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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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为一带，取孝悌忠信，割制梃挞秦楚，不成制梃挞秦楚，亦不
成孝悌忠信。。。父子相残，兄弟相仇，夫妇相反，性何以通？天
灾伤稼，人祸伤财，冻馁离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盗贼忽至，
破城灭国，屠市毁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己性，
无救于世，可为学人，不可为大人。。。今于其内致精，于其外若
遗若忘，天地山河忘类泡影，万物百姓遗等刍狗，名为治世，实非
治世，即非尽性。儒尝空释而私老，究其所为，吾见其空，未见其
实；吾见其私，未见其公。。。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广，知
其广不能致其广。守耳目，锢智虑，外勋利，怵变异，守己以没，
不如成一才专一艺，犹有益于治。破其隘识，乃见性功。（同上“性
功”）
以上所引的话是他的学旨。故他虽然提倡王守仁的学说，但经过他的修
正，有了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以为不重经验事功而空言心 性，所得出的知识
是一种“鬼胎”。他说：
彼我同乐，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尽性之实功也，
是乃所谓“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为外务；海内之兄弟，死于
饥馑，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内残，祸及君父，破
灭国家。当是之时，束身锢心，自谓圣贤。世既多难，己安能独
贤？。。是乃所谓“半”也。彼自以为为己之学，吾以彼为失己之
学，盖一失即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后儒岂不曰：天地吾心，
万物吾体，皆空理无实事也。。。万物之生，毕生皆利，没而后已，
莫能穷之者，若或穷之，非生道矣。。。心，形之主也，岂形无窃
时，心反有穷时？心有穷时，非心理矣。。。心休不充，自穷于内，
非有能穷之者。上古圣人与龙蛇虎豹争而胜之，尧舜与洪水争而胜
之，汤武与桀纣争而胜之，。。自学无真得，反锢其心，措之于世，
阻塞不利，乃谓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别降之才。。。天下之才不齐，
其成器也，万变万巧而不一，岂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功之
不成，非仁义礼智之无用也，学之不至也。众人有庸见矣，谓功不
必出于心性，。。岂有心性无功者哉？心性无功，是有天地而不生
万物也。。。目之为明，极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自无
不辨。。。是聪明者即耳目，而有耳目者即母胞，而有不能治天下
者，必其无聪明，无聪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虚
消，或产非人形，俗谓之鬼胎，世之笃学者其能不为鬼脸乎？。。
合天下以为纯则仁全，合天下以为方则义大，以天下为聪则听广，
以天下为明则视远，举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体
也，。。完心若是，于治功也何有？（“潜书”“良功”）
“裂一而得半”，好像在常识上是可能的，然前在知识论上讲起来，既
“裂一”即裂真理的实在性，不但遗其半，也就遗其全体，这是不同于初级
数学上的加减法的。这一道理在清初学者中还是创见。唐甄以为明庄烈帝的
例子实在是历史的教训，他说：
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管仲、萧何之流为宾，程子、
朱子之属为主。宾摈不入，主处不出，宾不见阃室之奥，主不习车
马之利。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昔者庄
烈帝尝曰：“我岂不知刘宗周之为忠臣哉？必欲我为尧舜，当此之
时，我何以为尧舜？”诚哉斯言！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然
而无边不成省，无省不成京，无京不成君，无君不成心。以斯观之，
知专执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非独明
也，天地方物无不通，是理也；性非独得也，天地万物大同焉，是
性也。隔于天，隔于地，隔于万物，是不能穷理也。夭不安于上，
地不安于下，万物不安于中，是不能尽性也。（同上）
唐甄基于“天地万物无不通”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反对理学，指出理学
之理；不知无理。他说：
顾景范语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于圣人门。”唐
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学精内而遗外，。。吾非非二于，吾
助二子者也。”顾子曰：“内尽即外治。”唐子曰：“然则子何为
作方舆书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险阻战备之形可以坐而得
之，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雁门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
