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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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是从今文派转人古文派的经学家。
所以范书本传说他“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傅，遂积精深思，通达其
旨”。在王莽天凤年间，刘歆美其才，“使撰条例章句驯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为长史合。光武建武六年，为太中大夫；九年，坐“私买奴婢”，
出为莲勺令，旋去任卒于家。
郑兴的学术，据本博所记：“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是于历数，自杜
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达自传其父业，故
有郑贾之学。”东汉初叶的古文学派，如前所述，多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郑兴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他上疏说：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夫国无善政则谪见，
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今
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
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
福也。”（后汉书卷六六本传）
似此，以日食天降谪咎，欲人君反政，与令文家的思想殊无二致。但郑
兴的思想仍有矛盾。此矛盾表现于他主张有神论而不信谶纬说。本传说：
“帝（光武）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
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
‘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
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兴去莲勺后，遂不
复仕。？？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
生于谶纬“正宗”统洽的王朝而自称“臣不为谶”，明为“异端”思想。
至于他的思想的自相矛盾，与他在皇帝面前不敢自认“非谶”，则是东汉“异
端”思想初期阶段的性儒表现。但从他“三公速辟不肯应”的消极不合作与
“以不善谶故不能任”的被黜斥看来，已经说明了“异端”思想的悲剧运命。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
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后三迁
长陵会。尹敏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
庄周惠施之相得。水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善于敏，敏坐系免官；
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尹敏的思想态度略同于郑兴，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建武二年他曾
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但也不信图谶。本传记：
“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
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
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
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从此沈滞。”（后汉书卷一九上）
尹敏的“异端”思想，表现出对于神学的讽刺，与郑兴以“逊辞”获免
的态度，形式虽有不同，然也不免于“从此沈滞”。尤其永平五年因友人周
虑事件入狱，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比，何谓（刘■校：“谓”
当作“为”）察察而遇斯患乎！”此寥寥数语，已经活现出了初期“异端”的
悲剧。
综观郑兴与尹敏的思想成就，均颇贫乏，只不过对于王室御用的神学“正
宗”显示出了若干的离心倾向。但对于“正宗”的离心力的出现，则正是“异
端”思想的初步；其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不能因其量少而降低。此一新的思想
趋势，在桓谭那里，可以看出较为展开的成就。
桓谭（字君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对天文学更有研究，主谭
天说；又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
疑义；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
位不过郎。新莽之际，儒者莫不称引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光
武朝，官给事中，后以反对谶纬，光武目为非圣无法，将下处斩，谭叩头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病卒于道，时年七十余。著
有新论二十九篇。
桓谭的新论已佚，章怀太子后汉书桓谭传注中还保存了新论的全部篇
目：
“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徽，六谴非，
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
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
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
这一论著，就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辨惑等篇目看来，显然富有火
药气味，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明白地揭出这一论著的战斗性与批判性：
“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
莫不证定。”（超奇篇）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
得实矣。”（定贤篇）
这种辩昭然否、证定虚妄伪饰之辞的议论，虽因全书已佚而无可详征，
但我们仍可从残存的材料中窥见其断片。
“余与刘子骏言养性无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杀人药，、
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藤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
生也。譬若巴豆毒鱼，誉石贼鼠，桂书獭，杏核杀猪，天非故为作
也’。”（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药部）
这里提出的“天非故为作”，实是反对神学目的论的重要命题，其意即
为万物自生，而非“天”所故生。这一命题中所表现的哲学观点和王充是很
接近的。我们再结合下一条材料来看：
“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震
霹雳起，原夫天岂独右此鸟？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太平御览卷
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据此，桓谭显然是否定“天”有独右鹳鸟的意志，认为雷震霹雳起与杀
取鹳鸟二事的同时发生，不过是事之偶合，不足以证明天意使之然，这些观
点，都表明桓谭是倾向唯物主义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我到桓谭反对神仙方
术的一些断片：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
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然犹朽蠹，人虽愿爱养，何能使不
衰？’”（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
“余与刘伯师夜坐，灯中脂炷爋秃将灭，余谓伯师曰：‘人衰
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师曰：‘人衰老应自续。’余曰：‘益性可
使白发更生黑，至寿极亦死耳！’”（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天部）“曲
阳侯近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却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
