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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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
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神学的方式来表现的。恩格斯
说：“在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上，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
世纪末止，才带有这一色彩。。。这只有拿从前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来解释，
因为中世纪除了宗教与神话而外，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形式。”只
有到了资产阶级已经长成，这才能产生出和本阶级相适应的思想体系（恩格
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六页）。因此，十七世纪中国
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
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
上面已经讲过，启蒙的历史必然使启蒙者的思想对过去作诅咒，并对将
来作幻想，这样的思想是不调和的。不但如此，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
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
是极不一致的。正如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纪
以前是语句形式重于内容的。一方面，他们过于重视古代形式，另一方面，
他们的唯物论思想在观点上却否定历史，如恩格斯说的：“在历史领域内，
也缺乏时事物的历史观点。。。人们把中世纪看做是千年内普遍野蛮状态所
招致的历史行程之简单的中断。对于中世纪所作的大成就，如欧洲文化领域
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起来的生气勃勃的诸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
纪巨大的技术进步等，没有任何人加以注意。因此，就不可能有对伟大历史
联系的正确见解，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们来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
罢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七——二八页。）
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也类似这样。他们一方面几乎都善于运用经学和子
学的古代语言，而推崇古代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把过去历史和将来的历史
割裂开来。例如颜元，一方面复古气味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却把过去和将
来用“文墨”世界和“实物”世界间隔起来，主观上要求“文衰而返于实”
的世界。又如顾炎武，一方面高举着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他方面
又提倡那断绝千古的“当世之务”。再如王夫之，虽然有进化观点，但一方
面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方面说“七尺从天乞活埋”，旧的和新的既和
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观点的幼稚正反映着
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
基础之反映于思想，是通过政治、法律等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因此，思
想意识的面貌通过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漫长时期表面上好像是和经济发展不相
关联的，然而“如果你在这曲线里描画出它的中心轴线，。。那末，这条轴
线就益会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地平行着。”（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
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人民出版社版，三一页。）启蒙
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
从另一角度来看，启蒙学者在自然哲学方面大多具有唯物论的思想。当
时的自然科学是幼稚的，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自然界，然而他们的眼界
相当开扩，一般地具有天才的洞察，而且常会推察到有关唯物论的真理的粒
子。例如王夫之的变革的人性论（“性日生”）和自然进化论（“絪缊生化”），
又例如黄宗羲的“神灭”思想（推崇范缜的哲学），再如颜元的改造现实的
世界观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都是有价值的遗产。同时，他们是形而上
学的旧唯物论者，因此，其进化观点是贫乏的，常陷入于循环论；其“实践”
观点是个人的，缺乏历史的内容。他们想抓住自然界和自然人，而他们抓住
的依然只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恩格斯说：“旧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见解。。
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
分为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六
页。）这里所说的旧唯物论的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实用主义”
唯心论完全是两回事。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
和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
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
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
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
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
界观。
中国的启蒙学者之所以把个人的实践规定于绝对的善恶标准之上，是由
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要说顾炎武和颜元的经世思想，即像王夫之的知行论，
虽然它是超越古人的杰出思想，但其中实践概念的结论也归结到所谓“人性
存存”的君子或圣人的观点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参加社会实践的人不
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伦理标准之下的形式的归纳。这就走入唯心论。
为什么像欧洲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希腊，像中国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先秦
呢？这自然是由于他们企图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不得不托古改制，但
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曾出现过后世的思想方法
的胚胎形态，因而“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
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因此，如果理论的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
天的一般命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
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了道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
九五五年版，二六页。）中国的先秦哲学也类似这样。中国的启蒙学者为了
追寻自己当时的一般命题，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也就不自觉地回溯到古代中
国的经学和子学，因为古代哲学“总的说来。。比（中古）形而上学要正确
些”（同上）。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
