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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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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考据之学,不但淹没了清初大师多方面人格的发展,而且由避难所的苟
安思想逐渐成为章学诚所谓风气之敝。戴震的哲学一方面在方法上固然借重
于汉学的考证,而另一方面在体系上却表现得异常矛盾。
第三、无论是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
伟大的,并不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
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这
一点,梁启超、胡适都把历史颠倒了。因此,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
设”或“哲学的中兴”,而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他的哲
学正在“由词以通道”,而最浅薄的地方也在“由词以通道”;长处是由文
字的考证寻出些哲学的意义,而短处也因形式文字的束缚,没有“发展”的
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
第四、清初学者阔步地广寻世界、人生,而乾嘉学者则规规拒矩地局限
于古字古句。清初学者们的哲学以唯物论的因素为他们中间共通的学说内
容。而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 
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并且戴震的学说也还是以
经学为其主要内容,如学诚所说: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注泛览
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
兼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 
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
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
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敛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
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
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 
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
实无殊。(“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然而后来学诚也悟戴震“由词以通道”之过火,说不能“以此概人” 
(同上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梁启超论“孟子字义疏证”说: 
此书盖百余年来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
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
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
(“清代学术概论”,七○页)梁启超说戴震哲学的反响,未曾支配时

代,这话颇是。但他说清代学派运动的道理就大错而特错了。梁、胡在这里
虽然都认为清代学术全盛时代在乾嘉二朝,但他们的说法也是不同的。梁以
考据学为全盛时代的意义,而胡则以考据学和实用主义的结会为其含义。二
说尽管不同,而唯心主义地误断历史则是相同的。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是
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评价的,仅能说是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
种复兴的先导,而它的唯物论的因素,也不是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的
批驳所能埋没的。
钱穆对于戴震学术与惠栋学术的相承相接、戴震思想的前后转变、戴震
学术之以考覈为义理之源,作了大量的烦琐考证,以反对胡适的看法。但他
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反驳戴震批评宋儒之人性论,是依据着封建思想的术道态度。
例如戴震解性命之说,纯系他自己的独见,和王夫之解性命之说不与孔孟一
致,是相同的(自然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夫之的深刻),而适合不适合于孔孟
的思想,或近似不近似于荀子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使与荀子较近, 
与孟子较远,又有什么异端之害?然而钱穆重视戴震的这些地方,大为程朱
辩护。
第二、他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里的话,反对戴震论性之说(“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三六三页)。按朱氏这段话实批判不倒戴震,难道朱熹
明说的“圣人教人千言万语,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话,不应该指斥么? 
朱嘉的这类话,在颜元的“朱子语类评”中更此戴震反对得深刻。章炳麟把
颜戴并称起来,他说戴震理欲不相外之说,比程朱的二元论更高明,是的确
的。至于钱穆硬说王夫之与戴震相同,他一再举夫之之识所以超于戴震者, 
在于夫之说:“入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
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 
壁立万仞,止争一线。”(“俟解”)这更胡说得远了。要知道古人学术中, 
糟粕是不免的,而提粹取精,是后人研究者之事。夫之庶民与禽兽之比正是
被其阶级所限制的说法。我们现在怎能依据他的庶民=禽兽的认识来蔑弃他
的理论的精粹部分呢?夫之当日饱尝民族压迫的忧患,却不能同情于季自成
之农民起义,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使然。钱穆举此说夫之之识超于
戴震,那不惟是无知胡言,而且也诬蔑了夫之。
以上可见钱穆把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轻轻抹杀了。唯心主义的主观成见
是没有不曲解历史的。他甚至举出戴震在四库馆盗窃图书,以炫夸自己的发
见。事若诚有之,乃贤者之玷,但这能否认戴震的学问淹博么?他又举章炳
麟论戴震之文,把炳麟“取其排程朱,。。谓东原著书特发愤于清廷之酷淫”, 
说成了“皆一时权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五九页)。其实这并
非权言,正炳麟的真认识。反之,他把炳麟评戴震“欲当即理,乃逮政之言, 
非饬身之典”,推为旨言。其实这都是炳麟的哲学思想中的缺点。如果逮政
与饬身相分离,哲学就真成了不可思议的天理之学了,哪里有不受实际检证
的真理呢?炳麟之论对的,钱穆权变其说;炳麟之论不对的,却反说是真理。
这种故意贬斥戴震以歪曲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和大捧戴震的胡适,同是
错误的!其区别仅在于胡适的观点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观点,而钱穆的是反
动的封建主义的卫道观点,他们在评价戴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各依据自己
的阶级度见,来把戴震或抬高或抑低罢了。

