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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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颜元。即同属一派，如颜元李塨，颜师“封建”，而李反对其说（见“平
书钉”卷二）。但问题的争论形式全是表面的，实质上却都反映了市民阶级
向民主途径摸索的梦想。
颜元的经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的市民阶级思想是相似的。他说：

郝公函问：“董子正谊明道二句，似即谋道不谋食之旨，先生
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纲持钩而
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
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　
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
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公函曰：“悟矣，请问谋道不谋食。”曰：“宋儒正从此误，　
后人遂不谋生，不知后儒之道，全非孔门之道。孔门六艺，进可以
获禄，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会计，简兮之伶官可见。故耕者犹有
馁，学也必无饥。夫子申结不忧贫，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学，不
谋食，能无饥乎？”（“颜习齐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第十
四）　
他的经济思想中，具有平均土地的因素。他所谓“天地间田，宜灭地间
人共享之”（“存治编”“井田”），实包含着近代民主主义的憧憬。他论
均田说：
刚主问：“出将奚先？”先生曰：“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
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纵有施为，横渠所谓终苟道也。
（“颜习齐先生言行录”卷上“三代”第九）　
他的耕者有其田的均田思想，是从井田制的三代文明来讲述的。他说：　
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
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厩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数
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
乎？。。况今荒磨至十之二三，垦而井之，移流离无告之民，给牛
种而耕焉，田自更余耳。（“存治编”“井田”）　
颜元的“四存编”，“存性”、“存学”、“存人”三编议论较多，惟
“存治编”过简，且关于复古有不自肯定的反问语，如说“封建亦何患之有？”　
“天道其能容耶？”这与他论学的斩断态度颇不相似。这是他的经济思想未
成熟的证明。他说：　
善哉问，此不可从空言论也。先王遣典，封建无单举之理，。。　
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侯庶不世爵禄，视其臣，而以亲为
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计数，伯师不私出，列侯不私
会，如此者。。封建亦何患之有？况。。用时又必有达务王佐能因
而润泽者，。。余。。第妄谓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
人材之用尔。。。　
乾坤乃自尧舜夏商周诸圣君圣相开物成务，递为缔造而成者
也。人主享有成业，而顾使诸圣人子孙无尺寸之士，。。天道其能
客耶？（同上“封建”）　
颜元的弟子李塨对于颜元的经世论作了补充。李塨为颜元“有治编’”　
作“书后”说，“存治编”为早年之作，关于复古封建制多有可商讨处。在
末尾，李塨把“封建”归结于“传贤”。他说：　
陵桴亭封建传贤不传子论，盖即郡县久任也，似有当。质之先
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数年于兹，未及合一，先生
倏已作古矣。于戏！此系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
非可强同也。（“存治编”“书后”）