霍韬之书，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称周礼，皆未试之言也，程朱讲
学而未及为政。。。”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
也。古之圣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
徐中允著书，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几何人？”
曰：“千有馀人。”唐子慨然而叹曰：“吾闻之，军中有死土一人，
敌人为之退舍，今国有死士千馀人，而无救于亡，甚矣才之难
也。。。为仁不能胜暴非仁也，为义不能用众非义也，为智不能决
诡非智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同上“有为”）
唐甄认为宋儒的理学，不是明事物之理，而是引导自我的认识于无用之
处。有的宋儒以为后世的一切都不是三代圣人之法，实质上表示了对现实的
一切都放弃把握。故唐甄以为学道无用，如气尽而毙。他说：
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
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
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聪，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聪而不在
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聪聪而不在聪。。。知我之言者，以
为“止”所从为“通”也，“浊”所以为“该”也。。。古之人，
学之九年而知事，学之二十年而知人，学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则
可以治粟，可以行军。知人则可以从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则德洽
于中土，化行于四彝。迨其后也，非性命不言，非圣功不法，辨异
端过于古，正行过于古。。。问之安社稷之计，则蒙蒙然不能举其
契。问之平天下之道，则泛掇前言以当之。。。君子之学，为天下
乳，不能育人，则生化无辅，帝治以绝，大道以熄，其害甚于异端
之横行。盖异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学道无用，如身之气尽而毙焉。
不能究极之，勿言学也。（“潜书”“自明”，并参看“有为”。
按“止”与“通”即具体与抽象，“独”与“该”即特殊与一般，
真理不是抽象的。）
上面讲的“遭”和“物”的关系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唐甄在“潜书”首
篇，即提出了观察问题的近代的思维方法。他以为，因时而变，才能通古晓
今。若儒者只以法古为足，不知道今天，他以为好像“止水”、“凝胶”，
不过是无用拘儒的吹法螺。他说：
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
真也。。。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
（以下反语讽刺）。。宋国日蹙，窜于吴越，其后诸儒继起，以正
心诚意之学匡其君，变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于是往征之。
不戮一士，不伤一卒，不废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趋，金人
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东西拓地数千里，加其先帝之
境十二三焉。。。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
功，则舜不必服有苗，。。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荀况不
必言兵。。。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若今之为学，
将使刚者韦弱，通者圜拘，忠信者胶固，篇厚者痹滞，简直者丝棼，
天实生才，学则败之矣。。。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人正
心诚意则为拘儒。治心之道，曰母利而思义，毋诈而主诚。义则一
义，诚则一诚。诚一也，然有分焉，毋以义与利辨，以义与义辨；
毋以诚与诈辨，以诚与诚辨。。。有用之信心不愚，有用之仁必不
儒，有用之义必不固。。。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之则小
成，大用之则大成，变用之则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则不清；
不可使如凝胶，胶凝则不并。（同上“辨儒”）
因而他把宋儒的命题倒转过来，以为天地在此时并不弱于古代的天地，
人心在此时也不弱于古代的人心，并不能说古代的天地人心是善的，近代的
天地人心是恶的。他说：
唐子曰：谓古今之气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长翟，今之人皆
为侏儒，古之马其身倍象，今之马其身不加于犬，而不若是也。从
是论人，不薄于形，而薄于所以为形，必不然矣。。。今之人犹古
之人也，今之学犹古之学也，好学者内省外察，唯恐分秒之不合于
圣人，而卒至于相去之远，如是何哉？曷亦反求诸其心矣！（同上
“居心”）
颜元痛斥道学，把它和时文并称。唐甄也一样，他把道学、气节和文章
之追求者看做三败类（同上“尚治”）。“去名”篇分析此三种求名者说：
名者虚而无实，美而可慕，能凿心而灭其德，犹钻核而绝其种，
心之种绝则德绝，德绝则道绝，道绝则治绝。。。世尚“道学”，
