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智慧-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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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要信实，不可以自以为聪明乖巧。很多人以为，去奖励一个“优秀”的，就能鼓励千万个人效法，一举而产生千万个优秀的出来，这真是太理想了，太方便了。不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其效果却恰恰相反，奖励了一个“优秀”的，就等于告诉其他所有的人，他们是“不优秀的”。而使千万个人视自己为“不优秀”，产生自卑感而自暴自弃，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或是为了讨好讨巧，就诈伪百出，去作弊蒙混，伪装成为一个上面所要的“优秀的”来。同样地，不能去特别强调，鼓励“圣、智”“仁、义”“巧、利”，而使它们变成了口号性东西。其结果，不是过久了，人们都麻痹了，就是口号喊过了就算了事，都成了笑话。再不然就是大家，上下作弊蒙混，假冒伪善，自己欺骗自己，产生严重不良后果，无法收拾。一旦这些“圣、智”“仁、义”“巧、利”丧失了它们的实质意义，就永远丧失了它们的功效。譬如，“人人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就是把尧舜圣智化，仁义化，模型化了，要人人都以尧舜为榜样，照样模仿。姑不论尧舜是否真是想像的那么圣智，是不是真正能实际模仿得来？其实就是要指着他们来教育人，希望激起他们的欲望，鼓励他们能做“超人”，能做“能人”。要教育人们做在任何条件下一味勇往直前，蛮干猛干，勇于敢的“强人”，“伟人”。往往那些所谓的“强人”和“伟人”，实际上并不是像人们所塑造和宣传的那个样子，因为不久人们就发现了真情。这种教育是在撒谎，是水中捞月式的捕风捉影，是永远绝对不能成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老子教训孔子的道理也类似这样，孔子认为当时社会的败坏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和不奉行周公所制订的礼教，他以恢复几百年前，早已死去的周公时代的礼教为职志，东奔西跑。可老子正告他说：“周公其人和他的礼制，早就死亡了，连骨头都化掉了。”不是人民不行礼教，而是礼教根本就是不可行，不能行的东西。所谓施行礼制的那些繁文缛节，不过是教人作假伪装，是自欺欺人，不但成不了事，而且是败事有余的。所以那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也。”（38章）。如果有谁愚笨到还去大力推行崩坏了的礼制，他就是手扶着犁望后看的倒退式的人物。如果还坚持固执，勉强去做那根本不可行之事，岂不就是强梁了吗？
教育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动机不好，而是方法错误。老子不遗余力地试图纠正这些错误，所以特别提出一个“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命题，因为这个重要性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也是一般人所忽视的。所以，他们就不以其为宗旨去教育他们的学生。于是可能教育出来的多半是伪君子，因为“大伪”之下，产生的现象是“六亲不和”和“国家昏乱”。有了“六亲不和”和“国家昏乱”的现象，就十足地说明了教育的错误和失败。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十七讲 道德
（美）张绪通
老子的《道德经》在汉唐时代分《道经》与《德经》。《道经》有37篇，从“道可道”起，到“天下将自正”止。《德经》有44篇。从“上德不德”起，到“为而不争”止。小篆本与隶属本的编排，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河上本与王弼本都以《德经》作下篇。现在通行的《道德经》都是以《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甚至《道德经》81章，根本就不再特别标明《道经》与《德经》的划分。从整个老子的思想体系来说，《德经》与《道经》有没有标明出来，谁先谁后，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道，“德”是德，是两个很不同的概念。
近代，中国人把“道德”两个字连用，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合于伦理的行为，大众应当遵循的规范”的意思。是英文里Moral；Morality道德，道德学，伦理，伦理学的同义字。也与Ethics；Virtue相通，不过，Virtue这个字多指道德的表现，如：美行，善良，高洁，贞操，廉直，守信，诚恳等等。西方的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就用很重要的篇幅来讨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和它们的内容。譬如，康德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说成道德是不可执行的法律；法律是可以执行的道德。遂成了代表他的一句名言。综合来说在西方，道德归教会执掌，法律由国家执行。然而这种划分事实上又不尽然。譬如，十六世纪，实验科学始祖伽利略；是意大利王室尊敬的教授，“发明”了圆形地转说，违反了教会“大地是平面方形”的迷信观念而触怒教会，以致被监禁，处以焚刑。在欧洲同性恋除了教士以外，捉到了就得活活烧死。