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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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地点正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常州等地。这些史书所谓的“士民”，
就是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而东林党人（以后为“联络吴越俊秀”的复社）
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就不仅表现出朝野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
前辈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
明末市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是桴鼓相应的。李自成所提的口号“均田免
税”、“不纳粮”和“平买平卖”，正表现着反对封建特权及其所依存的大
地产的占有制。这种斗争，是农民初期的民主要求。
在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之下，规模广阔的是民战争形成了推翻明
代封建王朝的主力，城市的阀阅之家、士民以至城市平民的各个集团对于农
民战争，因了各集因的不同利益，便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情况是复杂的。
上面所举的第一个集团，其中不少是利用特权而兼营高利贷和商业的分
子，和欧洲十六世纪的德国相似，他们也和封建统治者是血肉相建的。这一
集团首先站在农民战争的反对方面，策划着反动措施。
第二个集团，其中不少所谓犹带温情脉脉的私人商业资本家，他们既有
地方性的封建上层关系，又有一定的传统特权的家族关系。他们畏懼农民战
争，因而一般也站在农民的反对方面，不同情或打击农民运动。明末清初代
表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从理论上主张平均土地而又反对农民暴
动。
第三个集团，其中占有多数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矿
工和流氓无产者，是同农民一道参加了斗争的，而其中少数上层分子如手工
业主人却表现了动摇，背离了农民运动。一般地讲来，这一集团和农民可从
形成“平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泰州学派多出身于这样阶级的人，李贽
便反映出平民反对派的思想，他评点过“水浒传”，死于非命，不过他们没
有如德国农民战争时代的孟彩尔那样。
特别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清代的民族压迫和汉族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使
得民族的矛盾掩盖了阶级的矛盾，因而上述的阶级关系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中世史上的民族斗争基本上是农民解放的斗争。因此，农民首先是反
清运动的主力（如李自成余部）。中等阶级的集团和平民的集团，一般说来，
不少也参加这一斗争。而第一集团就有极大的分化，少部分参加反清斗争，
大部分则和大地主大官僚结合起来形成向清朝貌洽者投降的集团，策划“太
平策”。在反清的民族战争期间，平民反对派形成了秘密组织的会社或会党。
在统治者所谓“江南人心浮薄”的歧视之下，民间手工业受了严重的打击，
清王朝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镇压政策。
腐朽的封建势力更变本加厉地为清代封建王朝服务。“泾枫小志”卷十说“康
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尤害闾里，
‘民’受其累，積愤不可遏，纠众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殺，死者数
百人。”这就是利用封建 的宗法关系以绞殺平民反对派的典型的例子。
自然，如恩格斯在“反社林论”“暴力论”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
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
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康熙以后的
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但是，明清之际的民族
战争以及落后民族的民族监狱政策，的确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西
方殖民主义的东侵，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困难。但是人民反
封建的斗争一直是在延续着。
第三节 启蒙思潮的特点
我们研究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阶级关系，就可以进
一步分析这一不平凡的时代的思想潮流了。列宁说：“它（马克思主义。—
—引者）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
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方而是极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
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认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
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组织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
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类发展中革命时期的态度是从他
的全部历史观点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认为由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積
累起来的无数矛盾只有在这样的时期才能得到解决。”（“反对抵制”，载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一九九页。）
十六世纪末以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象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
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
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之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
般相似的规律。
列宁曾分析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
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第二，“热烈拥
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一般俄国全面欧化”；第三，“坚持
人民群众底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底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
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我们究
竟拒绝什么遗产？”，人民出版社版，一八页。）自然，中国十七世纪的情
况是不同于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情况，但是启蒙思想的性质是共通的。
第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同
上，一九——二○页）。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
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
一切产物。他们在所谓“封建”和“郡县”的各种历史问题争辩之中，反对
封建国有土地制和大地产的占有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
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时文）。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产”的
主张，有的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以季贽为例，他说：“私者、人之心也，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穫，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
私積偅偅笠奔冶亓Α！！４俗匀恢恚刂林！保ā安厥椤保�
卷二）以颜元为例，他说：“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
治编”“井田”）。类此主张的思想，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如东林党的自由结社讲学