李塨也倡与王夫之相似的理势论，这正补充了颜元所谓“不必袭古之迹”　
的意思。他把封建解释为“传贤”，更接近于近代的选举理想。他说：　
陆桴亭曰：“郡县即如诸侯，但易传子而为传贤，子不然之，　
独未闻古之论尧舜禹耶？昔人谓禹传子为德衰，孟子以天意解之，　
是未尝言天子不当传贤也。韩昌黎又谓天子传贤则无定人，非圣得
圣，易启乱，传子则有定法，虽遇中材，人莫敢争，是天子之位亦
以传贤为贤，但无人制之于上，故忧后世之纷争，而不得不传子也。
若诸侯则有天子主之矣。如桴亭说，正昌黎所谓传贤则利民者大
也，子亦可以悟矣！（“平书订”卷二）　
李塨既然把“封建”解释为传贤，补充了颜元之说，所以对于井田制度
也不如颜元的拘泥，主张均田是“第一仁政”，甚至比颜元更进一步地制定
了佃户分田的方案。他说：　
非均田则贪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但
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
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　
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就粮交地主，而以十
就代地主纳官。。。地主用五十亩则今日停分佃户也（二分之一），　
而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
矣，则地全归佃户。。。若地主子弟众，情顾力农者，三顷两顷可
以听其自种，但不得多雇佣以占地利。每一佃卢必一家有三四人，　
可以自力耕锄，方算一家，无者或两家三家共作一家地，不足老一
家五十亩亦可，无地可分者移之荒处。（“拟太平策”卷二）　
制田之道有七：民与田相当之方，立行之，一也。其荒县人少
者即现在之人分给之，馀田招人来授，。。二也。。。令多者可卖，　
而不可买，买田者如数而止，而一县之内则必不可或均或不均以滋
变端，六也。。。或陆或水，。。不得过授田之数耳，每家五十亩
亦约略育之，行时以天下户口田亩两对酌计可也，七也。（“平书
订”卷七）　
他说这是“计口授田”之良法。这种土地平均主义的思想是进步的民主
思想，本质上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颜元颇称赞以选举制度代替中古的身分制度。他说：　
今之制葵，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
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尝谋所以代之，　
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重徵举”）　
李塨对于这点，更进一步婉转地推求出人民生活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应该
是平等的，所谓“天地间。。之人，皆正人，所为皆正事”，这和他的传贤
（民主）主张相为表里。他说：　
农助天地以生衣食者也，工虽不及农所生之大，而天下货物非
工无以发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若商则无能为天地生财，但转移
耳，其功固不尚于工矣，况工为人役，易流卑贱，商牟厚利，易长
骄亢，先王抑之处末，甚有见也。（“平书订”卷一）　
若优伶则所以奏乐者，不得无之，古且有伶官矣。。。隶为官
行刑卒，。。某才庸下，故备驱使，而实不可无者，夫既为天地间
不可无之人，则皆正人，所为皆正事也，其或为不正，则不教之过，

而非隶卒之事即不正也，乃禁其子孙为土，不许与商农工为婚，是
以为恶而绝之矣。以为恶而绝之，则当去之矣而可乎？宜更之，优
隶卒之子孙，为士农工商皆从其便。（同上）　
上面的话很明显地说出（一）工农阶级是生产者，应有平等权
利；（二）奴役的身分制应该撤除，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李塨痛论专制之害，主张变法，使人民各以所学来分工担负国家的责
任，这颇接近于黄宗羲的思想。他说：　
陈同甫曰：“今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
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天子以为
轻天下之权而总揽于上，究之一人亦不能总揽，徒使天下之善不即
赏，恶不即诛，兵以需而败，机以缓而失，政以掣时而无成，平时
则簿书杂沓，资猾吏上下之手，乱时则文移迟延，启奸雄跳梁之谋
而已矣。封建固不得复，而汉之故事，郡守得专生杀，操兵柄，有
事直达天子，可不鉴其意哉！（同上卷二）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　
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民物鱼烂河决。。。喆人
变法，不再计而决矣。（同上卷六）　
李塨的经世之学特别重视社会分工和专门的知识。他基于这一观点，进
一步以为政治诸端，必求之于专门人才，在位者不必是贵者，而能者反应有
职有位。他说：　
六府三事，。。言水则凡沟血、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
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
火、改火诸燃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
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
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
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穀则凡后稷之所经
营，。。诸农政统之矣。至三事则所以经纬乎六府者也。。。颜习
章曰，正德，正利用厚生之德也；利用，利正德厚生之用也：厚生，　
厚正德利用之生也。（“廖忘编”）　
李塨对于颜元的补充，在经世之学方面甚得关键。颜元被束缚于古制，　
李塨却稍解放了。他更主张参考西洋诸法，已经向往西洋资本主义的文明了。
他说：　
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礼残乐阙，当考古而准以令者也；　
射、御、书有其彷佛，宜准今而稽之古者也；数本于古，而可参以
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李恕谷年谱”卷三）　
李塨的“瘳忘编”是二十五岁时的著作，多涉及近代的政治理想，比他
的“拟太平策”更多生气。我们看他的“拟太平策序”便知道他的所谓“太
平策”一语是“病夫”的语言了。他说：　
“中庸”论为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议礼制度考文；而“鲁论”　
乃载孔子颜渊夏时殷辂周冕进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议制，　
考行其事也，孔颜刚辨论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后世献策之类。。。　
今幸陈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
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下之义矣。乃抚枕准“周礼”“拟太平策”　
如左。七十三岁病夫李塨。（“拟太平策序”）

