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智慧-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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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老子还怎么说。
在《道德经》第38章，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就是说：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不搞形式、教条，于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有德”。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专门拘守形式、教条，死死地守住形式、教条，生怕丢失了它们，却由于无法达成，反而变成“无德”。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运用“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所以用不着故意做作，表现，搞形式、教条。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就专搞形式、教条，故意做作，表现，表演。说来说去，老子又说到统治者的头上来了。在这里，他把“德”更仔细分析为“上德”和“下德”，“上德”直接反映了“道”，是自然而然的，是顺着宇宙生命体的法则正常运行的。“下德”就搀和了人为的因素进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详细地来分解它们呢？因为老子知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不能轻易脱去“自我”，动不动就要自显聪明，自我表现，去画蛇添足，就把很好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同时还要推诿，遮掩，就越弄越糟，把事物往死亡里推。
老子把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府曾经分成三个等级，他说：“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17章）。最上等的，是人民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淮南子·泰训篇》说：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列子·仲尼第14》中有关于帝尧的一个故事，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人民拥戴不拥戴自己？就去问他的左右侍从，侍从们回说，不知道。于是去问外朝官员，外朝官员们也回答说不知道。他就去问人民，人民也说不知道。他就换上普通的衣裳，微服到大街上去打听，听到街上的儿童们在唱歌。他们唱：“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尧问儿童，谁教你们唱这个歌的？儿童说是大夫。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这是古诗。这个故事是形容最高级的统治方式与效果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毫无人为的做作和虚伪。次一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爱戴他们和赞扬他们。下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害怕他们和辱骂他们。与上面的“上德”“下德”参照来看，就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地知道老子在说什么。
老子在讲过“道”“德”关系和它们的特殊内容之后，又接着讨论在当时市面上存在着的三个概念，就是仁，义和礼。在姬周推翻了殷商，革命成功以后，一统天下。周公就别出心裁，制订了“礼”的制度，并且出版了《礼记》，把“礼”的内容规定得详详细细。后人就有了一个口头语：“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周公之礼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规范了起来，比世界上其他古今各国的“伦理道德规范”还要严格详明。因为有了“周公之礼”，中国人动不动就自诩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别人并不懂周公之礼，所以视为禽兽贱种。可是很不幸，“礼制”归礼制，规定得很好，人民就是不能遵循。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眼看社会充满了邪恶，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完全成了禽兽世界。他研究的结果，结论是：由于周公之礼被后人抛弃了，所以人类就沉沦了。要想改正目前的堕落，唯一首要之务就是赶紧“恢复周公之礼”。于是，他到处奔走宣传这个信念，叫做“复礼”运动。由于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恢复礼制，使人民君臣上下能切实遵守，就跑到京城去请教老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礼”。他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老子就切切实实地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所谓“礼”，都是人为的死教条。根本就不可行，也不能行。不是社会背叛了礼制，是礼制背叛了社会。由于它那行不通的繁文缛节，没有人真能照办，逼于政治的压力，大家就伪装作弊，表面好像是彬彬有礼，道貌岸然，背地里就是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是大家虚伪欺诈，是从严格的，硬做规定的礼制那里激发出来的后果。“礼”就变成“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你如今还要去恢复礼制，岂不是缘木求鱼，首尾倒置吗？况且周公和他的礼制早就死得连骨头都没有了，礼制的腐朽是有它合理的原因的，你就不必再开倒车了。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表面看上去是问题出在“子”和“臣”。其实不然，问题不是片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史可法，文天祥的出现并不是好事。在正常的君正、臣贤的状态下，绝对不可能有史、文表演的机会。“六亲不和出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大舜之所以大孝，是因为有了一个虐待狂，神经病的爸爸瞽叟，闹得家反宅乱。教忠，教孝，教仁，教义，表面上好像很对，但是后遗症和副作用就会令人担当不起。老子看事情不是从平面、静态着眼，而是从立体、动态着眼，所以比较能看得清楚和正确。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12）。根据孔子的话，“仁”的定义是克己与复礼。“礼”是周公之礼，前面已经谈过了。剩下还有一个“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大强调“义”，而强调“义”的是后来的墨子和孟子。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38章）。就是说：上等的“仁”，是由人为的表现，但不是出于恶意或故意的。上等的“义”是完全由于人为表现，而且是故意表演。上等的“礼”是故意强制的东西，当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时，就伸拳捋臂，敌对报复，要强逼人们就范。老子只说上仁，上义，上礼，没有说下仁，下义和下礼，大概是不忍再说下去了。总而言之，“仁”“义”和“礼”都是行不通的装饰品，曹雪芹的一本《红楼梦》，就原原委委道出了真相和病根，因此《红楼梦》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如果一个政府依据这三个条目的原则来管理统治，能不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吗？理由是这些人为的东西都是美丽、诱惑甚至庄严、神圣，可它们都是装饰品。古今中外，许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往往把它们当作“救命草”。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十八讲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美）张绪通
