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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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业，清朝设多种多样的商税。监有监课，矿有矿税，茶有茶税，
酒有酒税，都是借禁榷的名义作重税的抽取。对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
过关卡的时候有关税，到市场的时候有落地税。这三种商税，在正额以外，
还要遭受更多的勒索。抽收牙税的牙行，多是“倚势作奸，垄断取利，鱼肉
商民。被害之人又因其衙门情熟，莫敢申诉。”抽收关税的海关往往“不实
验客货之多少，而只凭胥役之报单，。。任意勒索。。。不遂其欲，虽税少
税轻，而停滞关口，至数日不过。”至于落地税之抽取，更无限制。“凡耰
锄、箕帚、薪炭、鱼虾、蔬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
贩于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种种的税、种种的额外勒索和阻
难，不只使商人无法减低价格，扩大市场，并且使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可能进
行，大商人必须取得权势的庇护方能存在。这时的大商人，如两淮监商和广
州十三行的行商都是具有亦商亦官的身分的。
清代封建统治阶级除了利用东方封建制度的落后因素以加强封建的束缚
以外，更制订出许多对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镇压政策。在军事方面，凡是
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八旗军和绿营兵的驻屯兵额都是较大的，政治方面
凡是人民运动有开展的城市，屠杀和文字之狱也特别普遍。在文化方面，到
了康熙乾隆时代，更制订了一套束缚自由的统治政策，连所谓汉学也成了官
方所提倡的东西了。
在康熙和乾隆时代曾有不少次市民暴动，如扬州商民的罢市，苏州市井
贩夫反抗米价高涨的运动等。但市民运动因了民族压迫，比明末显得在规模
上缩小了些。特别是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形式，逐渐地由公开趋于秘密，
而趋向于会党会社的形式。乾隆嘉庆之际，洪亮吉和章学诚几位进步学者，
都明白指出了这种社会危机。洪亮吉说：人民本不原犯法，由于州县官吏“借
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洪稚存书事”“征邪
教疏”）章学诚说：“由官迫民反观之，则吏治一日不清，逆贼一日得借口
以惑众也。以良民胁从推之，则吏治之坏，恐亦有类于胁从者也。盖事有必
至，理有固然。”（“章氏遗书”，卷二九，外集二，“上执政论时务书”）
总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
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
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
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
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
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受了挫折，但它的政治的、社会的形式却被文学的
形式所代替，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便是这个时代的
代表创作。至于学术领域之内，或者流于烦琐，这就是专门汉学的发展；或
者以更隐晦的面目出现，这就是戴、汪、章等人的哲学思想。
第二节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
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义。其实清初大儒
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清初学
者虽然也有考证训诂之学，如顾炎武和黄宗义在音韵学、“易”学上有他们
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烦琐自此已有其历史阶段。顾黄之学的支
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隐形式的以至为清朝统治阶级所利用的
汉学。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
“上太平策”（黄宗义戒万斯同北上语）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
神。当时学者也有到了京师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说的“家有智慧，大凑于
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检论”卷四“清儒”）。这时
的学者中也有如毛奇龄以博学于禄的，又有如阎若璩、胡渭被皇帝赐坐称“先
生”，或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而视为殊宠的，但这些人多为史家所讥，
他们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纪的专
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
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
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讲起，而将黄宗义、顾炎武列
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皮锡瑞非之，则多见其曲解误会。
皮氏说：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
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
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
以阎为真知灼见，。。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
考也！（“经学历史”）
实在讲来，江藩并没有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阎氏“考证之学，
未之或先”（经部“书”类二），是为的评。清儒多把顾阎并称。如章学诚
论考据之学，就有“宁人百诗之风”（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
的话。章炳麟论清儒先进，也说：
始崐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
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 晋
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
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
自吴，一自皖南。（“检论”卷四“清儒”）
梁启超更以顾阎 同列一章，尊阎尊顾，同等视之。这都不是史家的正确
论断。阮元虽辨顾炎武以经学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转说出顾氏所以异于所谓
汉学家的所在。他说：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
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习科
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揅经
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阎若璩字百诗，他是顾、黄的后进，是真正进入考据狭路中的人。他的
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后来戴震亦采“疏证”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
以来致疑于“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说，有条有据地证实，并证明“孔传”亦
伪。他说“孔傅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
孔也”（“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戴震说：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
这种善读书的方法，正是乾嘉汉学家“读书”（仅于读书）的传统，章
炳麟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检论”卷四“清儒”）者是。阎若璩又有
“四书释地”一书，谓“孟子谓读书当论其世，余则谓并当论其地”（“河，
河内”条），棱正了前儒关于古地名傅会的错误，这也是乾嘉学者舍世而论