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黄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张，都是代表。
以顾炎武为例，他敢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日知录”
卷十九“直言”条），婉转地反对孔子“庶人不议”的教条，进而主强“天
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下），表现了他的
初期民主思想。
关于拥护西方的生活方式，当时虽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向西方找寻真理
的迫切，但他们已经普遍地有着这种要求。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头部
队是西洋的教徒，他们在输入中国的宗教中，带东了一种副产物，即儒家与
基督教的新格义（或相互通释），利玛福Ш吞廊敉滴怼＠铌蘧秃鸵涣�
○○年到北京的利玛福嘤焉疲淌棵窃谝舜诮痰耐保彩淙肓颂煳�
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
间时髦的学问。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志”，徐光启的“农
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定九的算学翻译以及李之藻的“名理
探”的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欧化思想。例如“名理探”序说：“日
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求于穷理格致。”“几
何原本”徐光启序说：“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不意二千年古学废
绝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遣义）”
明清之际的学者们，茬民族压迫之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他
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着的。因为在资主义的萌芽
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
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二七页）。因此，
王夫之已经说到“中国之天下”，可见他的闻见已是世界的，才有此限定语，
不能不对西洋科学称其“巧密”；颜元不能不呼唤科学的世界，他的弟子李
塨更不能不言及仿效“西洋诸法”；顾炎武不能不说“外夷”有高于“中夏”
的学问与制度；黄宗羲不能不脱出朝代更替的界限而理想和西洋制度相似的
政治，李塨也说到“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这一系列的思维运
动，都是在中国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已
经逃出中古的思维樊离，而作“经世致用”的横议，在某些论点上表现出一
种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狭性的新思潮。
第三，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
情农民暴动。以黄宗羲为例，他敢于说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
“财计”三），敢于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
已矣”（同上“原君”），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同上“原臣”），
特别是他的“平均授田”的主张，更坚持着农民的利益。以唐甄为例，他敢
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君臣险交也”（同上“利
才”），主张“平（等）则万物皆得其所”（同上“大命”）。他们程度不
等地表现出初期民主思想。他们对于农民所受的中世纪压迫的痛苦，无例外
地表示出控诉和抗议，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便是代表作。但是，他
们都把他们的理想和万年乐土或所谓“天地之道”与“百王之法”等同起来。
王夫之、颜元所强调的平等制度，黄宗羲、唐甄因反君主专制所憧憬的绝对
的形式平等的社会制度；顾炎武因大力宣传“经世”的理想所自誇的“三代
不易”的制度，都是例子。他们对于未来的远景怀着无限的信念和幻想。他
们的思想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幻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跳出近代资
走阶级社会的范围，“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
的空想。”（“德国农民战争”，三一页）特别在古旧制度束缚甚严而无自
由的社会，幻想更易于发生。列宁说：“某一个国家内的自由愈少，公开的
阶级斗争表现得愈薄弱，。。则政治的乌托邦，通常也容易发生。”在封建
势力特别强固的条件之下，“幻想是弱者的命运”（见“列宁文选”两卷集，
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八一二、八一三页）。嘉靖以来出现的小说“西游
记”以及后来的“聊斋志异”等幻想作品，正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
然而，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
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
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他们这种要求都是装璜在理论形式的还
原（如人性论、泛神论、进化观点、劳动与财产观点等等）上面。而这不是
如有些人说的“无中生有”。
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行将到来的社会矛盾，“他们看不见它（社
会发展。——引者）所特有的矛盾”（“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
页），只看到未来的美好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同上，二○页）。
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反对派的特性，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叛徒。
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还写出了将来社会全面图景的理想著作，如“天
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
的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新生的东西既然在旧社会的
母胎内是微弱的，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
的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现实主张之间虽然隔着许多层环节，使人
难以捉摸，但二者的联系是存在的。这即是：“正如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
个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从那时起重新醒觉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城市发展
的产物，因而，也是市民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版，六三页。）
上面我们研究了十七世纪中国启蒙学者的基本特点，下面再就他们从各
种思想角度所表现的特征来分析一下。
历史的转变反映于思维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直接的政治形态，因
为社会矛盾是或明或暗地错综交织着，人类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历
史分析，通常是由自然史和自然人出发，采取抽象理论还原到古代的形式，
例如复古改制的意识、人性倾向的认识、知行先后的思想等。并且他们所代
表的阶级意识，也常是通过自然哲学与人性论的绝对概念体现出来。西洋的
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以各种偏颇的观点，为历史的
人类与人类的历史绘出他们理想的美妙的图谱。我们应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
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
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王夫之的“易传”哲学（如自然哲学），颜元的
“三物三事”的哲学（如劳动生产的世界观），就是例子。他们的思想反映
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
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