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是老子《政治学》的总纲领。“以”是“用”的意思，就是说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统兵作战，用“无事”来取得天下。关于“无事”的意义和怎么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我们在前面曾经用专文讨论过了。这里剩下来的就是“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这两句话。治国要用“正”；用兵要用“奇”，似乎是平淡得很的两句话。不过，稍微思索一下，就马上能感觉得出，这两句话的意义很不简单，是一字千钧的。不得不予以详细稽考，以免埋没了老子的伟大智慧。
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这四个字，几乎包括了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一切道理。而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所有重点只落在一个字上，就是“正”。换句话说，只要能用“正”，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用“正”，国家就治理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正”呢？
过去有不少学者们主张：“正”在这里的意思是“清静”的意思。意思是说只要用“清静”来治国，国家庶几乎就能被治好了。他们的根据是：（1）老子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章）。（2）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45章）。（3）老子说：“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老子所说的第一处“天下将自正”的“正”字，在其他不少版本里（包括郭店楚简）都作“定”。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做考据的争论，不过根据古代许多学者的见解，似乎是“定”比较合理。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只要领导们能少私寡欲，而且又能安静的话，天下将会自然安定。老子所说的第二处“清静为天下正”的“正”字，在郭店楚简里还是作“定”解。不过许多学者的论著都认为这里的“正”字应当作“长”字解，譬如，古代俗称“里长”为“里正”。在河上公的版本，这句话的注里，就说：能清，能静，则为天下“长”。就是说：能清，能静，就可以当天下的领导。老子所说的第三处“我好静而民自正”，根据庄子《天地篇》：“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在这里，这个“定”字又出来了。就是说只要我（领导）好静，人民自然就安定了。总之，“正”字虽然在老子口中一再出现，但都不像是字面上“正当，正直”的意思。
即使上面三处，老子说到的“正”字，都不作别的意思讲，只当作“正”字的正来讲。它们却都是“结果”或“结论”。譬如：（1）领导们能少私寡欲，又好安静，于是天下都“正”了。（2）因为领导们能清，能静，所以天下都“正”了。（3）因为领导好静，以至于人民都自自然然的“正”了。领导是主体，由于他们使用“清静”的方法，以至于得到了“正”的结果。因此，“正”是“正”也好，是“定”也好，是“长”也好，都不过是领导们行事的“结果”，不是行事的“方法”。而“以正治国”的“正”，按照老子的语句来说，指的是方法，不是指着“结果”说的。所以如果硬把“结果”当作了“方法”，就显得很勉强。因此，用老子自己的三句话来解释“以正治国”的“正”字，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以正治国”是用“清静”来治国，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很勉强。或是老子还有他更深层的用意。这是关于“正”字的第一种理解。
尹文子《大道》下引《老子》说：“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此外，傅奕、刑玄、番（石旁）溪诸本与《文子·上礼》都把“以正治国”的“正”字作“政”。顾欢本，成疏：“政谓：名教法律也。”古来，正与政二字通用。这样说来，“以正治国”，就是以“政”治国，也就是用“名教法律”来治国。简言之，就是“法治”。
主张“法治”，在《道德经》里是有根据的。老子在《道德经》第32章中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这里说的“始制有名”，可以说是老子的一个很有力的法治主张。“制”是法律制度。《荀子·王制篇》：“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名”是循名责实，从领导任用人才，贯彻命令，考核官吏，到对作奸犯科者的惩罚，都在“名”的范围以内。《史记·秦始皇本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因此，“始制有名”是领导者的最主要的责任：创制法律制度，循名责实。正如管仲说“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篇》），《黄帝四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者，定分止争者也。所以老子在“始制有名”之后，接着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法律制度的制订，就是要大家知道，并确定自己的名分岗位，做到适可而止。如果全国上下，大家都能做到“适可而止”，没有人“铤而走险”，国家的治理就可以达到相当理想的地步了。
不过，自古以来中国的“法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阶级性的法治；一种是总体性的法治。前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以上的一群人，口中讲的是“仁、义”，同时又“富而好礼”。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可以不受法律的拘束，即使犯了大罪，也有办法通融。所以，刑不上大夫。他们不生产，不劳动，优裕富足的生活资料全是从事剥削而来。由于彼此利害相关，就彼此互相联系关照。是谓官官相护有私情。由于剥削的对象是庶民百姓，而庶民百姓又无权无势。他们越要富足繁华，就消费越多，剥削搜刮就越紧迫，于是以“严刑峻法”来威逼庶民百姓。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拘束，庶民百姓才是他们“法治”（用法律制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整个说来，这也是“法治”，不同的只是一群人用严刑峻法来治另一群人。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结果有二：一是庶民百姓揭竿而起，或许是小规模的“起义”，或许因而形成大规模的“革命”。二是外国人来了，他们看见中国衰弱、内乱，就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小则把中国政府赶到一个偏隅的小地方，苟延残喘；大则干脆把中国灭亡了，中国人都做了亡国奴。
后者，总体性的法治的特色是主张上下贵贱皆从法，最重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只讲法律，不讲情面。上下大家都一样认真规矩，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旋踵而天下大治，立即富强。不幸的是，在富强不久之后，一定就有一批人出来批评，说：这样太残刻寡恩了，一定要讲“宽”，一定要行“仁”。这就好像一向都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一听说放假了，可以睡懒觉，就不知道有多高兴。一旦松懈了，逐渐就变成废弛，然后腐败，衰弱接踵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