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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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
露其爽。”（同上）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同上）
题目最奇巧的运用，是对多土山川宫阙的嗼赏。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
名门豪族的人物品题的扩大与延是。① 例证甚多，择举其一：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
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日曰：‘遥望層城，丹霞如楼。’
桓即赏以二婢。”（世说新话言语第二）
以上我们论述的范围，越出汉末，下侵魏晋，所举例证，也多用于魏晋
回代的。但这是有理由的。第一，品题的风气，虽滥濫于汉代，而盛行则在
魏晋时代，为穷源竟委计，我们需要这样做；第二，品题的风气，其作用与
内容，涉及汉末的材料不太丰富，一些零碎的材料，虽足以表见端绪，仍觉
不够，非由流衍以逆窥本源，不足以获得更圆融完足的比较。
汉末的人物品题，或说是人伦风鉴，其中重要人物是郭泰符融许劭等人，
特别是郭秦最负盛名，这已在第二节太学生的浮华交会中，有了较详细的说
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比郭泰更早，有知人之鉴的，似可以举出荀淑来。在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李元礼叹荀淑锺皓条，李说：“荀君清识难尚”（后汉书淑
本传语同），注引先贤行状说，淑所拔韦褐牧之中，执案刀笔之吏，皆为英彦。
后汉书本传载，“州里称其知人”，则所谓清识，实指风鉴而言。本传又说：
“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谰宗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荀
淑当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
（三）清议
上面我们已经指明风谣题目（称号）是反宦官的豪族地主阶级集团的封建
性的“公”认的结晶。但这也正是当时之所谓清议。发生于乡党、郡国、以
至京师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标榜与品藻，正是中世纪清议的一种结晶方式的
表现。无论是由于“时人之语”，“时人之论”，或由于善风鉴者的一言论
定，风谣与题目，正代表着中世纪名门豪族的一种“公论”。这种“公论”
并没有什么广大的社会性，仅发生于名门宾客之间，郭泰与符融是李膺的宾
客，甘陵南北部党人是周福与房植的宾客，他们都是“公论”的主持者。甘
陵南北部的党人之议，取舍相反，倍谲不同，两方面都以“公论”标榜自己。
推而论之，当时的各种豪族集团，也都自有其宾客，自有其“公论”。这种
宾客，大都是门生故吏之流，因此“公论”的是非代表着豪族地主的阶极性。
这种“公论”只能是一种地望或名望的标志。由豪门世家的两家宾客，互相
讥揣而构成的甘陵南北部党人之议，是名门豪族的宾客的公论的最标本的例
子。
把这样身份性地主阶级的狭义的“公论”称为清议，是当时名门豪族的
宾客高自位置的一种虚矫表现。实际上，这种清议，清到什么程度，是很可
憐的。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名宾篇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
又卷十五审举篇引汉末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
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则清议之为清，也还是其濁如泥的。抱
朴子所说的，虽指灵献之时，但即在灵献以前，也并无二致。
风谣的题目是清议的结晶表现。把议论意见结晶于极简约经济的几个字
之中，实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但在政治斗争，面对面作战的场合，要驳
倒论敌，取得胜利，仍需要长篇大论的议论。因此，我们有再研究一下当时
政论的实际内容的必要。这种政论，主要的是一些奏疏与牋记。我们认为这
种政论，才是清议最主要的部分。如果不把这种政论作为清议来看，我们便
无法了解所谓清议的真实意义与作用究竟怎样，清议将成为完全悬空的玩意
儿了。
汉末的政论，其是非标准，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这就是说，论客之立
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仍有其共同性。那末什么是当时政论的普
遍的理论依据呢？
综合当时的政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纲常名教，或者说是
宗教，风教。纲常名教以及宗教的理论渊源是白虎通义一书，这是杂揉了儒
学法术阴阳方士之说于一炉而加以冶铸的一部中世纪经典，自汉章帝以后，
一直统治着东汉人的头脑。白虎通义的著作，其用意表面上是决五经同异，
是正经义，实际上是要使庞杂的东汉论壇得到统一，使汉法度的森严在理论
上获得坚强的统一的基础。要知道东汉人的“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圣人，是
怎样的一位圣人呢？那就是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于白
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而“亲称制临决”的东汉孝章皇帝。白虎通义，便在他
的直接指挥下面，由班固等偏写成功的。从此，解经决事，便一准此书。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汉末纷纭的论壇，才能把握其基本的特色，而理
出一个清晰的条理来。