因此，我们知道李塨晚年向清帝所献的“拟太平策”一书，已经失去清
初学者的斗争精神。

第四节　李塨和颜元的学术异同
李塨，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
九年），卒于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他不完全是十七世纪的代表
人物，在晚年已经折入于十八世纪的考证学途径。他是颜元学术的宣传者，　
他交游南北，力使颜元学术见闻于当时的朝野。因此他们二人被称为颜李学
派或四存学派。戴望的“颜氏学记”首编四存学术，即以颜李二人并提。以
颜李为一个学派，在许多论点上自有可信的根据，然而颜李之间却又有主要
观点上的区别。这里所谓主要观点，如大家都知道的，是由康熙四十一年（公
元一七○二年）李塨南游之后，和颜元的分手。李塨的著作如“宗庙”、“郊
社”、“田赋”的考辨，“论语”、“周易”的传注，已经和颜元有了距离，　
走进考据学的狭路。因此，他在学问范围上有对于颜元的补充，而在研究方
法上和知识论上则违背师说，脱离了师门的实证精神，成为颜元所谓的书生
之见。这一区别，不是说他返于宋儒，而是说他近于汉儒。至于方苞（保守
宋儒的最后门户者）对他的评论，已为世所诟病，不是研究李塨，而是诬蔑
颜元。戴望在“恕谷传”中说：　
桐城方侍郎苞与先生交至厚，尝使子道章从学先生，而方固信
程朱，以晋齐复圣门旧章为非。每相见，先生正论侃侃，方无辞而
退。后先生殁，方不俟其子孙之请，为作墓志，于先生德业一无所
详，而唯载先生与昆绳及方论学同异，且谓先生因方言改其师法。
又与人书，称浙学之坏始黄黎洲氏，北学之坏则始于习齐。故先生
门人威县刘用可深非之，谓其纯构虚辞，诬及死友，今观先生遗书，　
知用可之言为然也，（“颜氏学记”卷四）　
李塨渐与颜元分离，不是如方苞所虚构的那样，戴望的话是有道理的。
李塨说：
予自弱冠庭训外，从颜习齐先生游，为明德亲民之学。。。年
几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学乐馀力，受其经学。
后复益之王草堂阎百诗万季野。皆举穷二西，助我不逮，然取
其经义，犹以证吾道德经济。。。至于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将耄，　
功之不建矣，于是始为“周易传注”，续之“四书传注”。。。嗟
乎，立德无能，立功何日，而乃谆谆立言，恨如之何！（“诗经传
注”“题碎”）　
“谆谆立言，恨如之何”，李塨自己已姆表示了离开颜元治学的方法。
李塨南游归里后，颜元对他说：“吾素可子沉静淡默，而此见微有浮骄之气，　
宜细勘改之！”李塨悚然（“恕谷先生年谱”卷三）。颜元匆道李塨受了阎
若璩毛奇龄等人的影响，在书本上做考据工夫，所以他给钱煌的信，深辨考
证之学，同时即暗斥李塨，说：　
离此（经济）一路，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莫道讹
伪，即另著一种“四书”、“五经”，一字不差，终书生也，非儒
也。
幼而读文，长而学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词技，虽左屈班马、
唐宋八家，终文人也，非儒也。。。但得此义一明，则三事三物之
学可复，而诸为儒祸者自熄。故仆谓古来“诗”“书”，不过习行
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奴也。今与之辨

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
我为无弊之程朱耳，不儿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习齐记
余”卷三“寄桐乡线生晓城”）　
在知识论上李塨和颜元一方面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又
是一致的。第二，他们关于知识的对象，并没有差异，李塨还发扬了师说。
他说：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肇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
神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