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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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
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
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
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
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
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
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
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
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
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
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
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
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
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
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
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
之真而不可益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
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
中肯綮，刘知儿、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
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
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
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
表，非深于史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从上面关于史料整理的这一段话看来，斯同对于历史学的论断，是有一
定价值的。他在这方面，实上承黄氏的史学传统，而下开章氏“文史通义”
之端绪。
第三节 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
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
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
切关系。
康熙以来的反动的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
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
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
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
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
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
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
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
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
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
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
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
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
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
之儒。”（“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乾隆壬午。）另一方面，
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了受清廷对外
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
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
潮流。皮锡瑞说：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
（清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
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年，钦
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
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嘉庆八年，
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经学历
史”）
所谓御纂诸书，如康熙所纂的，多出于李光地诸人之手。章炳麟说：“李
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
言幽眇，即皮传‘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
卒以是传会得人主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
令参订朱熹书，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检论”
卷四“许二魏汤李别录”）
李光地承旨编纂了一大批书（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更上
书颂扬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说：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
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
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益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
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
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
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
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李光地所颂扬的统治阶级的“统”策，即康熙以来束缚学术自由发展的
法宝，所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痛斥说：“君家相公（李光地）之书，其貌则
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
学术帖子”）
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这正如皮氏所说：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
是为专门汉学。”（“经学历史”）
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惠栋字定宇，生于康熙
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皖
派以安徽戴震为首。戴震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卒于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
戴震的学问从惠栋处所得者甚多，而其影响则超过惠栋。钱大昕曾为二
人作传，对于惠栋说：
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
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
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
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
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潜研堂文
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对于戴震说：
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
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
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阎百诗、顾景范、胡朏
明虽善读古书，犹未悟斯失（指考证字义地名），先生始釐正之。
同时颇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赞成其说。（同上“戴先生震传”）
吴皖二派不同的地方，过去学者或以为惠求其近汉，戴求其近实。王引
之即持此种见解。他说：
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
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
（见“致焦循手札”）
章炳麟评述二派则说：
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
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
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
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谜闻。。。
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
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
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杨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
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
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与地，皆深通。
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湛、三胡。三胡者，匡
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
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
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
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傅诸子，转相
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
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释。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
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
与苏州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
炳麟的述评，是有一定的总结性的。他评论惠栋与戴震两派学风，吴派
是“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吴派“笃于尊信，缀次
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双己
之律令”。这是清末最后经学大师的评断。但严格讲来，汉学是始于惠栋，
而发展于戴震的。
汉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史料的一种方法。“汉学”二字，在吴派学者
的概念中，确有“惟汉是信”的意思。例如吴派学者江藩说：
黄宗义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搏、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
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
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
笃信之士也。。。胡朏明（渭）“洪节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
而辟汉学五行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节五行傅”，亦出于伏
生也，。。是以黜之。（“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
“不宗汉学，非笃信之士”，即章炳麟所谓“笃于尊信，鲜下己见”。
但皖派戴震的意见稍有不同，他不但信汉，且也疑汉，即炳麟所谓“上溯古
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戴震说：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
以自表■，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
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
孔误，莫道郑服非”。（“戴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
亦有时传会，晋人传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
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 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
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
得之学也，。。食而不化者也。。。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
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
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同上“与某书”）这样看
来，所谓汉学，是和晋、宋凿空之学、汉儒传会之学都相反的，它不仅要复
汉之古，而且在于“空所依傍”，断以己见。
刘师培曾对汉学的方法，加以说明，他说：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
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
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
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左盒外集”卷九“近代汉学变迁
论”）
然刘说也只及于汉儒的训故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
么。章炳麟归纳其中优良的方法为六点，说：
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
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
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
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太炎文录初编”“文录”
卷一“说林下”）
炳麟此论把汉学家的治学精神理想化了。到了梁启超、胡适，便把这种
汉学家的治学精神，吹捧成了什么“近代的科学方法”了。这是似是而非的
论断，必须把它究明。按戴震继承明末以来天文、数学、地理诸学的研究，
在学术修养上确有若干逻辑的因素渗注于其治学方法中，这种方法影响于汉
学家之整理古籍，亦至不鲜。如戴震说：
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
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训，由词以通其道。。。一字之义，当
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义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
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
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