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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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许商,迁奉车都尉。”“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河平中,“定襄大姓石
季郡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拜伯为定襄太守”。
“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
“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攝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
“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
咸称神明。”及“许商师丹为光禄大夫,伯迁水衡都尉,与雨师并侍中,皆
秩中二千石。”
二伯祖班斿“博学有俊材”,“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
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
赐以秘书之副”。
祖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
广平相。”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大司空甄丰“劾
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
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五、伯父班嗣,父班彪,俱以学显名当世:“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
名当世”,“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
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然嗣与彪的思想属
性,则大异其趣:
1,伯父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生(谭)欲借其书,嗣报
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
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遲于一丘,则天
下不易其乐,不绞ト酥瑁积M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
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繫名声之勒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
之极挚:既繫層谑澜桃樱斡么蟮牢匝R课粲醒Р接诤φ撸吹
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
如此。”
2。 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此所谓“圣人之道”,可分雨点:
其一,在王莽失败,群雄逐鹿之际,从符瑞迷信的宿命论观点,力说刘氏正
统不可动摇。他在王命论说:“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盖在高祖,
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徵应,四曰宽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孕)
高祖而萝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是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
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压其气,吕后望雲而知所处;
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
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厭斯位,
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
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铖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
超然远覧,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覬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
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此种拥汉思想的神学性,初不亚于董仲舒。其二,在儒学正宗时代,据儒家
观点攻击司马氏史学思想的异端性。其后传略论(见本传)说,“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
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采经
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见为功,论议浅
而不笃。其论术学,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经仁义而羞贫穷,道游
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仿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
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
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
曲,条例不经。”在这里,所谓“条例不经”,只指出了“进项羽陈涉而黜
淮南衡山”,至于迁之进孔子而黜墨子,则不在此例;其为正宗观点,其正
宗思想之“细意委曲”在乎拥汉,已昭然若揭。而此种史学,正是“班司同
异”的核心。
据上可知: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
渊源。从班壹“以财雄边”,到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及其定襄太
守任中收捕盗贼的“杰作”,再到班超之西域冒险与劫杀,更到作为班固繫
狱致死主因的“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都是七世祖传的豪强铁证。所
谓“固不教学诸子”,则是旧日史家的误断。从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
诵说有法,到班彪的疾恶隗嚣及王命论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观集议的“实主
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学承传,从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并“以选受诏,进
读群书”,及承“赐以秘书之副”,到班彪“继采前史遗书,旁贯异闻,作
后传数十篇”及后传略论的对司马氏史学攻击,再到班固的“除蘭台令史”,
“典校秘书”,与其断代史(汉书一百二十卷,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创著,以及班昭的续成工程,则是正宗史学的家傅。
凡此等等,皆是雨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演
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据白虎通
义看来,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延长和扩大。关于这一点,另有
专章详述,这里从略。不仅如此,班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也承袭了董仲舒
及刘氏父子滥释灾异的附会之法。这在五行志里,有明白的证据;其荒唐违
谬之处,也经刘知几驳斥。例如: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蒐
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
夫围郓。’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
二役去雩,皆非一载。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感)应,
斯嵦非乌有成说,叩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史通卷
一九五行错误篇)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退蜚于宋都,
龙交门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
