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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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如大海，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十二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一九三三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五个月内体重猛减七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四十六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藉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二十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四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百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知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豪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邃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外”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上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伯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仅仅是完成一次命名。
五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叛徒”。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讯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烧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因此，他像猫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的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讯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讯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讯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讯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讯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者——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傀儡“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讯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讯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四滢、苏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国民党之后，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刽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他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鲁讯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鲁讯的命运。秋白说过，鲁讯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国葬。那长长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讯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
许广平说，鲁讯“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讯“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土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十四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四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十岁的生日。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十八岁；刘肇，十岁；刘隆，三个月；刘祜，十三岁；刘懿，八个月；刘保，十一岁；刘炳，两岁；刘缵，八岁；刘志，十五岁；刘宏，十三岁；刘辩，十七岁；刘协，九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十八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百分之九十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三个月或八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
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根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杜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僵卧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戚的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事。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八十多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