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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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用电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了。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怆，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曦中仿佛看见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猝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少年气盛说文章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春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诸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读。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分重了，但有水分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事，“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跟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有“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事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事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事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了《续话》、《三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爱玲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清供有三样：大老玉米一穗，香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老喜欢给别人写序言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文如白开水。我并没有侮辱季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季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必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了，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季老，我是打心底是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季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季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才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算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三种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只有第一种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瑾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五十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笔》、《热风》和《坟》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戕！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遇春的文章？
三十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斫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事，在幻想中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事，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就行了，空间仄逼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然而少年们并没有获得茁壮成长的广阔天地。轻狂、外露、片面、幼稚、偏激……太多的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偈语，任你孙猴子有三头六臂，也得老老实实地呆着。老人们开专栏出集子，“一条龙”的生产线，不费半点力气。编辑、报社、出版社蜂拥而至，把门槛都踏破。随随便便写一篇关于小猫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敬敬地捧回去放在头版头条发表。而少年们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再好的文章也被扔进废纸篓里，初出茅庐者，不屑一顾！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三番五次，血也冷了，锋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发表了。
张岱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滕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八十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首，全是豆腐丝（诗）萝卜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二十六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我才二十四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扛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钊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者。”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梁遇春辈，也淹没在群羊的“哞哞”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