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余应曰：‘谁为人与龟
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意林卷三）
这些对长生却老之说的诘辩，虽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却表现了健康的
理性推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桓谭的政治思想，据本传（后汉书卷五十八）所载陈时政所宜疏来看，大
体为儒家思想，而以抑商贾防兼并为其方略。例如：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指汉高祖）禁人二
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
多放钱货，中家弟子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
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
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
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人多而地力尽
矣。”
今按，重农抑商，乃是汉代儒家所主张的传统政策，桓谭此意，本无甚
新见；惟其反对高利贷，反对不耕而食者的淫靡奢侈，则颇有批评的精神。
此外，桓谭对于东汉初叶的立法司法，也多指摘，，例如：
“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
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
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
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明申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
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如常二等，不得雇
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
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
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
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综计桓谭的批评，不能说有多大的新义，但其着眼所在，皆现实性的问
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委诸于人力；比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时代，颇
有积极意义。
桓谭所持素朴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与其“尤好古学”“而熹非毁俗儒”
的批评态度，是有关联的；此在取媚于统治阶级的俗儒当涂，多见排抵的桓
谭，似多少自觉了悲剧命运的不可幸免；所以疏里曾说：“贾谊以才逐而晁
错以智死，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桓谭所非毁的俗儒，即是当时朝野共信的图谶伎数之士。所以本传曾载
光武信谶，多以决嫌疑，谭复上疏说：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
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
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
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食邪诖误人主，焉可不 抑远之哉？臣
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木，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
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
意，屏群小之曲说，远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似此，桓谭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
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
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
的看法。然而，只此一点常识的看法，已经被专制帝王目为“非圣无法”的
异端：以七十老人，至于“叩头流血良久”，暂时幸免于斩死。
如前所述，东汉初叶的“异端”多出于经古文学的左派，其右派的代表
如贾达等，则已投降了谶纬的“正宗”以致贵显。光武时代的思想统制，与
西汉武帝时代相较，已经更为严厉而黑暗，所以“异端”思想无不带有鲜明
的悲剧气质。范书（卷六六）的贾达传论：
“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
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按此处应增人“尹敏以不信谶系
免”一语），贾达能附会文教（按此谓其引左氏明汉为尧后），最差贵
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兴尹敏无著作，其影响于王充者不可考按。而桓谭新论（亡轶于南宋，
沈阳孙冯异所辑桓子新论一卷非本书），则论衡的超奇、佚文、定贤、案书、
对作等篇，曾称述八次之多，全为褒词，甚至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
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超讶篇），足见王充受他的影响是深刻
的。
第二节 王充思想的社会根源与理论根源
在上节我们已经说过，王充的时代特征，就政治上说是农民战争的低潮
期与农民生活的慢性饥饿期，同时又是农民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准备期；就思
想上说是“正宗”思想由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黑暗期，同时又是“异端”
思想由反今文到反谶纬的形成期。从阶级斗争到思想斗争都在深刻发展着。
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斗争的素朴而天真的性格，另方面又是“正
宗”的反对者与“异端”的综公者，从而导出了他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
但是，为要理解王充所以走上了“异端”道路的具体情况，尚需对其出身家
世，所遭逢的境遇，更重要的需对其所从出发的阶级立场与所从学习的思想
经历、理论根源等事，分别加以研究。
据论衡自纪篇与后汉书（卷七九）本传所载：
第一，王充的家世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他有着“任侠”的传统。自纪篇
云：“世祖勇任气，卒质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今世扰乱，
恐为怨仇所禽，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安稽，留钱塘县，？？生子二人，畏
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敝蒙诵在钱塘，勇势凌
人，未（卒）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按此段自纪，前人颇多
误解，如四摩总目提要、十七史商榷、史通序传篇、惠陈后汉书王充传补注、
及钱大昕养新录等书，皆斥王充为“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这都是
封建学者的诬蔑！此因墨侠在汉代深人民间，惭与农民战争汇合，任气所注，
私结怨仇，子孙相报，蔚为风尚，官法亦不能禁（参照王褒集僮约注）。所谓
“侠以武犯禁”，至汉而益烈；前节所引桓谭疏陈时政所宜，即指此事。是
知王充所纪其祖父的勇势任气性行，乃是实录其家世的墨侠精神，绝不能说
对于他的祖先有所诋毁。否则，本传“乡里称孝”一语，即不可解。且自纪
篇为王充大十四岁时作品（抱朴子自叙篇），于四年前充亦曾“徙家辟（难）”（见
自纪篇），以遭遇及情理推度，与其指为诋毁，毋宁视为以任侠自负。其二是
他的世代微贱及劳动。自纪篇述及他先祖以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
卒国绝而后，即“以农桑为业”；他祖父汎徒家避难，就是“举家担载”；
留钱塘县后，更“以贾贩为事”。此在汉代学人里，实为罕见！一般的讲来，
汉代思想家，多出家学渊源；如司马谈迁父子，刘向歆父子，班彪固父子，
乃至贾徽达父子等，皆世代贵显，家学傅承；未有如王充以微贱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