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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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这一名称。因此，同篇说：
“庶人称匹夫匹妇者，匹，偶也，与其妻为阴阳相成主义也。
一夫一妇成一室，明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失时，无匹偶也。”
剥去礼教的外貌，揭露其中的阶级性质，这是说，自然经济之下的耕男
红（工）女的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结合关系，必须不失其时，日夜相继地
为剥削阶级（君人者）贡献剩余生产物，好像夫妇匹偶的自然结合一样。然而，
不管汉代的法律怎样用酷刑来对待匹庶，甚至白虎通义说他们“与禽兽为
伍”，因反抗贫困而起义推翻汉王朝的依然是他们。
第八章 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
第一节 王充的时代以及“正宗”与“异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
演进
王充（公元二七——○四年）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
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
反对中世妃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章太炎说他是“汉代一人”，绝
未过火。一般的“异端”思想皆与其时代的农民战争血肉相关，因而，对于
王充的研究，也不得不从此处开始。
所谓两汉，是中国中世纪史上第一个与农民战争相终始的王朝，而王充
则生于农民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此所谓两汉与农民战争相终始，就是
说两汉皆兴于农民战争而又亡于农民战争。例如：西汉兴于秦末的陈涉吴广
大起义，而亡于成哀以降郑躬苏令与漫延二十六郡国的农民大暴动：东汉兴
于王莽末年的缘林与赤眉大起义，而亡于灵献之陈的黄巾与黑山大暴动。又
据史籍记载，两汉四百年里共有百次以上的农民战争：所以说两汉与农民战
争相终始。此所谓王充生于农良战争的前浪接后浪的时期，就是说前乎王充
的王莽末年，是一个农民战争的高潮，后乎王充的安帝以降，又是一个农民
战争的高潮（自安帝至灵帝年间，在前后七十二年里，共有七十次以上的民
变）；而在王充的生年期间，从光武建武三年到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二七至
一○四年），则还有农民战争的尾声。
所谓农民战争的尾声，大部分是王充幼年时代的事。例如：光武建武三
年冯异大破赤眉，王充一岁：建武十六年以青徐幽冀四州为中心而漫延全国
的“度田”事件，从豪族引发的农民起义及其被怀柔、被分化与被消灭，王
充十四岁；建武十七年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王充十五岁：建武十九年妖
巫单臣傅传镇反，据原武，王充十七岁。此后的农民战争，通过了整个的明
章和三朝（公元五八至一○六年），史籍虽然阙少农民起义的记载，但是有流
民贫民流亡的记载。农民战争由高潮而转入于低潮，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
矛盾的发展。例如：王莽末年，南方的下江新市平林，东方的吕婆赤眉青犢
铜马，北方的王郎等，一方面是光武所利用以谋“中兴”的武力，另方面又
是米武所剿灭以定“太平”的“盗贼”：尤其对于“度田”事件，从郡国大
姓引起的农民起义，光武的政策更为毒辣而阴狠：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枢覈垦田顷亩，及户口年
纪。？？十六年？？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
下狱死。郡国大姓及兵是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
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
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敗迦斯舱兑蝗苏叱渥铮豪羲涠毫艮�
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从禽讨为效；其牧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
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捅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
使安生业。”
据此看来，光武一面将激起民变的祸首十余人“皆下狱死”，从为和缓
怀柔的处置，一面又实行了“以盗杀盗”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捕盗竞赛
办法，恩威并施，果然不愧所谓中兴名主的“杰作”！但由此一“杰作”，
农民却陷于慢性饥饿的深渊，起义的农民，变成了脱离“户口年纪”的“流
民”或失去生存条件的“贫民”。光武虽厉行内地军事屯田和以公田假贫民
的政策，但从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起，到和帝元兴元年止（公元五三至一０五
年），对于“鳏寡孤独笃癃无家不能自存”的贫民，禀赐食粮的诏书，凡二十
六见，其对于“灾民”“流民”特许免税采捕于山林池泽，并“贷种粮”“雇
犁牛”的诏书，屡次颁布。最足以表现当时农民生活的痛苦的，莫如下列几
次的诏书：
一、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诏：“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
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过止官亭，无
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遣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后汉书卷三本纪）
二、同年月诏：“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
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同上）
三、元和元年二月诏：“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
二千石不轻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
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
还本乡者，勿禁。”（同上）
四、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
戾，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书卷四本纪）
五、同年月诏：“去年秋麦人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
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
有以益之，而是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
犯者，二千石先坐。”（同上）
六、同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
者。”三月诏：“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
氏流离，困于道路，朕？？救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
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
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同上）
这六次诏书的语气，虽采取了官家的惠政形式，而农民生活上所遭遇的
痛苦之深，已可一览无余。于此，我们要特别指出：农民战争尾声的悲剧，
对于王充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于尾声而后的流民活动，在农民战争史上，只
是东汉安帝以降第二个高潮的准备。这对于王充，即对于“贫无一亩庇身”，
“贱无斗石之秩”的代表“微贱”阶级的“异端”思想家更是惊心动魄的血
淋淋的现实。例如：在论衡的明雩篇所谓“建初孟季，北州速早”；在宣汉
篇所谓“岁遭气运，谷颇不登”，皆指此时此事。对作篇更说：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
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
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滴饮酒，盗贼不绝，
