟据,行身陷不义”(同上卷十九“文人之多”条引韩愈诗)。
第六、重存疑,不盲从—— 
这在“日知录”中,如考证古书错简(卷七“考次经文”),如指出“昔
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卷四“左氏不必尽信”),都说明炎武的
研究,宁肯阙疑,不作主观的臆度。他说: 
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九经字
样”)之阙,以意为之。。。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
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同上
卷十八“张参五经文学”条) 
第七、重虚怀广师—— 
“日知录”之作,炎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 
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因此时常修改增订,常叹“向日学之不博”(“初
刻日知录自序”);虚怀若谷,老而益坚。他说: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
也。(“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 
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同上卷二十“述古”条) 
他的为学自感不足、谦虚下怀的精神,正是一个学人的过人处。他又说: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狐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
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学也。(“亭林文
集”卷四“与人书”一) 
每接高谈,无非方人之论。。。“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
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
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同上“与人书”十四)因此,他在“广师” 
篇中列举当世在野的布衣可师者甚多,师法他们的优点,以解放自己的孤陋
与习染。他说: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 
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 
自得天机,吾不如传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
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凶;好学不倦,篇于
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张氏
评炎武“音学五书”)。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
非布衣之所得议也。(同上卷六“广师”) 
这样的虚心学习态度,表现了他的胸襟!所谓“广师”实难,自大不可, 
自小又不可。潘耒以“综贯百家上下千载”的通儒崇赞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八、重手腊并用—— 
炎武的治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即不专门靠书本,而重在实践中检证, 
和王夫之所谓先“甘苦自尝”是相似的。他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并不是
后来乾嘉考据学流于一套玩物丧志的倾向所能继承的,“当务之急”也不是
他所谓“传食于诸侯之文人”所能了解的。他以为文人不做事,“华而不实”。
他说: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 
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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