汉末的论壇所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有四个：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
第二，是征讨羌人问题：第三，是经济破产问题，第四，是外戚宦官干政问
题。这四个问题，充分地反映出东汉王朝至深且重的复亡危机。
农民起义问题。东汉末年频发的农民暴动，是东汉王朝致命的打击。在
中世纪农民的愚昧状态下，农民起义是用巫教的迷信力量团结起来的。给予
东汉王朝以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的黄巾，其“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
是当时最有力的号召。他们是以太平清领道作为思想行动上的指挥的。后汉
书卷六十下襄楷传：“初顺帝时，瑯琊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
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
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祟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楷传又载，桓帝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说，“臣前上瑯琊宫崇受于吉神
书，不合明听。”注：“于，姓；吉，名也。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
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楷又说：“天子事天不
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
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
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可知黄巾的渊源是很早
的。太平清领书虽由御用的方士宫祟襄楷之流，极力推荐，而一度走上了朝
廷，但终于成为禁书。可是农民生活的贫困是严重的事实，巫教既未被方士
所出卖成功，则其在农民中的作用自然大大地发挥起来。张角利用了太平清
领道的力量，发展了三十六方的农民组织，这就是黄巾的基本队伍。
东汉的政论，对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是非常害怕的。东汉名将皇甫规在对
策中说：“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者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指梁冀梁不
疑）操楫乾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
可不慎乎？”这就是有名的“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理论。（伪孔子家语有
此语）荀悦申鉴也提出了这个理论。同时，太学生刘陶上疏说：“帝非民不立，
戾非帝不宁，？？帝之与民，犹首之与足，相须而行，混同一体，自然之势
也。臣窃观之，今玄象错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并兴，胤嗣仍绝，
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废，商辛以斯而丧，若不悔悟恐惧，将无及矣。”（后
汉纪卷二十一元寿元年纪）他们把人民与政权（君）的关系，比喻作水之与舟，
足之与首，把地下的阶级斗争，从天上的神的谴告取得精神的解嘲，这些都
是从封建制社会君民上下的名分观念和神学的麻醉剂出发，其欺骗性，不足
为训，可是这种对于民变危机的警惕，确反映着对人民力量的一定的认识。
农民起义，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一派主张发兵去硬打，一派主张用政
治手段去软化。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传：
“零陵桂阳山贼为害，么卿议遣将讨之。？？藩上疏驳之曰：
‘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尺，亦
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其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
府，隐覆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
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
息矣’。”
把民变问题，单纯地了解作官吏贪虐侵暴的结果，轻轻掩蔽了封建制社
会的阶级的基本矛盾以及超经济剥削的罪恶，是没有触摸到问题的核心的，
因此，即令陈蕃的主张竟得实现，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的。然而在后汉纪中，
却记载了张纲平“贼”的奇迹，作为一切陈蕃式的主张好像取得有效的佐证，
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于那种软化的办法了。后汉纪卷十九汉安元年纪：
“广陵贼张婴杀刺史二千石，（梁）冀以纲为广陵太守。？？前
太守往，辄多请兵，及纲受拜，诏问当须兵几何，对曰：‘无用兵
为。’遂单车之官，径诣婴垒门。婴大惊，剧走，闭垒。纲又于门
外罢遣吏兵，独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喻其长老素为婴所信者，请
与相见，问以本变。因示以韶恩，使还婴，婴见纲推诚，即出见纲。
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札毕，乃喻之曰：‘前后二千石，多非其
人，杜塞国恩，肆其私求。乡郡远，天子不能朝问之也，故民相聚