地的传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论世之著作）。他对于宋儒的
冥求义理，虽没有批评，但敢于证朱熹读书之误：
又尝举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误，如季文子始专鲁政
不待武子，子纠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孙，武丁至纣凡九世而非七
世，昭阳败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处见“说苑”非“家语”，
农家者流见“汉书”非史迁，去鲁司寇则适卫而非适齐，。。颛臾
近也非远人之谓，鲁有少施氏则孟施当亦有氏，不当以施为语声。
闻者叹其精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
传”）
这种方法正为后来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命题所本（如他说，
不研究小学、地理、算学等学问，不敢治六经），更后演进而至阮元的历史
考证。
与阎若璩同时友善而也是一个“善读书者”，是胡渭，字朏明。阎若璩
的考证在“古文尚书”，胡渭的考证在“禹贡”、“易经”与“洪节”，他
著有“禹贡锥指”一书，大旨如钱大昕所说：
先生素习“禹贡”，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
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荧波既猪，波当从郑康成
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
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
指”。（同上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易经”一书为宋人玄谈的根据。所谓“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清
初黄氏兄弟与王夫之已经证其为陈搏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更由宋
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谶纬学的根源。他的“洪节正论”，驳汉宋儒者的五行
灾异之说，破除非理性的傅会。其要旨如钱大昕与江藩所述：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
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傅，何从拟
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节”，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
又言，“洪节”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
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节”，宋儒瓶为黑
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节”之理通于“易”。。，
害二。“洪节”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徵王省惟岁以下，
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欢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
五福六极之传，害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胡渭传”同文）
毛奇龄（公元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年）也是当时的一位汉学家。他有
忠臣不死节说，全祖望曾痛斥之。祖望更说他的著作“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
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
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
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鲒
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但他对汉学的提倡亦影响颇大。
李塨走入考证的途径，即受他的推动。阮元更推崇他为汉学开创之功臣，说：
检讨（奇龄）。。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
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
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
迄今。。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
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 洛在胡朏明之先，发
明荀虞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
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引证
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揅经室二集”卷
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
奇龄有一部“四书改错”，是声讨朱熹的书。他说：“‘四书’注无一
不错，。。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以作八股。又无一不错，。。铸九
州四海之铁铸不成之错矣！”他攻击朱注的露骨，在颜元戴震之上，但后来
因康熙帝升朱熹配祀孔庙，他便把这部书的板自斧了。
从考证的本身说，阎胡毛等人也有他们的个别贡献。例如，阎氏证“古
文尚书”之伪，推翻了道学家十六字心传在经典上的依据；胡渭的“易图明
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毛奇龄攻击朱注，也
可以说是打击了经注上的偶像。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主流有根
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
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毛奇龄以此干禄，固无足怪；清帝对于阎胡，给
以钦赐的种种荣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黄宗义的弟子万斯大，字充宗，万斯同，字季野，世称“二万”。斯大
以经学著名，斯同以史学著名。按照宗义的学风，治经治史本来都和他的经
世之学有关联的，但斯大的治经方法，实开后来专门汉学的方法论的先河，
而斯同对于史料整理的态度，则对后来章学诚的文史学有显著的影响。
斯大深通三礼，辨“周官”之伪，对于后来“礼”经历史地位的怀疑，
贡献颇大。他的治经方法，黄宗义甚为称赞。宗义在“万充宗墓志铭”中说：
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
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
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
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
围，其于经也，无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
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南雷文定”前集，
卷八）
这里在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以求
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来传会，这是朴实说理的传统。他对于传注的不信任
态度更为戴震以至阮元的驯诂注疏的前导。
斯同晚年与李塨甚契，颇受颜元学术的影响。他的最大著作为“明史稿”，
刘继庄对他说：“不如与我归，共成所欲著之书。”“万先生诺之，然不果。。。
及万先生府于京，其书普无存者。”（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
斯同的“明史稿”，后来被王鸿绪所盗，钱大昕已指出：“明史以王公鸿绪
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也。”（“潜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钱大昕叙斯同史学说：
先生。。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
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