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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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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二)分诸子思想为九流十家,而以其源皆出于王官,
(三)诸子思想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时。此三者本为中国古代思
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刘向说:
“昔周之未,孔子既没,后世诸子,各著篇章,欲祟广道艺,
成一家之说,旨趣不同,故分为九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
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别录佚文诸子略辑略)
刘歆也说:
“昔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
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
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
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
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七略佚文诸子
略辑略)诸子略将起于孔子以后的诸子思想,分为九流十家,并指定
其皆出于王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
于史官,明成败兴废,然后知秉要特权,故尚无为也。阴阳家者流,
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以授民时者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
官者也。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俭:
宗祠严父,是以右鬼神: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
尚贤;顺四时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纵横家者
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杂家者流,盖出
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此九家者,各引一端,高尚
其事,其家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舍所短取所长,足以通
万方之略矣。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这一看法,
含有下列许多问题:
先秦学人论述诸子哲学,只将诸子中学说相契合或互连结的、作为一类,
并不加以学派的专名:如庄子以关尹、老聃为一类而不名为道家(天下篇),
苟子以子思、孟轲为一类而不名为儒家(非十二子篇),皆其例证。自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等学派专名为标准而评胫
子学说。刘向歆父子因校理群书感于编目分类的需要,增加纵横、杂、农、
小说等名,置于六家之后;自是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近人对于刘氏所持九流十家之说,颇有非议。但最武断的是胡适,他在
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说:
“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
其最谬者,莫如论法家。??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
此方术即是其逻辑。??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一家之
言。??汉儒固陋,??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于是凡苛察缴绕之
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
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中国哲学史大
纲卷上附录页四至五)
我们以为,九流十家之说,诚有可议,但将名家列为九流之一,则无甚
可议之处。我们虽承议“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但我们却不
否认先秦诸子中实有于名学用力最大、成绩最著、并以名学成家的学派,如
惠施,公孙龙以及墨经作者等是。倘依胡适之论,非至否认逻辑的独立地位
不止,宁非大错!
诸子略划分学派,其可议之处,从梁启超以来有不少专论。撮要述之,
计有下列各点:(一)太史公所说“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大分法,
大体上足以包举先秦重要学派,无可非议。(二)刘氏续增“纵横、农、杂、
小说”四家,颇类蛇足,即在目录学上也殊无根据。(三)六家皆以学显:然
战国虽有纵横之士,未闻有纵横之学。(四)农家如指关于农业技术,则根本
不成为学派,如指许行一派,则又不出道墨二家的“支与流裔”。(五)杂家
本不能成词;既杂即不能成家,成家则不应名杂。(六)小说家不在“可观”
之列,本已为刘氏所自认;据桓谭新论所释,“合叢小语,近取譬论,以作
短篇”,则文以载道,其所明道术,不会外乎六家要旨。我们认为上面对分
类法的批评,都近于烦琐,因为研究诸子思想的学派性,即使推翻了九流说,
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
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班固以下,即有争论。我们看来:西周以前
学在官府,而私学开创于春秋战国之陈,谓诸子出于王官,殊难一概抹煞。
不过,汉代以师为吏,学官为思想的合法生产者,帝王为正宗的钦定者与经
义的统一者。这无疑地是复西周??在官府之古,此点当为刘氏诸子出于王
宫说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西周学在官府之制,反映了氏族贵族的专政,
后来派生出贤人作风,而贤人作风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观。
所以,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遂充满了“世道凌夷”之感。例如: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
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从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
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
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是,穷知究虑,以明其指,
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
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
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
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七
略佚文诸子略总序)
似此,以“王道既微”为诸子时代的特徵,与孔孟庄荀的“世衰道微”
说,初无二致。至其以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并确指某家之学出于某
官之掌,则为汉代儒学正宗及经学基尔特传授制度的适切反映。这与其视为
“暗合古史”,不如视为替汉制寻找历史根据,更近真实。
然而,纵令如此,刘氏父子的别录与七略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的确从
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其中离开神学气息。此种精神,在刘歆的让太常博士
书里,表现得更为清楚: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
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
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
遭战国,弃籩豆之札,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
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
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札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
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
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粱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
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
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
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
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
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
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
赵国贯公、膠东庸生之遣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
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宇,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
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
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
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
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
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
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
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遣。今则不然,
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
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
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徽验,外
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
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
粱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
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志其大者,不书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
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
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从上面的议论看
来,刘歆在信古的外衣里,表现出存古的主张,反对绝灭各家的“专
己守残”的政策,反对“雷同相从”的陋习。
章太炎说刘歆是一位“良史”,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此外,刘向在战国策孙卿新书二书校录里,其所述古代学术的变迁大势,
亦复同此。就此方面来看,他指出文化史的发展不但与阴阳灾异等神学范畴
无甚关系,纯属人事以内,而且还主张存异说,反对专一说、党同门。我们
如果拿这点与五行志所载的话相对照,显然是二元的折衷主义的思想系统。
我们知道,两汉之际,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封建统治者内部,
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一部分人物则益趋于迷信。在王朝
内部更出现了朋党之争及篡弑的危机,所谓经今古文学的论争,遂被政治斗
争所利用。参与此一政治斗争(例如刘向与萧望之周堪金敞等“四人同心辅
政”,共抗外戚许史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刘歆更为王莽的国师)的刘氏父子,
在托古改制之中,还看出了“礼失求诸野”的现实危机。他们虽然为阶级所
限定,只能部分地摆脱神学,而不能成为辙底的无神论者,但在人文思想方
面却保持着清醒的自觉。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矛盾,即是所谓“二重真理观”。
这种二重真理观或折衷主义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论神学思想
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白了对于中世纪社会矛盾之无力解决。刘歆的自杀悲刷,
即其明证。他们并不能自知矛盾的历史秘密,例如班固的刘向歆传赞曾说:
“刘氏洪範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
之绪。”(汉书卷三六)
似此,对于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给以相等同的赞辞,正是折衷主义史家
论断的笔法。
第三节 扬雄的二元论思想
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说:
“扬雄宇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
通而已,博覧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
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
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传
赞说:
“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
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
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
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于后世,以为经莫大子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
篇莫善于食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
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
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
而桓谭以为绝伦。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
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尋,歆子菜复献之,莽诛丰
父子,投菜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
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
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
作符命。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者酒,人希至其门。时有
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年七十一,天凰五年卒。侯芭为之起填,丧之三年。”
从扬雄的生平看来,他是一个不满现状而又不敢斗争的人,是一个为统
治阶级所不喜欢而有正义感的学者如桓谭所称赞的人。扬雄的思想,一方面
攝取周易与老子的理论,并杂以阴阳家的神秘主义(历数),而铸成其二元论
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根据儒敢的人生哲学,建立其伦理学说。他的太玄赋
说:
“观大易之捐益兮,覧老氏之倚伏。省夏喜之共门兮,察吉凶
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燭?豈愓宠以冒灾兮,将噬
臍之不及?若飘风以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隆隆而辄息兮,火
犹熾而速灭,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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