Witchcraft异教（祈星禳斗，以草药治病延年益寿等。）被教会判为“邪教”，信徒被捉也都是活活烧死（有圣女贞德的著名故事）。教会不但执掌“道德”，而且强制执行。其暴虐的程度把夏桀、商纣都要比下去了。在东方，中国人张衡（东汉）发明创造浑天仪，他早在汉代，就知道天体运行是圆形的，比伽利略早了一千五百年。汉朝有名的皇帝们，从太祖高皇帝起，大半都是公开的同性恋。普遍受人尊重的诸葛亮，也祈星禳斗。若是他们不幸生在欧洲，在教会的权威之下，恐怕都早就统统被烧死了。而老子所说的“道”与“德”，其内容远远超越了过去的西方人和现代人们所理解的“伦理道德”概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道德经》虽有道和德两个字（注意：道和德两个字没有被连用在一起。），不能把它看做是一部专讲《道德伦理学》的书。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差不多已经把老子所说的“道”做了很详细，周密的介绍和说明。在《道德经》第38章，也就是《德经》的开头，老子又特别提出了“德”的概念和命题，似乎是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因为老子的《道经》有三十七章，而《德经》倒有四十四章。事实上，老子的《道德经》这部书，用现代最中肯的话来形容就是，它是一本高等级的《整体管理学》，也是一部高层次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以培养领导和指导治国为中心。当然，现代企业也可以照样体会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去了解老子的《道德经》就会事半功倍了。
让我们先来看“道”与“德”在老子的观念下，它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在《道德经》第51章，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是说：万物是从“道”而生，却由“德”孵育畜养而长成蕃衍。物质使万物得到形体，却又由各种变化的势力相激，而促使其完成。所以万物没有不都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之所以受尊崇，“德”之所以受珍贵，并没有因为任何人的命令使然，而是它们本身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因此，“道”生万物，却由“德”来孵育畜养，使它们繁殖，培育，成熟，结果，受到充分的抚养和保护。可是生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作成了万物，却不自己居功。作为万物的长者，却不强制宰割它们。这就叫做“深远之德”。
读过了这段文字之后，不禁有一个感觉，就像一个家庭，一个正常的家庭，父生之，而母畜之。父精母血，生命的源头虽然是父亲，而实际的十月怀胎，三年哺乳，都是母亲。在慈母怀中所受到的抚养和保护，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如果一个人先有自己亲生的慈母，后来又有一个继母。即使继母再怎么和善良好，相比之下，就是晚娘。因为慈母之爱，出于天性自然，是天下没有东西可以相比，可以代替的。
在人的世界里，“道”好比父亲，是抽象的原理原则，而体现“道”的实际具体的机能是“德”，好像母亲，是政府。直言之，就是“作之父，作之君”的领导——侯、王。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生命的联系，生命的关怀，是血肉相连，没有任何力量能拆散分开的。即使大难临头，被强制打散，他们之间的心灵、精神、情爱、记忆，还是永不分离。
在庄子《人间世》里，假口孔子，说了两个“大戒”：“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就是说天下人间有两个大法则：一个是命，另一个是义。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命定的，是彼此永远解除不了的心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大义，走到哪里都有政府。父母、政府都是人生绝对脱不开的东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称为人生的大法则。换言之，家庭和政府是人生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摆脱不开的，所以也永远逃避不了。因为这种关系不是人为撮合的，如果是人能撮合的东西，人也能很容易把它们消解。既然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解脱不了的，那么，必须好好面对它。反过来看，作父母的如果有了儿女，就注定脱不开了。同理，既做了政府的领导，人民是再也脱不开的了。既然大家有幸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这一遭，又都有幸能聚在一起，就尽量把关系处理好吧，何必留下什么遗憾呢？