则以道学为名，矫其行义，朴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
中规，折旋中矩，熟诵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语。名既成则升坐以
讲，。。弟子数千人各传师说，天下皆望其出以兴太平，或徵之京
师，即以素所讲论者敷奏于上；。。未有所裨益，即固辞还山，天
下益高其出处焉：此道学之名也。世尚“气节”，则以气节为名，
自清而浊人，自矜而屈入，以触权臣为高，以激君怒为忠，行政非
有大过，必力争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窜于远方，杖
于阙下，磔于都市，天下之士闻之，益高其义：。。此气节之名也。
世尚“文章”，则以文章为名，。。书纸如飞，文辞靡丽，。。文
士无用，其重于天下，不下道学气节二名也。。。君子为政，。。
维破其术，塞其径，绝其根！（“潜书”“去名”）
末了，我们要指出“潜书”在思想体系上的矛盾。我们读“潜书”的“贞
隐”、“思愤”、“悦入”、“敬修”诸篇，觉得有和他的一贯精神相出入
的地方，这是最易令人不解的问题。例如他一方面说：“至于宋则儒大兴而
实大裂，文学为一涂，事功为一涂，有能诵法孔孟之言者，别为一涂，号之
曰道学。”他方面又说：“处世多忧患，。。其身亦大劳矣，其心亦甚苦矣，
学道则不然，无入而不自得，正己而不求于人，虽有忧患，不改其乐，。。
有一事可以无忧，。。学圣人之道是也。”（同上“劝学”）他一方面主张
“裂一”不能见半，他方面又说：“虚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所安也。”
（同上“思愤”）“定其器而盖之者，敬之谓也。”“静以言乎心之体也，
敬以言乎体之持也。”（同上“敬修”）
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著者看来，这几篇东西是他晚年失意，穷极走入所
谓“悦入”的一种忏悔书。他在这时，壮年政论家的气概已经消磨殆尽，又
值清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捆束住人类知识，没奈何在歧路上忧疑起来了。
我们看他的自白：
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于天下，尝读“汉书”至严光传，
勃然大怒，推几而起，投书于地，骂之曰猾贼！。。当是之时，气
盖天下，上望伊吕，左顾萧张，岂不壮哉！。。二十余年，卒无所
得食，形貌牿委，志气销亡。于是乃慨然而叹。（下为与人论隐，
见同上书“独乐”，并参看“贞隐”。）
他在壮年忧时疾俗，故“衡”论天下，气概一世。到了康熙的文化政策
愈来愈凶，而进步的思想大受限制，他不得不由“衡”而“潜”，更大倡其
悦入自得之道了。他说：
甄晚而志于道，而知即心是道。。。“悦”为入道之门，无异
方也。。。自从悦入，不戚戚而恒荡荡，未尝治忧也，而昔之所忧
不知何以渐解：未尝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潜”失。。。
十年以前，尝专力从治躁逸，。。今则渐安。。。予蜀人也，生质
加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忧恚，细察病根，皆不悦害之。（同
上“悦入”）
梁启超错误地把唐甄的这种悲剧歧路，把他的所谓“悦入”之道，当做
“一生得力的所在”，并赞为“极有理致”。这种说法毫无依据，而且违背
了真实。实则唐甄自己已经说得清楚，这不是青年“少壮之时”，而为“六
十七十之候”了。他说：
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谓少壮
之时不能学道者以是故也。。。血气既衰，五欲与之俱衰，久于富
贵则心厌足，劳于富贵则思休息，且以来日不长，心归于寂，不伤
位失，以身先位亡也，不忧财匮，以身先财散也。。。视若浮云，
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七十”）
六十七十岁的唐甄于是离“衡”而“潜”了！“衡”是民主性的精粹，
“潜”是封建性的糟粕了。批判地论述古人，这里就是一例。
第九章 颜元的思想
第一节 颜元的新世界观
颜元，字浑然，号习齐，生于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卒于清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河北省博野县人。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
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
黄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列宁曾规定启蒙学者有三个特征，一、即“对
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
二、即“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三、即“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
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
进这一事业。”（“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页。）这三个特征也
适合于中国的启蒙学者的理想。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
异端，但都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祖程朱，黄
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