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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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章 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
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不但在它的缓慢解体过程中孕育着封建因素，而且
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后代社会的萌芽形态——包括经济、政治
等，因而古代人在大的地方也天才地预测到很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真理，虽
则说它们是素朴的。
封建制社会的降生，大抵比氏族制社会到古代奴隶制社会的转变过程要
短些，而比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可能要是些。我们可以说，
封建制社会的降生，除了落后民族受先进民族的影响而有特别的路径外，其
典型的情况，不会少于二百年的悠久的转化过程，而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
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其次，古代社会所已具有的各种形态，依不同的历史条件、民族习惯和
传统，必然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保存于封建制社会，同时其中可能有一系
列的旧的过时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它们在封建制生产方式主导
支配之下，发生着束缚的作用；但也有若干制度沿袭到封建制社会，在一定
的时期发生着进步的作用。有些古旧的传统的制度，被封建的统治阶级利用
来作为巩固专制制度的工具，例如农村公社等；有些传统的精神也被进步的
阶级（特别在封建制社会后期）利用来作为攻击封建制的武器，例如历史上说
的启蒙思想或“文艺复兴”，所以，通过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历史，我们寻常
看见有各种各样的“复古”。从秦汉以来，有的拿六经的先王王制作为封建
皇帝“制法”的复古形式，也有的披着三代的古典衣裳，而幻想另一个世界，
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语）的复古形式。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它
本身都是借助于传统的思想材料，改变其形式，进而增补其内容。有的利用
思想材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
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
材料可能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中国中世
纪历史上的经学笺注主义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不论秦汉人的经学的识纬化，
魏晋人的经学的玄学化，唐宋以来的经学的科举以至八股化和道学化，都应
该从这里去了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
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着什么形态。这个专门问题
正有待于我们历史学者的创造性的研究。古代罗马世界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
的参考，而不能代替我们的分析。
著者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之陈。从大量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
和后代的制度，不能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
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过去学者大都毁骂
秦法，但他们异口同声说秦制是古制的对立物。顾亭林还这样肯定：“汉兴
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这句话是可以从各方
面证明的。
然而直到现在，对于秦人毁灭古制这一问题，由于观点的不同，得出各
种各样的理解。这里不能作详细的辩论，只能提出一些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中，封建制因素的生长形态必须和古代
社会里所存在的后代社会的（其中包括封建制的）萌芽形态，严格地区别开
来，因为由前者而言，它是社会发展史的变质倾向，由后者而言，它是古代
社会的正常状态。不作这样的区别，历史发展的界限是可以任意来划分的。
我们又认为，个别国家或个别区域的封建因素的成是必须和全国范围内
封建关系的法律化过程，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由前者而言，它是在没有法
典化以前的某些现象甚至多数是尚难实现的理想；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统
治阶级的一系列法律手续固定起来的形式。
我们把中国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这不是说秦
统一六国以前没有封建因素，更不是说秦代便把封建制完成了。远自秦孝公
商鞅变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在奴隶制的发展情况之下就有封建因素的萌
芽，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谓并一海内、一统皆为郡县（公元前二二一年），中
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构成（Formation 一般译作“形态”）正被封建制社会的经
济构成所代替，经过汉初的一系列的法制形式，如叔孙通制礼，萧何立法，
张苍章程等，到了汉武帝的“法度”，封建构成才典型地完成，即封建生产
方式，在古旧诸制度依然同时存在之下，作为主导倾向而统驭了社会的全性
质。我们必须从秦汉社会的诸编制实事求是地去具体说明其中的特征。
我们知道，秦汉在制度上是先后承袭的，其间虽有小的变迁，而精神则
是一脉相承的。史汉凡讲到各种汉代制度，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学术，必首
标汉袭秦制，见于文献者如：“汉因循秦制而未改”，“汉承秦制”，“秦
制汉氏因之”，“秦制汉循而未革”，“汉承秦绪”，“汉承秦业遂不改更”，
“汉踵秦制”，“汉初因素法”，“敚胤ㄈ∑湟擞谑闭摺保灾劣凇昂�
接秦之弊”，诸如此类词句，不胜列举。这种因循的性质，就是封建制社会
的继续发展。然而，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会呢？我们的答
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
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已在本书卷一讲明白了），这里我们所举
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
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
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
第一节 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自然经济的统治”，这是列宁规定封建制四个条
件之第一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小生产制的封建
制社会的经济条件。
自然经济原是古代社会老早就有的因素，但它沿袭到中世纪社会便成了
统治的形式。它所表现出的主要方式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在中国
封建制社会更有它的特点。马克思说：
“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
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材落共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
这也是原发的形态。？？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
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参看资本论，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页四一二——四一三）
“那些家庭公社是尊基在家庭手工业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