千万不能低估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周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定型的阶段。成了天下万民共同的认识，就是“民族国家”。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家与国（至今国、家两字连用），民族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大一统的国度。最高领导的天子，不仅是全国人民统治者“君”的代表，同时也是这个大家族“父”的代表，甚至还是全国子民“师”的代表（周书：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师。）。自周以降，秦始皇企图把国与家，民族与国家分开，因此他一转眼就灭亡了。汉兴以后，民族与国家再度融合为一的意识形态，更牢不可破了。汉代有匈奴，魏晋有五胡，唐初有突厥，唐后有五代，北宋有金、辽，南宋有蒙古，明末有满清，对中国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挑战。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从狭义的大汉民族，化为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又再度接受了日本的挑战，得到最后胜利。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的骄傲。炎黄子孙虽然遍布全球，只要拿镜子自己照一下，就能认同自己的根源。即使你自己不在乎，别人却很在乎。如果中国政府大祭黄陵，就会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向心力量，无法估计。
孔子说：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做了亡国奴了）！（《论语》宪问第14）。大政治家管仲为中国订下了的“尊王、攘夷”政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命脉。中国人几千年“攘夷”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越来越庞大坚实。而“尊王”就是拥护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拥护好，就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依照庄子所说，不管你逃到哪里，还是逃不脱头上有个政府。倒不如，好好拥护自己的中央政府，大家把关系搞好，大家都舒服自在，潇洒一点，活得也不太累，并且也有光荣。总比当汉奸，做乱臣贼子稳便得多。庄子的两个“大戒”是很有来历的，要论证它的来历，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不过，只要稍微涉及一点历史的知识，就不难理解两个“大戒”对自己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当领导，称国民为：父老，兄弟，姊妹们！或同胞们。除了治理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他们像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的体贴，关爱和照顾。所以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0章），要注意这句话，爱民被放在治国的前面，是个大前提。自古中国领导切忌“表演”、切忌“多言”、切忌过于宠惯自己亲生的儿女，让人民感觉到他们那个“儿女”的名分不是真实的。譬如严嵩这个领导，不是不能干，只是看不开，一味宠着儿子发财，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在儿子的手上。同时期的戚继光，在前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仅他的抗倭事业大大成功，而且成为永远的民族英雄。王安石一味宠惯儿子，可以不卜而知，他的变法使命一定一败涂地。在中国当领导，说难很难，说易也易。只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获得了人民的爱戴，人民就自愿去蹈汤赴火。人和，一定政通。可是，如果人民觉得你欺骗玩弄了他们，可不得了！他们就会手指太阳说“吾与汝偕亡”！这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不相同的！领导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政治性的，抑且是家庭性的，更是感性的！
庄子这两个“大戒”，不知道难坏了多少人啊！怎么能把关系处理好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大题目！在《道德经》第51章，老子已经解答了一大半。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个人是一个小生命体，都是有机的，活的，依照自然规律生长的。抽象的“道”，代表了宇宙大生命体的原理原则。而具体的“德”，是存在于宇宙大生命体和个人小生命体中间的一个有机体。在人的世界里，直接具体地反映了大生命体运行活动的原理原则，为天下万民（百姓）服务。这一个有机体就是为人民担当一切苦难灾殃“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章）”和“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章）”的政府和领导者——侯、王。老子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政府和领导者的机能，必须是依照有机、生命、自然而然的法则运行，不得以任何个人的“人意”或“人欲”来阻止、破坏它的运行，也不能“揠苗助长”，用“人意”和“人欲”去催化。是谓：莫之爵，而常自然。老子这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扬弃人为的、机械的架构，死板的教条，从生命的本身来探索，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