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考据学的牛角尖里的所谓“汉
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
经皆王制”的命题，颜元的“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的命题，黄宗羲的“古
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等等，都回到所谓“三代”的黄金世界，追
求自己的当时的一般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
区别开来。同时，这种情形也证明了一个特点，即思想史的变化，不是依存
于基础而创造意识形态，而是依存于基础而改变过去的传统意识。
启蒙学者在追求一般命题的胚胎的时候，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先辈而寻
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一般地寻到原始素朴的大同理想，或者说，
他们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现自己阶级的要求。启蒙时代还没有暴露资
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启蒙学者也就只“相信当代的社会发展”，“仅仅限于
向改革前制度底残余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
在“愿望底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底利益相适应的”，
他们的纯真的理想和后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样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说谎的
谬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
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我
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四九页）。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用语上也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一种居民，以王
夫之为例，他既说到“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也说到“能士者士，其次
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但对于“故家大族”和“强豪猾吏”却攻
击不遗余力。再以黄宗羲为例，他的工商“盖皆本也”的市民术语，也是并
指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但对于“罔民而收其利”的超经济剥削也攻击不遗余
力。
因此，他们的思想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至
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说，这就是“那明白
地或不明白地、直接地或以思想形式、也许甚至以幻想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
群众和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动机的动因”（“费
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七页）。
上面所讲的是从启蒙学者主观理想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纯真态度来分析
的，然而这不等于说他们中间客观上就没有代表某些集团的阶级倾向。相反
地，他们是有着派别的。“德国农民战争”就多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具
体地区别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派别，将在本书各章展开讨论，这里只举一二
例子来比较说明：王夫之虽然在哲学体系上是更进步的，傅山虽然敢在京师
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
误会为中小地主）；颜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
于代表城市平民反对派。由此可见，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
质。
以上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输廓，是不够充分的，但写作的企
图是依据这样的教训：“要批判它（全部思想内容。——引者），要从错误
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形态
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六三页）。我们就是
要这样来继承前哲的遗产。
第二章 王夫之的思想
第一节 王夫之对于传统学说的发展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
六一九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他曾于顺治五年（一
六四八年），举兵于衡山，阻击清军的南下。南明复败后，隐匿转移于湘西
山区，最后归老于衡阳的石船山，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夫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思想可以在他的遗书里随处看见。
其中有一点是前人不敢说的，即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三、十四）里已经
接触到对封建社会君臣之义的怀疑，他批评“为天子防其篡夺，天下胥以为
当然，后世因之，亦无异议”。因此，他敢于设想岳飞如果灭金，因而篡宋，
并没有什么大不得了的奇怪。在这些方面，船山的爱国思想已经超出了封建
藩篱，解脱了一般的狭隘观点。有人现在还给王夫之带上一顶浓厚的封建思
想帽子，这是很粗暴的。
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的三大师，但他们所走的学术路线
却不同。黄顾二人比较接近，而夫之则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
思维活动。他的哲学思想正和列宁批评黑格尔思想的形式性相似，有形式性
的优点，也包含着形式性的劣点。他在湖南瑶洞里著作，而有很大的成就，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
千秋。夫之思想，昔人专门研究的很少，粱启超只叙述过关于夫之思想的一
些断片，而后来从事研究者，不论罗列其论点或综述其要旨，都不能表达夫
之的学问所在。清末虽争诵夫之的史论，但有的是为了学作策论，以求膺识
时务之选；有的是为了注意民族独立，而追述夫之的辨华夷的思想，以为反
清的号召。因而，夫之的思想在这里是应该作详细的研究的。
夫之正处于一个暴风雨降临的时代，这正如黄宗羲所说是“天崩地解”
的时代。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历
史资料证明，当时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
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夫之的“噩梦”、“黄书”和“搔首问”等著作，就
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他认为封建制度的超经济的剥削，完全是
立于“民之有生理”的反面。他说：
自万历间，沈一贯、顾天埈、汤宾尹一流，结宫禁宦寺，呼党
招摇。士大夫贪昧者十九从之。内有张彝宪、曹化淳辈，为之主持。
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搔首问”）
当时官场贪墨无纪，他说，“其甚者，若李待问（官户部尚书），加派
练饷，每秋粮一石至二三钱，重剥民资，付州县官练乡兵，何尝有一卒之用？
徒充墨吏囊橐，为害愈深。”（同上）
明代官田的制度，是中国封建国有土地制度的最后发展阶段，当时皇族
地主与豪族地主的内讧是十分厉害的。夫之反对豪强地主，同时也反对皇族
地主。他说：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类曰强豪兼并，赁民以耕而役之，国取什
一，而强豪取十五，为农民之苦。乃不知赋敛无恒，墨吏猾胥，奸
侵无已。夫家之征，并入田亩，村野愚愞之民以有田为祸，以得有
强豪兼并者为苟免逃亡、起死回生之计。惟强豪者乃能与墨吏猾胥
相浮沈，以应无艺之征，则使夺豪右之田，以畀贫愞，且宁死而不
肯受。向令赋有成法，而不任其轻重，孤儿独老，可循式以输官，
则不待夺有余授不足，而人以有田为利，强豪其能横夺之乎？赋役
名数不简，公费驿递不复，夫家无征，一切责之田亩，田不尽归之
强豪不止，而天下之乱且不知所极矣！（“噩梦”）
这段文字所指的，和“明史”“食货志”所说的相合。这种分析中古封
建占有制形式的议论，已经和过去历史家的论断不同了。当时学者反对“折
银”，夫之更说明这是封建的滥费，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