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这可见处于流亡状态的农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关心，他的“酒
论”虽然不是贫乏的关键处，但农民贫困问题引起了他的同情，从而也反映
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里面。
王充的时代，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和统制政策变本加厉的时
代。此所谓变本加厉，即已经由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子学，独尊大艺之科、
孔子之术，变而为东汉光武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已经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
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神权思想的御用。前者
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远在王充百年以前；后者的发生，也在前于
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际，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则为王充
壮年时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岁）的现实。两汉“正宗”思想的表现形式
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上则同为有神论世界观向荒唐无稽处愈陷愈深；“正宗”
思想之无止境的向下堕落，则由于统治的王朝，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自觉到不能在健康理性里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而不得不从天人感应的神学
里，甚至从低级迷信的图谶里来寻求其统治农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钦
定经今文学为“正宗”，与当时的“山东群盗大起”自有其照应的关系；光
武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也与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以及两次的“妖巫”大
起有其联系。此即是说，两汉的“正宗”思想都负有反对农民战争而为汉代
统治阶级辩护的宣传侄务，都是王朝御用之以对抗农民战争的奴婢思想。由
于被敌对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对命题作用所推动，灭秦而王天下的汉代，不得
不在内藏法术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骗而定儒学为国教；
又由于反对农民战争，不得不假途于神学及迷信，以为统治阶级辩护。于是，
汉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学（孔子思想）的道路。关于此点，
章太炎曾说：
“孔子之在周末，与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尝不竭情称颂，
然皆？？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
经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
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
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梦政
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
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
以无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
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与“正宗”思想的堕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统制也愈加严厉。到了光武
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异端”一词开始获得了新的语义（其原义详见本
书第一卷第七章），而与叛道的“邪说”可以互驯。例如，博士范升，上疏指
费氏易与左氏春秋为“异端”，极言不应立博士（后汉书卷六六本传），此即
为“异端”与“邪说”同义的开始。这一语义的转化，无疑地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长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着统制的道路终
于僵化了古代逻辑思想里的矛盾律，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在西周“皆
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于一尊的先王仪范，把“离
于”正宗，“不原于一”而“裂”道术为多元并存的“异端竞进”（范升语）
的思想自由发展，遂武断成了“叛道”的别名。在这里，古语的“异端”便
不得不变为“邪说”的同义语。汉儒注论语“异端”，以“善道有统，故殊
途而同归”为理由，而认定“异端不同归也”，这种看法，正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时代的特定产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断论里，绝不可能有此逻辑。但是，
这样的逻辑，恰是王充所要冲决的桎梏，在以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的东
汉，他敢于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帜，不但问孔刺孟，而且对于“正宗”的全盘
思想，“订其真伪，辨其虚实”，而揭发其“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欺骗
本质。毫无疑义地这是对于思想统制的英勇的抗争，是对于“正宗”的大胆
的反击。仅就他在武帝以来一统“法度”之外，独立地创成一家之言而论，
也可以看出他的斗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端绪。
复次，“异端”之名虽起于东汉初叶，而反抗思想统制，自贰于“正宗”
的“异端思想”，则自武帝以来未尝中断，远之如汉代司马迁的反抗思想，
次之为桓宽监铁论的暴露思想，最后为通贯两汉的经古文学派反今文“正宗”
的积极传统，都具备着鲜明的“异端”色彩。此事有关于王充的思想渊源，
茲更分别说朋于下：
第一，王充对司马迁的赞扬将在后面详说，他对桓宽有这样的赞语：“两
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桓宽之监铁论？？之类
也。”（案书篇）至于他宗左氏而不宗公羊，是古文而非今文，自刘光汉以来
已成定论。所余的问题则为：王充为什么具有一般的经古文学的性格及其对
经今文学斗争的思想。关于此事，我们认为，这是依据着一般中世纪思想史
上“正宗”与“异端”之争。但这不是说凡经今古文学之争都是这样，相反
地，后来经今古文之争的外表虽表现为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争论的实质则为
在中世纪王权的思想统制夹缝里争取合法的地位。
第二，汉代的经古文学家，由于“经学偶像”的约束，有着种种的缺点。
例如，只敢准诸神圣的教条以争思想的“邪正”，而不敢本之客观的事理以
争思想的“是非”，只以取得“正宗”博士官的合法地位为满足，而没有否
定现实黑暗的变革思想；及其未流，更不惜推演谶纬及其天人感应之说，以
求容媚于王权，丧失了自别于论敌（经今文学家）的理论特点。然而，统观大
体，两汉思想史上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仍然具有着中古“正宗”与“异端”
相争的意味，仍然表现着“正宗”与“异端”相对立的基本特征；这一相互
訾应的进程，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出发，终于循着由量变质的原理，导出了经
学自己的炸裂，王充公然从道家的世界观上批判了整个的儒家，从而更明确
地显示出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具发展
规律。
最后，除了一般的经古文学的传统为王充所承借所发展而外，在王莽与
光武之际，尚有郑兴、尹敏与桓谭等“非毁俗儒”“尤好舌学”的反谶纬思
想，这对于王充尤有直接的影响与启示。茲分别言
其生乎行事与思想概略如下：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是从今文派转人古文派的经学家。
所以范书本传说他“少学公羊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