第十二章 汪中的思想
第一节 汪中的治学态度及其复兴诸子的观点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于清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卒于乾
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他出身于贫寒之家,少为书佣,研究经史
百家,卓然成家。以“广陵对”与“哀盐船文”,闻名于世。当时学者多称
道他才识的高卓,同时也认为他“凌轹时辈”,为人所不容。阮元在“容甫
小传”说: 
。。容夫雄于文,熔铸汉唐,成一家言,。。尤精史学,自言
深于“春秋”。生平多谐谑,凌轹时辈,人以故短之。然钱大听、
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未尝不极口推崇。尝为顾炎武、胡渭、
梅文鼎、阁若璩、惠栋、戴震作六君子颂,足见其谦己乐善也。(“淮
海英灵集”) 
刘台拱“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说: 
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
王念孙说: 
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
维。。。容甫才卓识高,片言只字,皆当为世宝之。。。自元明以
来,说经者多病凿空,而矫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为文老虑袭欧曾
王苏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为奇傀而俞失其真。
今读“述学”内外篇,可谓卓尔不群矣。。。其贯穿于经史诸
子之书,而流衍于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酝酿者厚矣,若其为人, 
孝于亲,笃于朋友,疾恶如仇,而乐道入善,盖出于天性使然,视
世之习熟时务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述学叙”) 
王引之说: 
先生于六经子史以及词章金石之学,罔不综览,乃博考三代典
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
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
然成一家言。性质直不饰容止,疾当时所为阴阳拘忌释老神怪之
说,斥之不遗馀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诗之善,则称之不置。
(“述学”附录“行状”) 
以上诸家对于汪中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只有章学诚说汪中没有真见识。
他说: 
其人聪明有馀,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 
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 
汪氏之文,聪明有馀,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同
上“述学驳文”) 
这里,所谓“聪明”,指万殊的博雅之学;所谓“识力”,指一贯的义
旨之学。这大致是以汪中有个别独到的见解,无大体的系统。章汪二人,在
乾嘉学术界都是不容于当世风习的,这二支异军都不能支配思潮。章氏自居
于“成一家之言”,汪氏也被人们共认为“卓然一家”,他们都未形成学派, 
也如诸子“各得一说以自为方”,而批评别人的学说分裂道术。他们的思想
都表现出时代的思潮将有转变的趋向。

汪中“凌轹时辈”的批判态度,表示出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的学术, 
因了贫困而不幸短命,没有大成就,这是事实。但他勇于说自己的话,言人
所不敢言,这在当时实为鳯毛麟角,在清代中叶的思想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
的。阮元说: 
汪中,。。好古博学,长于经谊(王昶“春融堂集”),。。 
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释疑”,皆依据经证,箴砭俗学(孙
星衍“汪中传”)。(“揅经室续集”卷二“集传录存”) 
江藩说: 
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者, 
辄骂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
于世者,必肆讥弹。人或规之,则曰:“吾所焉者,皆非不知古今
者,惟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骂之哉?”(“汉学师承
记”卷七“汪中传”) 
由阮元、江藩的话看来,江中是一位封建社会的叛徒。他的怀疑精神和
中古的盲从迷信、教条信仰是不相容的。
懂得汪中“箴砭俗学”的反抗态度,我们就知道他所以要脱出时代的藩
篱,而自由探寻二千年东被人所鄙弃的“异端”了。诚如他所说,“君子之
学,如蜕然幡然迁之”(“述学”别录“与端临书”),他的诸子研究,从
展史意义上讲来,表现出要遗弃旧思想而蜕化出新思想的愿望,发展了清初
大儒的子学复兴的传统。
我们首先看他的“荀子通论”。荀子学术的复兴,在清初已有迹象。乾
嘉学者不少受荀学的影响的,戴震、钱大听便是显例。如钱氏说: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謷之者惟“性恶”一篇。然多未
达其旨趣。。。世人见篇首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遂掩卷
而大诟之,不及读之终篇。今试平心而读之,荀子所谓“伪”,只
作“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故曰,“不可学不可
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古书“伪”与“为”通。“尧典、“平秩南讹”,“史记”作
“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此其证也。若读“伪” 
如“为”,则其说本无悖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荀子”) 
然而当时还没有人敢把荀子推崇为孔子学说的真传者。汪中首先为荀子
作了年表。他说: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述学”补遗“荀
卿子通论”) 
他引证古籍,说明“毛诗”为荀子所传,“韩诗”为荀子之别子,“左
氏春秋”为荀子所传,“谷梁春秋”为荀子所传,曲台之“礼”为荀子之支
流余裔,“易”为荀子所善治的学问。因此他说: 
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
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
一也。。。“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
今考其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仿“论语”。“六
艺论”云,“论语”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云,谷梁为子复
门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
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

仲弓也。(同上) 
按荀子所称之子弓,历来说者有三,即子贡、仲弓、馯臂子弓。汪中这
里以子弓为仲弓。我们不在此考证子弓为谁,仅仅要知道他表章荀子,是和
周公孔子并提的。这种以孔荀之学来代替孔孟之学的翻案,本身就是一种批
判的思想。不管荀子是否孔子的具传者,汪中的批判态度在当时是惊人的。
汪中在当时最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墨学。墨学自汉武帝定儒术为一尊以
后,除晋鲁胜、唐乐台二人以外,几成绝学。清初,墨子之学始渐渐引起学
者的注意。顾炎武、传山都有推崇墨学的话,而颜元则六经其表而墨学其里。
颜氏之反宋明理学,颇似墨者之“非儒”。到了乾嘉时代,墨学复兴,公开
研究墨子的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王念孙(“读墨子杂志”)、毕
沅(“墨子注”)以及孙星衍、卢文弨诸人。而汪中就在这时试释“墨子”, 
编成专书。他的书虽没有传本,但据他的研究看来,可证他必有“墨子集解” 
一类的专书。他说: 
“墨”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见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
它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
不知。(“述学”内篇三“墨子序”) 
今定其书为内外二篇,而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仿刘向校“晏
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所以进退之意,览者详之。(同上) 
中既治墨子,牵于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阳湖孙。
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则巡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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