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
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搆异闻,辅申他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
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损旧习新,苟出异
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同上)
“所定各目凡二十种,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又案斯志之作也,
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亦有穿鑿成文,强生异义。
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徵;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
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
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知音君子,幸为详焉。”(同上)
倘由此推理,班固应有一套神学的学术思想史论,方见其上下一贯:然
而,班固承袭了刘氏父子人文主义的传统。如众所周知,他的艺文志完全抄
袭了刘氏的别录与七略,据姚振宗考释,班固对于别录与七略不过是将作为
总最的“辑略”折入“六略”里面:其诸书,除出入省并,皆“六略”所有:
其注亦不出七略之外。总之,艺文志乃七略的节本,所谓“别录繁矣,七略
从简;七略简矣,班氏裁为儒林列传,编为艺文志,则简而又简”。(师石山
房业书七略佚文叙)
诚然,白虎通义是笔录,艺文志是抄袭;笔录或抄袭不能与刽著同视。
然而,从其裁成取舍之际,未尝不可窥得班固思想的大体。事实如前所述,
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间殊无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而
思想属性上判然两撅的两种文献,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衷主义观
点,似无可疑。而且此两大文献。所影响于后世学术思想者至深且钜,使我
们不得不着重地提出。
班固的史学与司马迁异。例如他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
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姦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
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凡此所说,是班固史迁之所以异,也是班彪
略论之笔直的学舌。班固依此清规,将陈胜从“世家”里拖出,将项羽从“本
纪”里拖出,取“以类相从”之义,而退之于“列传”:并在论赞里抄入了
贾谊过秦论。在游侠、货殖二傅的叙文里,复据“各有等差”的阶级观点,
对于司马迁的正义是非,颠之倒之。例如:将司马迁以郭解为“廉潔退让,
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换书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
罪已不容子诛矣”:将司马迁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
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换书为“四民不得杂处,欲寡而事节,
财足而不争,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等等。这样,就完成了与史记严有区别的“是非不颇缪于圣人”的正宗史学。
但是,纵令如此,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其天道观念,依然不能结合。例如
在陈胜项羽列傅论赞里,抄完贾谊以“仁义不施”为秦灭亡原因的论断以后,
接着又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已,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
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这
样承袭史记从人为得失方面寻找王朝兴亡的原因,而与五行志及白虎通义里
的神学思想,显属两种,其为折衷主义更为明显。
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
但自论相连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亦难以为讳。
在这里,我们要问:官学的正宗思想,到了两汉之际,为什么竟转入于
折衷主义?为什么像班固这样典型的正宗人物,亦竟如此呢?关于这一问
题,我们不能从思想家的思维能力优劣来说明。其最大的原因为在于两汉之
陈的社会危机。西汉自成帝以降,农民战争渐趋高潮,而以王莽时代为最高
峰,到了东汉光武末年,方告一阶段。但中古的统治者,经此震撼,虽然“宣
布图谶于天下”,愈加走上神学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来的一元神学系统之
不足以解决问题,则渐唤起学人的注意。从这时,就产生了刘向歆父子及扬
雄的二重真理观。尤其到了班固时代(公元一至九二年),桓谭及王充的异端
体系正在形成中,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暗淡无光:因而
连白虎观神学集议的主稿人(班因)也失去了对正宗的信心,变成了二重人格
的折衷主义者。
第七章 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
白虎通义这一本书,自隋书经籍志著其篇籍以来,各史记载稍有出入。
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等撰。后汉书斑固
傅称它做白虎通德论,隋书、旧唐书称它做白虎通,新唐书称它做白虎通义。
它的篇目,各史记载也不大相同。按“白虎”指汉宫白虎观,汉章帝在这里
大会经师,钦定经义,连月乃罢,后汉书章帝纪称,令群臣“作白虎议奏”,
儒林列傅序称“命史臣著为通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原来诸儒所讲说的经
义,大经都称作“议奏”,或“通德论”,经章帝最后裁决以后,史臣所撰
集的就称作“通义”,现存的白虎通义或省略“义”字的白虎通一书,当是
班固所撰集的。后汉书班固傅所谓“令固撰集其事”,即指此书。
汉代自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经义为汉治法,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
道。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为一尊的法度,首创金马门特诏的制度,显示出
封建制社会的法典的雕形。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诏诸儒讲五
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共议,上亲制临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
地方)奏议,这是封建制政权的完整的法典,可惜书佚不传了。东汉光武帝中
元四年(公元五十六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经义庸俗化,完成了国教
的形式。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
国教更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白虎观奏议”的历史意义。后汉书鲁恭传说,
东汉章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帝纪说,“诏曰:春秋于春每
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
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雅儒,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
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注引礼纬斗威仪说,“三微者
三正之始,万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三正指夏商周三代正朔
之月(周尚赤,十一月;殷尚白,十二月;夏尚黑,十三月)。这正是白虎通
义三正篇的历史证件。他诏定刑律,要咨访儒生,稽之典籍,然后作出自己
的号令,这也可以和白虎通义这一完整的法典互证。后汉书曹褒傅更显示出
皇帝制订“国宪”的消息:
“〔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兴’(按上三句话,属于会昌符,也见于汉书律历志。“九”
附会光武,“十”附会明帝,“十一”附会章帝)。尚书璇璣铃(纬
书)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按与纬书本文略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