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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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此同时，一切教育，本质上也带有神学的性质。在牧师手里，政治和
法律，与其他学问一样，不过是神学的体系的一个构成部门罢了，并且也是
依照着神学上所得出的原则来处理的。教会的教义，同时是政治上的公理；
圣经的文句，在无论哪一个法院，都有着法律的效力。试把这样情况和两汉
经学思想比较一下，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皮
锡瑞经学历史），几乎无施不可。甚至从宣帝至章帝，把经学当成国教，“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
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于是经学
便以所谓“国宪”的形式固定化起来。如果说，两汉正宗思想与西欧的有所
不同，那只是前者挂着经学的招牌，换句话说，它是经师神父化，皇帝教皇
化而已。由此可见，经学形式之所以为帝王服务并不是偶然的；而经学内部
发生那种相互以异教徒来攻齿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节 经今古文学正解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经”、“经学”、“今文”、“古文”等几个名
词的涵义。
第一，什么叫做“经”？说文：“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圣声。”
这是“经”字的原始的意义。后来“无学”的“经”字的意义即从此出。释
名说：“经，经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径”训“经”，当
在训“经”为“常”之后，观其末语“可常用也”可知。
关于诗书等古书籍称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
一、章太炎以为“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故谓“经者编丝缀属
之称”。他说：
“余以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世人以经为常，从传
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驯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
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
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
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二、刘申叔引说文所释，以为“古人见经之多文言”，故“假治丝之义
而锡以六经之名”。他说：
“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
组织之义。？？六书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
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
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
以与鄙祠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
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刘申叔遗书经学教
科书第二课）章太炎刘申叔都是经古文学者，但经今文学者如：
三、皮锡瑞则以为：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
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而六艺之所以被尊为大经，乃因孔子的删定：
“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檮
机，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
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同上）至于一经孔子删定便成为经，
其原因在于：
“孔于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
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
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
为十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同上）
四、史学家章学诚则承认“六经皆史”，以为“因传而有比之名”：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
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
“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且、
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
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
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
子而立父之号矣。”（文史通义经解上）
由上引诸说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概念：（一）经这个名词原起
子丝织时用以称纵丝，说文的定义，正得其解。（二）古书用竹木简写定，编
缀成册，必用丝书（所谓“草编”）；因丝书之于书籍，恰像丝丝之于布帛，
没有它，纬和简便无所附丽，故古书也取得“经”名（章太炎说）。（三）古老
学在官府，春秋本是鲁史，故用“二尺四寸”的是筒，“传”“论”发生于
“学术下庶人”之后，为了使用方便，尺寸都比官书缩短。至谓传、论用知
简以示谦遥，则为“尊经”以后的思想。所谓“因傅而有经之名”的说法，
未必合于史实。因为战国末期已有“经”和“说”（墨子）或“经”和“解”（管
子）之对待名词，大抵先有经而后有传，甚或同时写定，例如韩非子内外储说
之提纲部分名经，申说部分为传。可见先秦已经有这种体裁，并不是到了传
记盛行之后才生起的。
经的起原虽在战国之季，但经被尊崇，则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所
以，同谓之经，其实际的意义是彼此不同的。换句话说，经学形式的固定是
从汉代开始的，它一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术的支配形式。正因为耙经的地
位抬得高了，后来便由五经增至七经九经，又由九经增至十三经，把本来是
“论”、“传”、“子”的东西都拉进去了。这是后话。在两汉闹经今古文
学之争的时代，还只有五经（白虎通义有五经篇）。
第二，今文和古文的区别。今古文之“文”，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
叙说：“会颉这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文与字的这种区别，是就“小
学”（文字学）上说的；但在一般用语，则或以文概字，如谓“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固下限于狭义的“文”：或则以字概文，如谓“一
字之褒，荣于华衰”（范宁榖梁传集解序），固不限于狭义的“字”：或则泛
指支章而言，如稍“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皮锡瑞经学
历史），即不指单文隻宇而指文和字所构成的文辞：而一般对于“语言”而言，
则谓之“文字”。由此可见，“文”这个名词，实包含有初文、孳乳的宇以
及用它们为工具而连缀组成成功的文章等意义：同时又必有“其事其义”以
为其连缀组成的内容。因此，经今古文学之争决不限于所用以写定的文字，
而史实也已证明了它们一连串的斗争确不限于单纯的文字。
但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今文”和“古文”，第一，指汉代所谓五经所
赖以表现的工具——文字，第二，指经今古文学家所以争执的经的内容，即
双方所主的经说。
现在先说所谓今文和古文的第一个意义——即作为工具的文字。经学历
史的著者皮锡瑞（今文学者）以为“今文”是隶书，“古文”是籀文。他说：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
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
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
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
者也。凡文宇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话慎谓孔子写定六经，
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从授生徒，
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能儒林列传云：‘孔氏
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讀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支字而言。而
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
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衡宏贾逵马融
又遞为增补，风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揭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
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
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
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认为“今古文所以分”，由于“文字不同”，“说解亦异”，二者
平列，未分轻重。其实，经今古文学之争，除了“禄利之路”的关系，“说
解”相异，更为重要。至于“文字不同”，前人早已致疑（如段玉载王念孙），
而说得明白晓畅的，莫过于龚定盒。他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
丈讀之，傅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令支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
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讀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
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当系指其原文——引者按）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
之徒讀之，一为孔安国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后，皆今文矣。
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仕翻译，一
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
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
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
古文故；然而译语者未曾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讀尚书者
不曰以今文讀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宇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
可求索也。”（龚自珍太誓答问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由此可见，今古文字不同，并不足为经今古文学的区别，因而它也不能
成为今古文学相争的主要原因（所谓“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也不合史
实）。重要的还在于“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但所谓古文，也并不是什么
籀书，而是战国时东土的文字：这一层不但皮氏所说有误，就是龚氏也只能
统地说为古文，未尝明白说明它是怎样的古文：直至王国维方始作出近真的
答案。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说文解字叙中语—
—引者按）。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
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
文字。何则？许氏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
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
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
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观堂集林）
王氏这里指出了“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
殊”，殊为有见；其结论具见于其所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而论
据则在他的史籀篇疏证序，茲摘引如下：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
器遣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爱历博学三
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
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
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
秦文，即篆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爱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
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
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
国时东西二上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
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
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
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
得行用。？？故自奏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磨，故谓之古文。此语
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
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其次，王氏又从近世所出的六国兵器、货币、印玺、陶器，与魏石经及说文
所出之壁中古文比较研究，证明“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另成一个系统。
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
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
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譌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
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其文
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他明白地肯定了“此四种文字（按指兵器等文字——引者）自为一系，又与昔
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并说明它们之所以不同于“西土”文学的缘故：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
者，地不同也。其为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
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
儿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氏虽于战国东西二上文字不同及东上文字与所谓壁中书别成一个系
统，有所发见：但正如钱玄同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