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为之者，又非义也。忠臣不亏君以求
荣，孝子不捐父以求富。天子仁圣，欲文德以来之，故使太守来，
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也。今诚转祸为福。若闻义不服，天子
赫然发怒，大兵云合，岂不危乎。今不料强弱，非明也。弃福取祸，
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无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
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祸祸之机也，宜深计其利害。’婴
闻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数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
故遂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须臾耳。明府
仁及草木，乃婴等更生之泽也。愚戆自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
免孥戮也。’纲曰：‘岂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当
相显以爵位，何祸戮之有？’婴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领，以就
农亩，则抱戴没齿，爵位非望也。’婴虽为大贼，起于狂暴，自分
必及祸，得纲言，曠若开明。乃辞还营，明日，遂将所部万余人，
与妻子面缚谒纲。纲悉释缚慰纲，单车将婴入营，置酒为乐，大会
月余，抚循以意，莫不委心。谓婴曰：‘卿诸人积年为害，一旦解
散，方垂荡然，当条名上，必受封赏。’婴曰：‘乞归故业，不愿
复从秽名汗明时也。’纲以其至诚，乃各从其意，亲悉为安处居宅，
子弟欲为吏者听之，不欲不强。为吏则随才任职，为民则劝以农桑，
四业并兴，南州晏然。论纲功当封，为（梁）冀所遏绝，故不侯。天
子美其功，征用之，疾病卒官，时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婴等三百
余人，皆衰杖送丧，同哀考妣。”
这是统治阶级所排演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封建政治下的一个奇幻的
插曲。不论张婴的投降是由于什么一种动机，照理来推，事情的解决，不可
能采取这样一个轻松的结局的。这无非夸饰一下陈蕃式的主张，好像是有实
现可能的，显示出在他们的主观上，有那么辉煌的幻想而已。
陈蕃解决民变问题的主张，是两汉时代一种颇为流行的主张，依照汉宣
帝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就是开明的封建
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在阳嘉元年地主阶级的温和的反对派左雄
的上疏中，更有一套完密的理论。后汉纪卷十八，左雄上疏说：
“臣闻柔远能迩，莫大宁民，宁民之务，莫重用贤。是以皇繇
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昔三代垂统，封建侯伯，
世位亲亲，民用和睦，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
郡县设令，封豕黎民。大汉受命，蠲其苛政，宽以三章，抚以因循，
至于文景，天下康复，诚由玄靖渊嘿，使万民不扰也。宣帝兴于侧
陋，知世所疾，综名核实，赏罚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辄亲见问之，
观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质其言。常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愁者，
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共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
下不安业，民知不久，划诈以求过。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辄以玺书
勉励，增秩赐金，爵至封侯，公卿时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
职，民安其业。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汉元至今，三百余
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共残。列城百里，转动
烦救，以杀害为贤，以循理为劣，从聚敛为办，以修己为弱。髡钳
之戮，生于睚眦：复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税之如狼。监
司相望，旦非不举。观政于亭传，责成于耳目，言善不称德，论功
不核实。虚诞者获祐，束修者见黜，或因罪而致高，或处危以成名。
所以天灾屡降，治道未宁。皆由于此也。臣愚从为长吏理续有显效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王制，锢
之终身，虽赦令不在齿列。必竞修善政，亲抚百姓，率土之民，各
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在东汉末年，张纲陈蕃等的“政平吏良”的宁民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现实
的意义的，因为在宦官乱政的局面下，唯有这种开明的官僚政治主张，才对官僚
群的强宗豪族最有利，才是排除宦官势力、保持本身地位的好办法。然而新兴的
阉寺群是不答应的，他们要用大兵去剿。不过要了解，无论两者的主张有怎样的
不同，在基本的要求上还是一致的，就是都要求把农民弄得服服贴贴，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