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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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
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
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
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
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乌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下言数学、
音乐）。。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闻事
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为书之大概端在
乎是。前人之博闻强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
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
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
恶可命之尊德性乎？。。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
颓惰。（“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
靡不攸贯，合诸道而不留馀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
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
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
见也。
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既深思自得而近知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夫然
后傅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同上“与姚孝廉姬传书”）
以上第一段话，大意是说科学知识是明经的基本学问，没有这些科学知识，
则经典上所讲的话，是不能精审识断的；第二段话，大意是说定理与假说的
区别，十分之见颇当形式逻辑的定理，未至十分之见颇当犹待证明的假设，
定理可传，假说则阙疑以待识者之辨。这是合于逻辑的精神的。然而乾嘉学
者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无所雇虑”的。大部分汉学家，因为没有将来社会的
信仰，在结论上还是被古道所桎梏；换言之，在古籍的狭小天地中并没有科
学态度的扩充。这扩充是要超出于古籍而进入于物质世界与未来社会的。“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经学升降，以六字评述：两汉之学，其弊也“拘”；
魏晋至唐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
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以上六字断语不
皆是正确的说法，而清代汉学之“琐”则是事实。著者有概括汉学家方法论
的四句话，这便是：
蔽于古而不知世（古指古籍，世指社会）；蔽于词而不知人（词
指“由词通道”之词，人指个性）；有见于实、无见于行（实指其
一部分认识方法，行指认识的证验、准绳）；有见于阙、无见于信
（阙指对于过去的疑问，信指对于将来的追求）。
所以，乾嘉汉学，只有读古书的一定的逻辑要素，但不能说代表科学方
法，这是首先应加了解的。
汉学的学术内容，在吴派固然重在追寻三代制度，而皖派更重于名物典
章制度的考证，自戴震“七经小记”以后，如凌廷堪等的“三礼”研究，都
是最显明的。段玉裁说：
先生。。作书与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
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
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东原先生年谱”）
“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
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中开卷
“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
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
“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绖带”、“记缫藉”、“记
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尝言此等须注乃明。（同上）
这是说，汉学家考证名物典章制度，好像在于“知古今治乱之源”。
但古制的考证，并不能作出古今治乱之源的结论。戴震说，由故训可得
典章制度之历史意义，甚至由此可以闻道，这就更走入非历史主义的唯心论
去了。他说：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
厪厪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经自汉
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余尝欲搜考异
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
助。。。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
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
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
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
志。。。凿空之弊有二：
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
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二三好古之
儒，知此学之不厪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戴东
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
在这里，我们如果深究一下，他是夸大了所谓治经之学。经学至多不过
是考证古史的准备知识罢了。文字的棱勘，对于古史的研究，的确也是必要
的，然而棱勘了的经籍并不就等于史学，而尤其不就是合乎科学的史学。例
如段玉裁说：
先生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正心二字不可强为之说。依吾说，正心二字便是忘字，离为二字，
而亡讹正，乃字之误也。必有事焉而勿忘，下复举勿忘者，古人每
多此文法。玉裁按此确不可易。。。如“诗”云：“江有汜，不我
以矣”，必再言“不我以”，而后可言“其后也悔”。。。（“戴
东原先生年谱”）
这是一种“由文字以通语言”的讲法。至于“由语言以通道”的命题却
否定了社会实践和历史实践。所谓通道，决不是那种非决定的条件的文字语
言所能胜任的。只有历史唯物论才能“通”历史发展的规律，经学家的片断
考释至多是一种初步知识之准备而已。例如惠栋考证“理”字，在学说史上
是有一定价值的研究。他引据了古书上有“理”字的地方，得出一个“理”
字故训，说：
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
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周易述”，“易微言”
下）
如果把“兼两”的字训，置于周末社会的学说史作为思想递变的史料看，
那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阶段的思想的一面。然而知道了“兼两”之义，却也
并不能通一般的“理”，因为“兼两”仅含有相对的观念罢了。
汉学家最朴实的地方是音学研究，这自明末方密之（著“通雅”）以来，
经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至乾嘉学者江、戴以迄段玉裁，实超越古人。戴
震在论“尔雅”时，曾论及音学之重要，说：
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
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援“尔
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
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
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
他读到“庄子”“已而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之句，也说“语意不可
识，偶检‘释故’（“尔雅”篇名）‘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同
上卷三“尔雅注疏笺补序”）故他以为：
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
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同上）
但之不是说死守“尔雅”，死读“尔雅”，就可以知道历史的发展规律。
他以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信古而愚，愈于不知
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他举一个“光”字作例子。他以为历来引“尔
雅”“光，充也”，对此不可无辨，“好古洞其原，谅不廑市古为也”（同
上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他考得“光”字乃“横”字之讹。他说：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
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
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
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
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曰：“横，充
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
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乎四
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溥遍所及曰“横”，贯通所至曰
“格”。。。“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
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而“释文”于“尧典”无音切，于
“尔雅”乃古黄反，殊少精核。（同上）
戴震因“考”“老”二字，与江永商榷，谓“‘考’‘老’二字，属谐
声会意者，字之体；引之言转注者，字之用”（同上卷三“答江慎修先生论
小学书”）。转注之义，犹后人言互训。他因此论及六书源流，从自然演进
上说明文字之进化，颇有卓见（后来章炳麟有修正，如字缘声起之说）。他
说：
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
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
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
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
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
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
“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
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
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戴东原集”卷三“答江
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他主张治经不能“以意衡量”，必求之于文字的源流，这是汉学家的基
本修养。他说：
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
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纲领既违，讹谬日滋。（同上
“六书论序”）
震向病同学者多株守古人，。。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
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远如郑渔
仲，近如毛大可，只贼经害道而已矣。（同上卷九“与任孝廉幼植
书”）
他所谓“治经之津涉”，“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好
古洞其源”，皆指文字学的研究。但这种研究被夸大而为“求适于至道”，
则是由于汉学家的小天地使然。后来今文学家魏源便说乾隆中叶诸家“争治
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引）了。
章炳麟曾论到经学家的治学内容说：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
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同上）
而客观上的学术内容，则为古史考证之学，章氏又说：
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人事污隆
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
审因革。（同上）
但这也是仅备后人研究历史的开荒工作，而汉学本身却不能概尽史学。
章氏又说：
单篇通论醇美确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
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
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污隆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
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
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同上）
章氏是中国近代的汉学大师。他的主观好恶的倾向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
客观主义，是不足为训的，至于他所论汉学的内容在于一言一事的证实，则
是事实。他有一篇“与人论朴学报书”，他说汉学在于“存古，非以是适今”，
可作对汉学的合理的评价，对复古者的当头一棒。他说：
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
挽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先人手泽，贻之子孙，
虽污垢儜劣者犹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礼经”一十七篇，守
之贵族，不下庶人，皇汉迄今，政在专制，当代不行之礼，于今无
用之仪，而欲肄之郡国，浙及乡遂，何异宁人炎武欲变今时之语，
返诸三代古音乎？“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注
意此处提荀子未提孟子），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
典常，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
于先圣？。。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夫验实则
西长而中短，冥极理要，释迦是，孔父非矣，九流诸子，自名其家，
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乃者以笘籥笺注六艺，局在规蒦，而强
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
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太
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由上面讲来，汉学家的学说内容是史学的考据部分，而考据的工作首先
是把“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至于其形的流变因革则为历史家的工作。
汉学家之稽古，主观上不无以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