的农业底特殊的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都能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
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
础。”（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论印度，中译本，页一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一再阐明这一理解东方封建制社会的公式，其中明
白地指出中国在内，不是如有些人说的中国为例外。因为有这样的自然经济
的性质及其和它适应的地租形态，“对于我们例如在亚洲可以看到的静止的
社会状态，就完全适合于成为它们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更一○三九）。
显然，这一理论是针对封建制社会而讲的，不是如有些人说的，它专指的是
古代社会。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有这种自然经济的因素，但手工业基本上是“处工
就官府”（齐语），“工商食官”（晋语），“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
粟，工攻器，贾攻货”（吕氏春秋上农），不但法律上有所谓四民不杂居，而
且工商的地位在古文献记录中是很重要的。古代的这种官手工业的制度还沿
袭到后期封建制社会，成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附属物。然而什么时候这
种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手织业）的特殊结合成了支配形式呢？
我们在古代文献中也看到些民间的情况，例如奴隶的男女分工，有“臧”
主耕，“获”主织的传说，“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鲁语）以及男耕女织的
主张（如墨子孟子）。但是，农业的“耕”和手织业、手纺业的“织”，结合
在一起，成为广阔的基础，虽然在商鞅变法中有了萌芽，“耕织致粟帛多者，
复其身”，然而更明显地是表现于秦汉之际的文献。例如：
“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以教民
尊地产（嘉谷）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
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以
长生”句亢仓子作“资相为业”）。”（吕氏春秋上农篇）男耕女织即所谓“男
女贸功”，农业和手纺织业的结合即所谓“资相为业”，所以吕氏春秋在上
文就说到这是为了使劳动力束缚于土地，“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共产复（厚），其产复（厚）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居）而无二虑”。
又如经秦汉之陈的人所作的管子经重乙篇说：
“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即村落的家族公社）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
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
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
经汉博士补为冬官的考工记说：
“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企图用以代替法典的淮南子的主术训说：
“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
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
上面所引的说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话，都是带有半官或半法典的总结
语气，到了汉代，就成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口头
禅了。例如班固批判秦政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汉书食货志）
这样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虽然它的渊源颇古，而手工业的官有
形式在汉代也依然存在，但是这种传统到了秦汉时代才典型化，才成为“生
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我们再把汉人编制的秦代字书急就篇引来作证，更
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秦法比东土六国的礼法表现了不同的精神。急就篇以类
似法典的形式，在第七、第八章，详细罗列着农业生产部类。这样并列的男
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原来就是急就篇说的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司农少
府国之渊，授众钱谷主办均”，“籍（户口）受验证记问年”，“种树收敛赋
税租”。这些农户被束缚于公社，“闾里乡县趣辟论”，如果男女农户要脱
逃或暴动，那就有法律制裁全族：
“变门杀伤捕‘伍邻’。‘游徼’‘亭长’共杂诊。”
“犯祸事危置对曹。谩訑首匿愁勿聊。缚购脱漏亡命流。”
“攻击劫夺槛车膠。‘啬夫’假佐扶致牢。”
封建制的法典化也有转化的过程，并且它是由简陋的立法逐渐进到完备
的立法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
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
当作法律固定下来。？？在时间的进行中，采取了有规则有秩序的形态。这
个结果就会发生出来。”（参看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五）所谓“趋其耕
耨，稽其女工”的王法，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国民月令的支配形式。至
于法典的完成，在我们的研究的结果，就是“食货”二字的定义，“食”、
指农业生产，“货”指手工业生产，“食货”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汉书食货志说：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
这个自然经济的法典式的定义一直延续于后代，在唐人法典中还可以找
到同样的规定，唐六典记载着：
“肆力耕桑者为‘农’。”（卷三）
“钱帛之属谓之‘货’。绢曰匹，布曰端，绵曰屯，丝曰絢，麻曰綟；？？
钱曰贯。”（卷二十）
因此，历代的食货志就显然刻上封建制的烙印，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史料
了。从耕织的传统习惯以至法典化，“食货”既然形成统治阶级课赋的对象，
那就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了。
前面所引马克思的公式，特别指出，封建制的地租形态，是因为有农业
和手工业的结合，才成为例如亚洲的社会形态的适合的基础。接着他说：“这
种实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这样，从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都严厉地受到威胁，从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
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量的生活资料。”（参看资本论，
第三卷，页一○三九）我们就在汉代盛世，已经从贾谊的文中看出了这样现
象，如上面举的例，一方面男耕女织的结果，是衣食不保，另一方面耕织的
资财是几乎完全奉养统治阶级，还嫌不能满足其欲望。秦汉以后的所谓劝农
桑、重桑梓的内容以及各代有关郡县典章的说明，就更使我们易于理解了。
既然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
统一形成的”，那么地租的剥削，自然就和这一基础有所关联。在中国历代
文献中，这种剥削形态叫做“租调”。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通过土地所有
制形式，在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关系上面也刻上烙印，所谓“租”课粟米，“调”
输布帛，文献上也称“课调”。
租调的制度在古代已经有了萌芽形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买庸（原作“卖庸”，今按经文“取庸”义改）而播耕者，主人（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